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合肥青龙场的枪声划破了长空。这一天，原新四军第四支队队长高敬亭在枪口下倒下，身亡之前，他高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令人痛心。这本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有着卓越贡献的将领，却因内部斗争、错误决策最终走向了死亡。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了当时的红色阵营，也在毛主席心中埋下了长期的痛与愤怒。
1939年6月26日，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突然，一份来自前线的电报映入眼帘，短短几个字，却如晴天霹雳：“高敬亭已被枪决！”毛主席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心中的愤怒与惋惜交织成复杂的情绪，他喃喃自语：“到底有没有王法，说了不能杀！”
这一刻，毛主席的愤怒不仅仅是对高敬亭被擅自处决的震惊，更是对党内纪律不严、命令不畅的深深忧虑。他知道，高敬亭的案子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与误会，而这一切，本有机会避免。
毛主席为何如此愤怒？事实上，高敬亭的死并非单纯的军事失败或个人错误，而是由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权力角逐所导致。毛主席明白，高敬亭不仅是新四军的重要军事指挥员，还是一位在敌后艰苦奋斗、屡次为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革命者。他的死，既是一位忠诚将领的悲剧，也是党内斗争复杂性与严酷性的缩影。
高敬亭，河南新县人，黄麻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早在青年时期，他便加入了革命队伍，怀抱着推翻旧有秩序、建立新社会的梦想。经过多年的革命洗礼，高敬亭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逐渐崭露头角。在长征中，随着红军的主力部队西进，高敬亭留守鄂豫皖，继续坚持斗争，带领着红28军与敌人周旋，为红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里，高敬亭凭借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不仅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还让红28军在逆境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部队如同幽灵般穿梭于敌后，屡建奇功，让日军和日伪军闻风丧胆。然而，正是这份独立作战的经历，也让高敬亭的性格中多了几分孤傲与独断。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高敬亭率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队伍迅速壮大，战斗力与日俱增。然而，长期独立作战的习惯，让高敬亭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显得格格不入。他对中央的指示时有抵触，尤其是在“肃反”问题上，高敬亭的严厉与偏激，不仅伤害了同志，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当中央派遣郑位三、戴季英等人前往协助工作时，高敬亭的抵触情绪达到了顶点。他对郑位三的批评置若罔闻，甚至要求换人，对中央的命令讨价还价，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组织纪律的严重挑战。而他对戴季英的排挤，更是将矛盾公开化，最终导致了戴季英的出走和中央对其更加严厉的处理决定。
1939年初，中央军委命令高敬亭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本是战略上的重要部署，却遭遇了高敬亭的强烈抵制。他以种种理由推脱，甚至装病，企图留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大别山。高敬亭的固执与骄傲，让他错失了向东发展的良机，也让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叶挺的亲自劝说，一度让高敬亭看似回心转意，但当他背过身去，那份对权力的执着和对中央命令的不屑，再次显现。他只派出了两个团象征性地东进，自己则继续“原地待命”，这一决定，彻底激怒了新四军领导层，也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最后一根稻草。
1939年6月，高敬亭被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教育为主”押送回延安，但这一消息却在传达途中迟缓。高敬亭在被扣押20天后，最终在合肥青龙场被处决。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巨大震动，也让毛主席深感痛心。在他看来，高敬亭虽有错误，但罪不至死，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位有功之臣，本可以通过教育改造，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毛泽东的愤怒与遗憾，不仅仅是对高敬亭个人命运的惋惜，更是对党内处理问题时缺乏沟通与协调机制的深刻反思。
毛主席对高敬亭一案的内心愧疚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在到合肥一带访问时，仍然听到老百姓口中提起高敬亭的英勇事迹，心中不禁生出一股怅然之情。他不仅为高敬亭的死感到遗憾，还因为这一事件让自己深刻反思如何处理党内的矛盾与冲突。
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请求为父亲平反。尽管毛主席此时已经身体虚弱，但他依旧亲笔批示，要求彻查高敬亭一案，并尽快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高敬亭的死，给党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让毛主席的心中埋藏了深深的痛。
高敬亭含冤被杀38年后，这位曾为新四军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终于得到了迟来的公正评价，在1975年得以昭雪，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