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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4亿人脱贫致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它是可以解释的。
所谓奇迹,指的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的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一个泱泱大国每天有无数人在做无数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肯定很多,但做对的事情和做错的事情互相抵消之后,还是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因此,着重去分析她到底做对什么,就特别有意义。
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就可以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也可以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榜样,让其他有相似的处境、相似的问题的国家也一起脱贫致富,共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2、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4、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让我分别解释一下这四个关键的举措。
1
界定产权:
以土地与人力资本为例
第一,确权。
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收入分配权,从大集体转向小集体,甚至转向家庭。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余粮上缴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余粮都归农民自己。农民成了剩余索取者,积极性当然大增。
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价格机制的时候讲过。价格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
第二是指导生产;
第三是指导分配。
而第三点,指导分配,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多干活的人不能够在分配时多拿一点,拿好一点,拿得早一点,人们辛苦拼搏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那么价格前面的两项功能也就会失效,价格就没办法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也没办法指导生产了。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当然,我们后来在讨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时候,在讨论谁来当老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让那些很难衡量工作积极性、很难衡量工作投入的人拿剩余的产出。那么他们就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激励自己。
这两部分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充分理解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不仅仅是土地一项,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是政府和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在个人手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怎么可能用得好。
当时四两拨千斤的举措,就是从政府包分配改为自谋职业。忽然间有了自由,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好,还觉得包分配更好,有着落,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们上夜校、上函授大学、上成人大学,积极地改变自己,拥抱新的机会。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2
引入市场竞争:
从认人的制度改为认钱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分配、娱乐和教育。
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认人还是认钱”的问题。任何社会都免不了要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竞争机制,从而决出胜负,选出赢家和输家,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无谓的竞争,才能治乱。
但问题是,不同的竞争规则就有不同的赢家、不同的输家,谁赢谁输甚至是可以预测的。
所以要论公平,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论资排辈、先到先得,按文凭高低来决定、按年龄大小来决定、按出身来决定、按职位高低来决定、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按出价的高低来做决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因为这种竞争规则而引发的无谓的损失、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认钱,你就必须认其他的,认男女、认出身、认官职、认智力、认体力,所以比较之下,认钱更有效率。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出身、种族、肤色、智力、教育背景、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攒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用大白话说,是从认人的社会基本上变成了认钱的社会。这个规则的改变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生产潜能。
3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充分利用企业家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同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决策机制,对资源的产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市场和政府应该各自分工,互相配合。
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基本上让私营企业做主,让它们去冒险、让它们去承担责任,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而政府只站在旁边保驾护航,进行底线监管,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睿智和实际的治理理念。
4
加入世贸组织:
开放国门迎接竞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
我记得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有很多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加入,中国要变得强大以后才能打开国门。
这时候,要跟每一个人都讲清楚经济学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让他们明白“只有打开了门国家才可能强大,只有丢了成本较高的工作,才可能找到成本较低的工作”的道理实在太难了。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办法,是先实践后解释。先把事情在原则上定下来,后面让事实来解释,很多当时的问题今天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自己当时虽然深信加入世贸组织是对的,发表过一篇叫作《愈让步,愈进步》的文章,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在这次开放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实际上,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利益,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强大,而今天怀疑改革开放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这是中国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至少做对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四件事情在当初实施的时候,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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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主理人,著有《经济学通识》和《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本文整理摘编自《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由战略合作伙伴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转引自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关于国际贸易体系,请参见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关中共的一般著作,见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参见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关于将城市的先进物质带到乡村,可以参考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关的法律著作见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关在中国外企工厂曝光的超时用工现象,见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10), pp. 57–85.
[24-13]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4]作者2010年12月与中共党史专家沈志华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