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猛烈抨击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指责他们反对陕北红军迎接中央红军。面对高岗的指控，朱理治和郭洪涛虽详述了事情原委和决策过程，但高岗却置若罔闻。而程子华，作为这一决策的重要参与者，也被无辜牵连其中。此时的程子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在会议上发言，选择了沉默，而这一沉默，便是多年。
1935年，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难时期。在这一年的劳山战斗中，陕北红军（红15军团）意外缴获了一份敌人的文件。文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消息：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北上，到了甘肃武山县西南一带。这一消息让陕北红军的将士们欣喜不已。历经千辛万苦的红军终于看到了会师的希望。
前方的将领们，包括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立刻给当时主持西北工作的朱理治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红15军团立刻派兵去迎接中央红军，并附上了那份缴获的文件。在他们看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抓住。
然而，几天之后，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等人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不去迎接中央红军。这一决策，在后来成为了高岗攻击他们的“罪状”。
当时，朱理治收到前方的来信和敌军的文件后，非常重视。他立刻找到程子华，征求他的意见。程子华仔细研究了文件，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份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如果中央红军要来，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已经到了；如果没到，那很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程子华向朱理治提出了自己的担忧：“15军团去关中，来回的路程就要一个多月。万一敌人趁此机会占领了永坪镇，我们的苏区就危险了。不如我们向南打，调动西安的敌人向北增援，这样既可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又不必离开永坪镇一带。”
朱理治觉得程子华说得有道理，于是召集后方的同志们开会讨论。最终，大家一致同意程子华的建议，并决定由程子华亲自去前方传达这一决策。
当时的程子华正有病在身，但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他毅然决然地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抬着赶往前线。在见到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后，程子华详细阐述了后方的意见。经过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前方和后方的意见最终达成了一致：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不宜冒然离开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
这一决策，在当时是合理且必要的。它确保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同时也为中央红军的北上提供了间接的支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段历史会被高岗重新翻出，作为攻击他人的“罪状”。
1942年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岗突然对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朱理治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甚至给他们扣上了“反对中央”的帽子。高岗的发言充满了情绪化的语言和未经证实的指责，让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和不解。
朱理治和郭洪涛对此当然不能同意。他们详细阐述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和依据，但高岗却全然不理。他坚持认为朱理治和郭洪涛等人有罪，并试图将这一“罪状”扩大到整个西北局。
1955年3、4月间，在高岗事件结束后，中央让彭德怀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西北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程子华再次解释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并明确表示：“那个决策是作战方针的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前后方负责同志们同意的。”
程子华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和认同。马明方同志在会议总结时明确指出：“当时并不存在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而是如何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部署问题。”至此，这段历史公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