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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屋记
文 | 黄仕忠
中山大学中文系
造屋为农家之大事。
旧时乡下娶妻，女方首问有无屋宅，无屋则免谈。故一家养得一子，便得备一间屋。兄弟愈多，女方求屋愈切。
邻翁有五子，造得五间屋，已是大不易。大儿媳家来议亲，聘礼已下，吉日亦定，待到娶亲在即，女方开口便要独得两间，方允迎娶。邻翁无奈，只得口头答应，私下另与大儿作约，真实只取一间。但媳妇既已占得两间，如何肯再让出？此事未了，又到二儿议亲，二儿媳家如法炮制。更兼小儿无赖，怠事劳作，且坦然以为造屋娶媳是乃翁的责任，成亲之前若有欠借，一律归于翁妪。故邻翁一生造屋不止，待诸子成家，已是满头华发，且待黄土一抔了。
穷苦人家只有草屋。
图片选自熊培云《追故乡的人》
草屋，多以黄泥筑墙，屋顶用竹木搭一个“人字架”，上覆稻草或麦草。竹木架坡度须陡，以便雨雪迅速下溜。稻草的铺法则决定了屋顶的使用寿命。一种搭法是直接将一个个稻草打结，从下铺至顶，最为简易，其状则高低不平，易屯水，致霉烂，才经得一个冬春，便四处漏水。后来发明另一种搭法，先将稻草编于竹竿，成帘状，然后层层铺之，平整而易于溜水，可三四年才换一次。造屋之草，可取材于水田山地，成本较低。如果连这些都不能具备，便只好割取山坎、田边之茅草。所以乡人称草屋为“茅草厂”。
草屋不耐用，夏日若遇狂风骤雨，则室内水流如注。冬日雪厚，更成一灾。故草屋人家，多系赤贫，实难娶妻。通常村中所见草屋，多为农家的猪栏、柴草屋、茅坑头。
一般人家，则造“平屋”，即平房。石灰拌沙泥，筑版垒实，便成沙墙，上架横梁、椽子，盖上瓦片即成。屋内地面犹是泥地。其地潮湿，夏日蚊蝇成群，冬日潮湿阴冷。
住得起二层楼屋的，已算是富裕之家。
从明清到民国间所造的楼屋，用梁柱结构，先由木头构建梁柱，然后砌砖为墙。砖为特殊的青砖，名曰“开砖”。制坯时，在泥砖中以线切割，唯一头少许粘连，烧成后，浸水，于连接处用砖刀轻轻一磕，便成两片。以此种薄砖砌成的“盒子火墙”，中空，墙体轻而结实，可经受百年风雨而不坏。
江南民居，一族多合建一个“台门”。钱家山下乃一小村，原有何、宣、黄三姓。黄姓始祖于嘉道年间才搬迁至此，但子孙繁盛，盖过何、宣二姓。村中屋舍，缘溪而建，呈上中下三个台门。只是时至今日，宣姓台门倾圯已久，何姓台门正屋亦圯，杂草丛生。黄姓一族有两个台门，至今尚存，又以我家保存最为完整。
倒影于白米湾山塘里的老网山（黄仕忠摄）
我家祖屋曾被“长毛”焚毁，其后多年，曾祖耗尽气力，才重新造得正屋五间。我祖父兄弟二人，各得一半，以中间的大间为共用之“堂间”，设有祖宗神主。后兄弟各自再造侧屋三间，前以廊墙相接，左右设二侧门，中间为大门，围成一个独立的围屋，俗称“台门”。因位于村子中间，村人称之为“中央台门”。
祖父的弟弟，子、孙均是单传，负累轻，在村中算是殷实之家。我祖父则育有四子，更叹其壮岁时，被日军抓去做民夫，弹雨之间，颇受惊吓，逃脱后有恙，不久病逝。我父亲是长兄，当时年仅十五，而幼弟尚在怀抱。父亲辅助祖母养育诸弟，为侧屋装上阁栅、楼板，于是四兄弟遂能各得一间。
父亲、母亲育有二女二子，待我稍稍懂事，二位姐姐就已长成姑娘，室小人多，颇有不便。我父亲向在城里工作的弟弟借得一小间，以安放两个女儿的床铺。不幸后来妯娌龃龉，不允借居，不得已，父亲只好央求婶姆，借得楼下猪栏旁侧屋一间，以供二女居住。所以，建造新屋，乃是我父亲最感迫切之事，也是他一生中必须为儿子们做的最大的事情。
父亲大约从我们兄弟出生起，就在为造屋做准备了。先是在自留地边及屋角旁种植楝树、杉树、红椿等，再是斫柴时留下稍粗的杂木，待作椽子或门户、窗框之用。平日于田头地角，无论坟砖旧瓦，碎石残碑，或挑或背，掇拾回来，堆于屋内或墙边，以备他日之需。但此类所储，离造屋之所需，不过杯水车薪。
图片选自熊培云《追故乡的人》
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山上成材之木砍伐殆尽，又因炊餐所需，山上的柴草每年一割，多成秃山，无柴烧砖，故至1970年代初，村中造屋，多筑简陋的沙墙，搁上横木便算是梁。梁多细弱，椽子更显瘦细，略略能够撑住瓦片而已。窗、门之框，亦是以水泥浇注的预制件，多不平整，故门窗不能关严。夏日风雨相侵，冬日北风呼啸，幸好习以为常。至于铝制推窗，当时闻所未闻。
造屋，先从批地基开始。地基需先获生产队同意，再报经公社批准。当时“以粮为纲”，水田良地皆须用来产粮，不得毁损。父亲最初请求用自家“自留地”为基，队上有人说与生产队仓库比邻，不合适。复求溪水改道后留下的荒滩，方获许可，但因此而增加了筑基的成本，亦是无奈。
所批地基，可筑室四间。筑基之前，为防沉降，先于墙基内挖去淤泥，直至露出沙滩，再倒入从山中石砀中挖取的“砀沙”填之。“砀沙”是采石时产生的细小碎石，其大如拳，不必花钱，仅费自家劳力。然后打桩布线，垒大石块作基，凡三层。此举亦是因为用沙子作墙，墙体沉重。若是旧日用开砖筑墙，墙体甚轻，只需略加平整便可。
打桩垒石筑基，乃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请的是宣甸的泥水匠顺友师傅。抬石头，则请了几位远房堂兄。
筑墙基时，我与哥哥亦整日掘黄土，搬石块，用双轮车搬运。我当时十三四岁，只是半大孩子，尚不能胜事。某日我拉车载石块，母亲扶车，从大路转弯入屋基，恰是斜坡，原需抬起车杠才能以车尾的拖泥作刹车，但车杠跷起时，把我整个人也一并撩起，于是连人带车，翻入墙基挖空的水坑。我迷糊中抬头，见一块大石正悬头顶，幸而父亲在车栏上拴了一条麻绳，正好拦住了这石头。原来在懵懂之间，我已从鬼门关旁走过一遭。
地基筑完，需留空一年，以待其自然沉降踏实。乡人若是财力不及，多有留空数年者。一般盖屋，筑基两年，打墙二年，盖瓦一年，五年之内能够架梁盖瓦，便是了不起了。
图片选自《寄居雾里村》
筑墙，用的是沙墙，系粗沙拌以石灰，拌出浆丝，用筑版夯实而成。石灰产于阳山下、盛兆坞等处，离村二十余里，彼处有石灰岩矿脉，山两边各家生产队采石烧灰。依古法，用木柴烧制，质量极佳。但此时已改用石煤烧制，这种石质煤炭燃值极低，故石灰石多未能烧透。
沙子则取自门前的大溪内。只需用畚箕挑至大埂上，然后用双轮车运至屋基。我十四五岁时，新屋正值打沙墙时，我每日与父兄、姐姐在溪中挑沙，在屋基上打沙墙。或许因为参与劳动，又时值长个，我半年间身架大长，壮实有力，其后遂能胜任乡间的劳作。
打沙墙，用两块八尺长、一尺半高的“墙师版”（筑版），一头用宽九寸之板封住，是为“墙师门头”，而墙体宽亦定为九寸。门头上有一垂线，吊以小锥，用以校正墙体。另一头为“墙尾”，不加挡版。墙师板下方，前后各留一凹槽，放置两尺长的地龙棍，地龙棍两端有榫眼，用以插夹棍。两道夹棍前后夹住墙版，便可倒入沙子，夯实成墙。打开夹棍，褪出墙版，便成一版。打头版时，“墙头”压在墙角或门头，第二版时，则转过“墙头”，从第一版之墙尾处，接着往下垒。一圈筑完，约需三日，三日前所筑之墙已经硬实，可在其上复筑第二层。如此周而复始，层层而上。殷商时帮助武丁“中兴”的宰相傅说，曾在傅岩“版筑”，想来也是这般筑的墙。
三版之后，又停了一个冬天。父亲无师自通，其后率家人自筑之。父亲与哥哥负责夯墙，母亲与两个姐姐在下面拌沙，装入畚箕，我则立于竹子搭成的脚手架上，以麻绳缒之。麻绳在架子的杠上一荡，我即收绳，其后高至两丈，亦仅三荡而上。墙体层层而上，脚手架亦依次升高，渐不惧高。后来可在数丈高、一尺宽的沙墙上自由行走。当架子撤却后，竹梯仅及二楼之窗口，则从窗口翻上墙顶，然后从墙上行走。有时则从横梁行至对面，如行独木之桥。
四周之墙打好之后，再筑架梁之墙，俗称“伞头”。因像撑开的油纸伞，中高两边低，也叫“蝴蝶头”。伞头打完，便可架梁。最上方的横梁，叫做栋梁，旧时须用很粗的方木，现在则是最细的梁木，因为它所需承重最小。旧时置放栋梁，原是大事，须择吉日吉时，敲锣打鼓放鞭炮送之，梁上则贴上红纸，书以吉祥语。时值“文革”中，一切从简，又因初时仅仅盖得两间，我父亲分别写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两个条幅，这两张红纸至今犹保存于栋梁之上。
一屋之成，通常为九梁十三栅。即九根横梁（用以盖瓦），十三根阁栅（用以钉楼板）。梁上所钉椽子，间相约隔半尺，上覆以瓦片。乡下传统用青灰色小瓦，犹两手一捧大小。
依梁之设，近栋处为五尺椽，下至墙头，则用八尺椽。八尺椽者，屋内犹是五尺，遮过墙宽一尺，外挑尺半成檐。吾父为求屋之用，未作挑檐，八尺椽直架于墙头。故梁仍九根，而屋深三丈余，阁栅则需十五根。屋宽丈四（通常为丈二），这是当时木制横梁的最大跨度，故屋室甚是宽敞。一楼门槛外之檐，则宽一丈，屋成数年后方得配成。
爷孙俩背景里的老网山（2007年夏，黄仕忠摄）
1975年冬天，我们完成了全部的筑墙工作，但只在两间屋顶盖了瓦，可以入住。当时楼阁间只加数根横木，缀以棍板，做临时楼板，其实四面临风。亦无楼梯，只是架了个梯子供登攀。我与哥哥正值年少，身手敏捷，故住于“楼”上。某日客至，我母亲匆匆上楼取物，攀梯而上，不小心脚下踩空，摔下梯来，脊背着地，半晌方得苏醒，后来只是敷了点跌打膏药，每日仍下地与持家，俟其自然痊愈。以此之故，跌伤处未曾长好，后来则衍生骨刺。待到年入花甲，脊柱蜷曲，压迫胸腔，腰弯背驼，故体弱多病，令人哀伤。
两年后，因父亲曾在公社担任“水泥预制板”的师傅，所以也为自家浇了几条水泥阁栅，与木头阁栅相间，再铺上木板，成为“阁板”，这楼屋才算是名实相符。又两年后，另外两间的屋顶也盖上了瓦，并且四间屋都加上了屋檐。于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始告全面实现。
父亲年过八旬之后，说起造屋之事，仍然感到十分自豪，并且郑重地写入家谱。我和他掰着指头一起数了一下，当时村子里虽然也有好几家在造新屋，但说到全面完工，他算是这一代人中最早的一个。这可是在1949年以来，家族中最早建成的四大间楼屋，怎么能不自豪呐！
浙江则水牌渔村，昔日热闹的渔村如今已人去房空，冷冷清清，最后一次坐在已搬空的老屋内，村民心情复杂，依依不舍。 ©郑学军
但这时候，已经是1979年了。之前一年，我离开家乡，上了大学；之后两年，我哥哥娶了嫂子回家。
那时，农村“联产承包”已经开始。而社会变化之快速，远远超出我父亲的想象。不过十多年时间，建筑材料与造屋方式全然改变，乡人已经以三层楼房为目标，先富之家则加上西式尖塔屋顶，外观饰以红砖，构成新的时尚。我家的新屋转眼即成旧宅，而且相形见绌矣！
到1990年代中期，我哥哥在旧屋东北侧，修成一栋三层楼房，虽然那还只是一个框架，外墙尚是水泥，内里更是空的，但让我家也跟上了村里的步伐。再过得十余年，哥哥用城里的标准做了装修，安装了抽水马桶与太阳能热水器，由此也完成了他这一代人的任务。
只是此时村里人谈论的，已经变成哪家孩子在诸暨县城买房了，更有谁家在省城杭州也买了房子。村子里的新屋都建得漂漂亮亮的，所有旧屋也都由政府出资粉刷一新，石子水泥路更是修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但村里却只剩下了老人与孩子，显得空空荡荡的，分外寂静与冷清。
我父亲和母亲最后都是在这栋由他们亲手建造的房屋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今日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印记。那过往的一切，时常闪现在我的眼前，提醒我应把它记录下来，让后来人能够知道这一切，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辛丑年二月初二，父亲去世周年忌日，修订于钱家山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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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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