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辉煌数据
既然要用可以量化的概念，那就大概回顾一下我那些关于吃饭的经典案例中存在“数字概念”的故事吧……
当然，必须说明，即使在高中和大学期间这种纯粹的“为所欲为”模式之下我也不是顿顿饭都按照下列这些经典案例去发挥的，这些经典案例之所以看上去十分恐怖，往往是由于很多偶然因素不小心叠加在一起才造成的……
还是采用倒序的方式吧，这样一来，看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给人一种“噢，这就不奇怪了！”的如释重负感。
2003年，我去西安上学的时候，和我一个远房堂妹（他爷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约了一个中午在鼓楼的“回民街”见面——毕竟已经很多年不见，不吃东西的话，怕没什么话说。另外，我也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去回民街吃东西，想去尝尝各种传说。
我们第一场在平娃烤肉的店里，吃了很多烤串和涮牛肚——当然，这个很难说清数量，干脆省略吧！
第二场我们去了贾三灌汤包，堂妹表示自己真的已经吃不下什么了，从这里开始进入“哥你只管吃你的，我看着你吃就行”的围观模式……贾三包子里人太多，于是我匆匆忙忙吃了一笼灌汤包，又喝了一碗酸辣肚丝汤。
来到第三个地方，终于有些清净，于是我用下午茶的感觉，又甩了一大碗兰州牛肉拉面。
吃完拉面之后，我觉得“第一次来回民街”、要吃就干脆吃饱吧！于是又在路边来了满满一盘麻辣虾尾——盘子是装鱼那种椭圆形的盘子，虾尾是去小龙虾去掉头部、只用虾尾部分爆炒成一大盘（15元一份，在2003年的西安回民街）。
大学时候是我“真正”的巅峰期——我在前面已经用到过“真正”二字、并且提醒大家注意——意思是说，这段时间的饭量是相比我“自己”各个年龄段里、饭量最大的一个时期。
之所以说得这么“麻烦”，是因为很多朋友反映——如果跟别人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处在“巅峰期”。
大学实习的时候，1998年的冬天，我在北京西单长安街路口（好象是路南），遇到一个卖包子的地方……
由于我排队买包子的时候把墙上的“一笼包子300克”错误地换算成了“三两”，于是我就买了“我以为”的九两包子（三笼），直到吃完走到西单才想起来300克是6两……
后来，在同学们的起哄中，我不得不把这个故事讲述了好几次——
后来有个同学跟我说，我讲这个经历的时候、还是应该把三笼包子之外的一大扎啤酒和一碗炒肝也带上，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并不是“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记得刚到军医大学的那一年，在军训结束不久，我和同样来自河南的许家康同志决定开开荤、吃一次饺子——我俩来到学校教职员工生活区的“小麒麟”饭馆点了饺子，服务员问我们——
“要多少？我们饺子每天准备的不多。”
我俩说“一共有多少？”
“大概不到一百五十个吧。”
“全要了！”我俩在广州太久没吃到饺子了。
“你们……吃的完吗，要不……先点一部分、不够再加？”服务员的本意很简单，虽然点饺子的人很少，但是也多少给其他客人预备一点儿。
“肯定吃的完，我们全要了！”
最后，我俩吃完了店里所有的饺子——去掉零头，最后是按一百四十个饺子结的账。
后来——据说，许家康跟别人吹嘘了很久，说两个人吃了一百四十个饺子。
但是我确实是今天搜罗“量化”案例，才又想起这件事的……
而另一个“量化”案例，直接影响了我在后来几年里的人生形象——
有一个周末，我去食堂吃了两荤两素四两米饭，回到宿舍，遇到金大年同志邀请我和黄礼站同志去学校的大麒麟酒家喝晚茶。
我说——“不早说，我吃过饭了啊……”
“走吧走吧，随便再点点儿东西吧……”——金同学后来承认，“请我们喝晚茶”这件事本来只是一个“构思”，但是一听说我已经吃过饭了，就觉得这顿晚茶必须要请了！
当晚，我觉得不能让金同学太破费，所以除了喝白粥、什么都没点、也确实什么都没吃——我就只喝白粥，整个晚上筷子都没动，一直看着金同学和大黄吃东西。
当然，每次看到我的碗空了，金同学自然是主动会叫服务员给我“再来一碗”的，我觉得白粥应该很便宜、于是也没有跟金同学太客套……
结果，最后我一不小心喝了八碗白粥——24块，比他俩的人均消费还高。
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从那以后，适逢班里同学们AA制兑钱吃饭，大家都指定一个同学“监督”着我去食堂先吃一顿。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当时广州的物价给我们感觉也确实实在太高了（94年普通珠江啤酒已经三块五了），而且每次抓阄被派去的“监督员”经常会用主动拿自己的饭卡为我加一份排骨的“义举”（为了表示“都是为了大家”以及“我这也是没办法”）、弄出一种很多年后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儿温馨的效果。
而我真正名声大噪的，是一次著名的早餐事件——
话说在周末的早晨，我们经常会因为起床较晚错过食堂的开饭时间、而去一个叫做“小餐厅”的地方吃早餐——那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周六早晨，一向都很擅长早餐的我看似普通地点了早餐坐在门口的一张桌子面前、静静地吃。
“你们来了几个人，点这么多？”一位师兄路过，用“吓我一跳”的音量让我抬头一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当然，这音量也把整个小餐厅的目光都“拽”了过来。
他逐行扫描着我面前的桌子、把每个品种数了一下——两盘炒粉、三碗白粥、四根油条、五个包子。
然而很明显，桌子周围只有我一个人，只有一副碗筷……
后来，这个“2345”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典故。
回到高中时代，我觉得最有“气势”的一个“量化”案例是，某一个下午放学和晚自习的间隙时间，我和刘清还有老杜去北一的一家清真牛肉水煎包子铺里吃包子。
那家的牛肉水煎包不大、一毛钱一个，小米粥免费喝。
那天，我们三个人吃了53个——他俩吃了27个。
当天晚上，我的26个包子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引起了一阵热议，大家最吃惊的是——那个出名抠唆的老板，最后在我吃到25个包子的时候，居然主动送了我一个包子。
据刘清说，当时老板主动从刚出锅的包子里夹了一个走过来放到我面前那个用竹篾编成的盘子里，叹为观止地说到——
“小伙子你太能吃了！”
另，我之所以在后来讲述西单包子事件的时候不怎么提那一大扎啤酒和一碗炒肝的习惯，就是从这个时候大家热议了半天、但是没人问我喝了几碗小米粥这个细节开始的。
除了这些比较清晰明确的“量化”案例，我觉得我比较典型的早期“量化”案例就是——小学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是吃烩面吃两大碗了。
当然，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一般也就是两碗烩面、两碗拉面或者两碗刀削面。
小学到中学看似没什么“进步”，但区别还是一点点的——小学时候只吃面，中学则是把汤都喝干净的。
再其他的量化概念，也就是小学时早饭吃油条从没少于三根、中学以后去喝胡辣汤从来都是三碗起步（包子油饼另说）、从外地回洛阳早上下火车去喝汤的时候吃油旋从来都是六个起步……等等这些泛泛的概念了。
尾声
好了，当我开始写上述这些“量化”案例时，本来已经有些饿了，但是一番叙述下来，我居然把自己给写“饱了”——刚才正在做饭的涂涂妈问我“饿了吧？”的时候，我嘴里说的只是“真不饿”，但实际已经感觉肚子有些“胀了”。
原因很显然——如今的我，早就失去了过去时那种恐怖的战斗力，只是把这些案例简单地说上一遍，就感觉“饱了”。
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量化”案例匆匆地收尾，可能会漏掉一些不那么著名的案例、以及在邻居街坊和亲戚朋友嘴里那些并没有量化概念的“虚名”。
那些虚名里，曾经有两句话，宛如对联一般对我吃饭的战斗力进行了生动的总结。
按照时间顺序来说，第一句是自高中时和刘清一起联手吃了27个水煎包子的老杜——
他目睹了我吃下最后几个水煎包子时的爆发力和速度、以及“咕咕咚咚”一气儿喝净面前的小米粥之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虽然你吃的是最多的，但我敢说你现在是咱仨里面最饿的……”
第二句则来自好多个曾经跟我一起吃过饭的伙计、熟人甚至只是不熟的人——
“虽然你看着是咱们中间最不瘦的，但是要拿每个人自己的饭量作参照的话，你这体型真的是所有人里相对来说最瘦的。”
现在的我，如果只说饭量的话，其实日常都表现得“宛如”普通人那样——早餐一碗多面条，午餐几片儿抹了蛋黄酱的薄面包片儿，晚餐除了二三两米饭之外主要是蔬菜和随后的一点儿水果。
总之一句话，就是几乎从不让自己吃饱、尽量避免让自己感觉到“饱”——好在腹中常年的“不吃饱”与“饥饿”是很容易适应的。时间久了、我也就没有感觉有多么“饿”，甚至经常觉得“稍微有点饿”的感觉其实蛮好……
而让我保持着感觉自己总还是“饿如少年”的，是另一种“饿”——对过去那些曾经的食物、以及现在微信朋友圈里朋友们依然会经常发的那些食物的一种热烈怀念的“饥饿感”。
当然，“饥饿感”是文绉绉的说法，我觉得说白了就是——馋！
是的，我现在虽然不如年轻时候饭量大，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比年轻时候还要“馋”！
当然，我所“馋”的还不仅仅是过去那些曾经的美食，还包括过去那些多得让自己曾经觉得有些累的饭局、聚会、节庆团聚、婚礼、满月酒，等等这些我现在可能一年都遇不到一次的“”大场面”。
再当然，让我“馋”和怀有“饥饿感”的，也不仅仅是那些过去和曾经，还包括我虽然已经来了六年、但是经常还象活在《十万个为什么》当中一样让我感到兴奋和新鲜的新环境、新社会、新世界。
馋也好，饥饿感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并非的坏事，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
至于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又是“懂的自然懂，不懂的说了也不懂。”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我只能说——如果从我真挚的善意出发，我祝愿很多人对于这个世界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种美好、各种未知，都保持着一种“馋”和“饥饿感”——去需求、去想要、去追逐。
祝愿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与欲望，象我们曾经在少年时那样——去感到好奇与饥渴、怀着热情奋力追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