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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飞:欢迎高璇、任宝茹老师来到《四味毒叔》。最近有一个热议说编剧最好不要叫编剧，我们也请了好几位老师来谈过这个话题，包括宋方金老师，比如他就提出，他说可以叫剧作嘛，也有人说叫剧作家，你们两位有没有思考过编剧这个tittle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编”一听就是胡编乱造，是不是给人一种不太好的一个引导或者暗示，你们两位想过这事儿吗？
高璇:剧作家首先我认为确实从意义上来讲更准确，但是可能导演说我们没有叫导演艺术家，演员没有叫表演艺术家。所以编剧好像就是一个职称，而不是一个对于你这个职业的一个定义，我个人是觉得所有的编剧都应该，只要优秀的，当然它还是有一个门槛，我们不能说一个并不太好的一个编剧，我们也称之为“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难把剧作家这个名称去广泛应用。
谭飞:剧作家还是一个尊称，它可能得是有一个荣誉感。
任宝茹:那如果不说“家”，比如说剧作这个词本身它就是一个剧本创作的概念，其实剧本创作，比如说一个戏，你如果出字幕说剧本谁谁谁，那不就等于是在告诉你剧本创作者是谁，但是我其实以前没想过这个事儿，说编剧这个词是有什么胡编乱造。
谭飞:最近是一个北电的老教授提起的这个话题。
任宝茹:对，是我们的电影学院的老师，王迪老师。
高璇:王迪老师是我们亲老师。
谭飞:你们亲老师，对，你们俩作为学生得谈谈看法，因为确实是他最早说这个事儿。
任宝茹:对，他是最早的。
谭飞:他好像不止一次谈过这个话题，因为在日本叫脚本嘛。
任宝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剧本，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我以前没想过，但是那天王迪老师那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也想说，好像就是，仿佛说如果说这个是写剧作谁谁谁，听上去比编剧谁谁谁更高级一些。
高璇:但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编剧内部大家怎么来讨论，我们编剧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有认知错误，或者是过于把它夸大或者是矮化，都不会，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行业内现在依然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和基本的常识，依然没有作为一个通行的准则，比如署名权的问题，比如说当然我们也承认编剧跟制作方和导演和演员的合作关系有多种多样，有不同阶段的编剧，有配合导演的，也有文本上来讲话语权比较大的，导演和演员比较尊重的，确实每个编剧是不一样的。
谭飞:对，资深编剧和稍微年轻点的编剧肯定是不一样，在剧组里的一个关系上。
高璇:对，我觉得所有的编剧要努力谋求通过作品质量的坚实，以及通过话语权的增大去影响导演，影响制作方和演员来共同捍卫你的剧本，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确实合作方式有各种各样。我们做到这个阶段，我们就希望以剧本一己之力推动平台的认知，推动平台的保驾护航，制作方和导演以及演员共同来尊重这个剧本，然后最后达成了一个你的剧本得到了一个大家共同的捍卫，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们现在在创作的过程中试图用原创剧本来推动的。
谭飞:对，确实，说到编剧这个tittle，我觉得背后的隐情就是刚才讲到的对编剧的不尊重，或者说好像自然就把编剧遗忘了是一到海报上，一到体现版权上面基本上编剧就没事了。
任宝茹:对，我觉得现实处境其实有点挺无语的，大家说话语权这个东西，谁强，谁能力更大，名气更大，好像你的话语权就更大，但实际上我觉得整个影视行业它是一个工序化的行业，你对每一个工序的创作者的尊重应该是同等的，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不是说每个工序上的人都要得到尊重就意味着你的作品好不好都要得到，这是两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尊重这件事是应该平等的，你海报上该有的，工序上该有的人都应该有。至于说创作过程当中，你说我的剧本强或弱，那强的话，它推动得就更顺利，弱的话其实是大家应该共同来把这个事情再加强，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变成说你的剧本好，你就有话语权，你的剧本不好，那连海报上也不应该有你，我觉得这是一分为二的两件事。
谭飞:对，所以王迪老师他可能说这话的背后也是希望社会更重视编剧的诉求和编剧的基本权利吧，这也是一种基本人权。
高璇:没错。
谭飞:我写的东西你不给我署名，只要合同规定的所有的版权位置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署上编剧的名。
高璇:我觉得王兴东老师这个电影文学学会也一直在推动一个海报署名权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更有推行的意义，平台也好，制作方也好，非常简单，无论你这个编剧有多少个，哪怕你一部戏有八位编剧，也请尊重每一位编剧。
谭飞:对啊，都写上去。
高璇:那一行字不会占你多大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协会和整个行业能去推动它，保护每一个编剧，大编剧不用保护署名权，但我们整个行业，保护小编剧的署名权，对他们意义重大，因为我们俩也好重视第一个署名。
任宝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说，是你对这个工序的尊重，就是你对这个位置的尊重。
谭飞:那当然。
任宝茹:你说你要规定下来说我们所有的宣传物料上只要有导演，有演员，就应该有编剧，而且编剧你作为工序，其实咱说排序上还应该放在前面。
谭飞:对，原来的老电影编剧都排第一位。
高璇:是的。
任宝茹:这应该列入一个行业规范。
谭飞:而且提的顺序都是编导演嘛。
高璇:没错。
谭飞:都是这样的。
任宝茹:至于编剧自己的修炼，你要努力把自己变成那个能够在海报上，不要被替换掉。
谭飞:那是两回事。
任宝茹:对，你的工作老是被人pass，说你这不行，你就不是那个最终实现了你的编剧作用的人，这是编剧自己应该修炼的事。
高璇:这个也要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大家以前一直在讨论过，到底你有多少工作你有署名权，它有一个规定，比如说你占了只要超过15%，你就应该署名，这是第一个，关于他的工作，并不是由制片方一家说我给你署你就署，这个是要有一个标准。
任宝茹:量化。
高璇:第二个标准，这个标准更好实行，你哪怕有十个编剧都没有关系，请你把每一个编剧的名字署上。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们俩第一部戏的第一个署名，你把我署第几都没有关系，我要那个署名，对我太重要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此简单，怎么就做不到？
谭飞:是，因为这是一种基本的一种荣誉感，包括现在为什么编剧很多转行，我觉得可能他心里感受不到那种荣誉感。
高璇:尊重。
谭飞:人家一回到老家说我是个编剧，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没看到你的名字，可是其实这些表面上小吧，其实都会影响每个人对自己职业的一种认知。
任宝茹:就是你的职业成就感。
谭飞:成就感，那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当编剧。
高璇:海报底下一大排。
谭飞:20多个演员都可以排，就不把我排进去。
高璇:你看现在连海报我就发现都有什么发行或者执行制片人，都有，然后编剧就在那个角落一点，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看见，但是对他很有意义。
谭飞:很有意义。
任宝茹:我们说编剧的名字这么占地方吗，这海报就差这一点吗。
谭飞:难道放上去就那么触目惊心吗？
任宝茹:所以体现的还是好像很自然地就把编剧忽略了。
谭飞:可能社会或者说这个行业本身对编剧的好像油然，自然而然的一种忽略，这个可能是更让人心痛的一件事儿。
高璇:对。
谭飞:我们《四味毒叔》是一直在疾呼这件事儿。
高璇:对，我就觉得你们一直在疾呼，包括海林跟方金在这方面为编剧维权，包括王兴东老师，电影文学学会，王迪老师这一次在金字奖的发言，我们都在下面，我觉得做了太多年的疾呼，但推动真的甚微，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谭飞:但还是要日拱一卒吧，还是要说啊。
任宝茹:这个不能放弃。
谭飞:当然还说到你们两位，因为你们几乎是做原创的，其实这特别难，现在加上我们知道平台还善用IP，喜欢用一些他认为有流量、有基础的东西。那么原创剧本之难两位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难在哪儿，因为当然就是一个平地起惊雷，一个地基建成高楼大厦本身就很难，还有什么其他的难吗？认知上的难？
高璇:它现在主要是一个平台评估系统对于原创剧本难上加难，因为原来只有IP，我们讲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可能更注重年轻市场，但是我们也看到视频网站迅速成长，他们在内容的补充上，现在补充上了传统文学，传统文学也出现了很多经典，也有很多编剧，包括我们并不排斥去改编优秀的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讲1/3网络文学，1/3传统文学，给原创剧本的空间可能只有1/3，而这个平台没有办法，在看到你完整剧本之前，他没有办法评估。
谭飞:对，他没把握。
高璇:没有把握，没有数据支撑。
谭飞:可能也没法跟演员说。
高璇:对，然后你写一个大纲，大家就说我要再看一看，大纲很好，那我再看5集剧本，再看10集剧本，那就要求你编剧也好，制作方也好，在这之前是冒险投入，这一点对于原创是很难的。
谭飞: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对平台的那种想法可以理解。
高璇:可以理解，我们都能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做原创，我就有一个小目标，我要拿出一个大纲和前5集剧本，我就一句话就说把你们全拍住。
谭飞:镇住。
高璇:镇住，平台看到说我要，头部导演说我导，头部演员说我来演，做到这三点，何其难也。
谭飞:但是我觉得以你们俩的级别，应该在中国可以敢这么说了吧？
高璇:我可不敢讲，因为你自己的状态有高有低，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部很好，拿出去，我做到了，但下一部如果我做不到，我必须得承认，是我自己可能判断出了问题，所以你也不能讲一个编剧，他永远都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状态高低起伏，一个编剧不可能每回都做到，所以我们也在如履薄冰，但是这个标准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如果你一个好的大纲+前5集剧本，甚至前10集剧本，在冒险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努力，拿出来之后，如果做到三方都认可，都OK，你才可以往下走，不然的话，停，就是这样。
谭飞:也不一定哈，那我很惊讶。因为其实还是有失败的概率的。
任宝茹:当然。
高璇:太高了，所以原创剧本，尤其现在在降本增效，你想想一个制作方，我给一个一线的编剧。
谭飞:稿酬也很高。
高璇:给了大纲的钱，给了前10集的钱，他可能剧本已经投入50%了，几百万扔进去。
任宝茹:这个东西吧你一定要换位思考，每当你站在不管是制片方还是平台，你就能想象这事儿，我看到一个已经写出来的小说，我没有花一分钱我看到它了，我对它有个评估了，那我再花钱，我是看好了我再花钱，你原创不是，原创是跟赌石一样的。
谭飞:对，赌玉，给你一块石头，你说里面有。
任宝茹:对吧。
高璇:他可能更多现在就是赌人，他赌编剧本人。
任宝茹:但也一样啊，你赌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好。
谭飞:对，就像你说的也有高低起伏，也不能保证每次状态都好。
任宝茹:是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原创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我们想要写什么这个板块是最难的，你站在这个起跑线上，开始跑之前，找到这条起跑线，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一旦你找到了，那可能我们就自己心里有底了之后我们往外跑，那可能我跑出500米以后呢，制片方这500米跑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如果这个开始的起点没找对，经常是跑一半不行，我们回来了。
高璇:我们在《不完美受害人》之前有两个自己废掉的项目，都是我觉得不够好、有问题。
谭飞:自己废掉，写了多少集废掉的？
高璇:都是大纲阶段，但是大纲阶段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要投入采访。
谭飞:对，大量的精力准备。
高璇:我们已经花了3个月、4个月，甚至半年，然后废掉，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对于市场，未来市场的判断，包括所有的题材，不见得永远都是与时俱进的。
谭飞:当然。
高璇:你经常会发现好像市场的风向。
谭飞:进一步退一步的都是，进两步退一步。
高璇:对的，所以其实如果一个成熟的编剧，他可能在拿出一个推动市场的头部项目之前，他自己已经经过试错了，已经毙掉了一个到两个。
谭飞:所以其实写的时候还是压力蛮大的。
任宝茹:挺大的。
高璇:我们其实现在也挺想做点改编缓一缓。
谭飞:对，因为你这样就相当于把你每次都要逼上梁山，都是要到悬崖边上去创作。
任宝茹:对，压力全在你身上。
谭飞:平台给你的压力也非常大，它不像有了IP，可能你还能找一些依托嘛。
任宝茹:是的。
高璇:有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说你就让我做点编剧的事情，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做原创的话，我们要前期做平台的预判，制片人的预判，包括对于导演和演员的选择，了解导演想选择拍什么样戏、头部演员想演什么样的内容。
谭飞:那是不是你们创作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带着哪个演员去创作的？
高璇:会的。
任宝茹:会有类型，会有方向。
高璇:所以我们整个要对业态非常了解，不光是平台，我们要对导演和演员想演什么、想导什么戏的心理也要有研究。
谭飞:确实挺难。
任宝茹:它确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谭飞:而且你们拿了白玉兰之后更难了，人家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又不一样了。
高璇:真的是这样。
谭飞:那你们还是愿意接一些改编，但是第一选择还是原创。
任宝茹:对，那肯定是，不管是改编还是原创，肯定是这个东西能够激起你的内驱力，你会觉得有想要创作表达的愿望。
谭飞:激发你的创作欲望。
高璇:对，我们现在是这样，不设，哪个来到这儿，你就觉得水开了。
谭飞:眼睛一亮我就可以。
高璇:哪个水开了就灌哪个壶。
谭飞:行，那我再问问，咱们编剧界联合创作的现象不少，两位这种搭档我也觉得很欣赏，而且你们的成绩又很好，那你们两位就是在创作时候，有什么合作经验，或者有没有偶尔的讨论和分歧，也想问问你们的创作习惯，两位有没有什么分工之类的？
任宝茹:我们俩是这样的，我们俩的搭档，就是因为年头长了嘛，因为一开始肯定就是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讨论，然后分，你写一块我写一块这种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因为大学就是同学，所以没有一个前期特别困难的磨合。
谭飞:很熟，太熟了。
高璇:我们俩的“架”在合作的前七八年打完了。
任宝茹:互相“打架”，互相“骂”。
谭飞:同学之间就更不留情了，同学之间哪有那些。
任宝茹:毫不客气，互相“攻击”，有的。
高璇: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补充，是我们俩的性格完全不同。
谭飞:正好是互补的。
高璇:对，我们俩很好的一个互补，她对于一切事物充满好奇，所以她就是开拓型的，我是对一个问题的深挖，我是比较偏执，所以我们俩特别互补，有很多东西我跟在她身后学，但是我可能学得要比她深入一点，所以我们俩特别好的一个互补，在创作的过程中呢，她负责质感的东西，我负责有力度的东西，她很平衡很理性，我是对于戏剧的那种张力，大开大合的东西比较擅长，所以我们俩几乎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谭飞:那正好。
高璇:但是打完了架之后，剩下就是完美。
谭飞:其实就是1+1>2。
高璇:对。
任宝茹: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在创作合作这么多年以后吧，很多东西你会不去计较，也不去在乎，一切以怎么呈现出来最好来解决。所以比如说我们俩的合作有一点，比如说我们经过讨论，只要进入开始动笔了，大纲一定是她主笔来完成，因为大家会知道这个事，我不会在乎说你写大纲我就不写了怎么样的，但是我就好像失去表达，没有，因为我觉得讨论以后她写出来的东西，大纲更漂亮，就更容易去拿下制片方。
谭飞:还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做一个分工，而不是说因为个人的情绪或者我想怎么样，我的爱好在哪。
高璇:对，我们各有擅长。
谭飞:还是呈现。
任宝茹:对，就是说尽可能地把各自的长板拿出来。
谭飞:但其实我客观地说句心里话，只有要好的同学才能这样，真的一般人挺难的。
高璇:很难。
谭飞:因为他毕竟都有个人的想法或者情绪在。
高璇:团队搭档和两个人搭档都很难，真的非常难。
任宝茹:我们也都经历了这个阶段，都经过这个阶段的磨合、计较、算计，也都有过，但是就是你能不能过这一关，一旦过去了。
谭飞:一过就一马平川，一不过就得分了。
任宝茹:对，一般人可能就是主要这一关比较难过。
谭飞:那你们俩会一直联合创作吗？
高璇:那是肯定的，拆档是不可能的。
任宝茹:因为我们俩现在有个很不划算的地方，人家都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你们不能同时接两个项目，我们经常说我们俩1+1并不大于2。
谭飞:那人家说句不好听的，说那稿酬都得分成两份，这是不是不好啊？
高璇:我们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俩完全没有办法在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情，她和我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俩得必须共同关注。
谭飞:这就是艺术家的性格是这样。
高璇:我们俩写东西，比如说我来写大纲的阶段，我要每天每时每刻跟她说任宝茹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她真的就属于审视和批判型的，属于永远我在搭她在拆，但是她拆的那个点一定是我最薄弱的。
谭飞:互相启发特别多。
高璇:特别多，所以我们俩这种合作方式就造成了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带团队，这太难了。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个项目。
谭飞:可能你们习惯了这种模式之后，可能再换一种模式你反而不习惯。
高璇:就会失控。
任宝茹:我们也曾经想过说同时，比如说讨论好了，你去写一个大纲，那我去弄另外一个事，但是不行，因为这个过程不是说她写就闷头去写了，她需要一个说白了我就是不写，我也得是一个答应跟常在，随时随地的要去跟她互动，随时随地的会说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那如果我在做别的项目，那我需要把我的脑子从别的项目抽出来再回到这个项目上，那就很困难。
谭飞:其实挺难的。
任宝茹:对，所以就说算了吧，说我们这写作是一辈子的事，也不必要非要搞得那么急。
谭飞:对，你们俩这种模式让我想到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左手跟右手打，两个人功夫越来越高，是吧，挺好的。
高璇:对，确实捏合得完全成为一种。
任宝茹:找到了一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吧，高效不高效另外再说。
高璇:高效肯定是不高效。
谭飞:这个创作还是以结果导向，只要结果好，那个模式肯定是正确和健康的。
任宝茹:是的。
高璇:我们俩不太求快。
任宝茹:求不了，也想快。
谭飞:这是跟自己性格有关。
高璇:对，我现在就特别希望我们俩就是说慢一点没关系，两三年一部，但我希望的是每一部我都先过我自己这关。
谭飞:那你们也等于带不了团队了，像有些编剧下面好几个小孩。
高璇:好难的。
任宝茹:想带，真的是。
谭飞:还有思路不一样，可能说起来还不如自己写呢。
高璇:我们想写自己的东西，带团队是永远达不到。
任宝茹:要放低标准。
高璇:对，如果我们说我们带一个团队做的东西，肯定不是我们俩最想写的。
谭飞:是，而且你要改一个新人的东西，你还不如自己写呢，更麻烦。
高璇:对，而且我是一个自己思索的人。
任宝茹:如果是那样的话，得有一个作品是说我们放下要出一个多高标准的东西，而以把人带出来为目的。
高璇:那样的话我们就做剧本医生或者策划可以，但我们俩做不了编剧。
任宝茹:对，自己的标准的东西就没办法做。
谭飞:明白，如果是编剧的话就一定是你们亲手亲为地写，而不是说我以团队为一个team来做，那你们就还不如做剧本医生或者审责编那种，策划。
高璇:剧本医生我们也做，也挺好玩的，而且你可以做一个你完全不会写的类型，比如说古装。
谭飞:我觉得你们俩很适合，因为你们的表达能力也很强，因为有些编剧其实是不太会表达的，你们说话又很准确，逻辑性很强。
高璇:是的，我们剧本医生也做了，但是做得少，也是两年一部吧。
谭飞: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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