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西中西药房是从赊购三柳条包药品开市并发家的。
一九二五年以前，河北省昌平县商人高崧笙在友人的介绍下，把丰镇县一个快要倒闭的“中西药房”接收下来，又托亲友在北京赊购了三柳条包的药品，算是开了市。开市后卖了钱，才陆陆续续地把接收中西药房的债还清。这时候药房的字号仍叫“中西药房”。
一九二五年，高崧笙又在归绥（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北街路东设立了一个“中西药房”，其经营范围比丰镇县的“中西药房”略大。
一九三一年，高崧笙来到包头，又花七百元，接收了包头“正兴史百货五金商店”的铺底家具和门市的十二间楼房、后柜房的一所十五间的房院。开市的字号也叫“中西药房”。这个中西药房，地址就在包头市前街（现在的铁路售票所），恰是市内繁华地区。那时候在包头开这么一座高楼大厦的药房，真是一鸣惊人了。一楼六间卖药，洋气十足。二楼六间是诊疗室，医师没有工资，从诊疗费的利润内提取百分之四十的报酬。高崧笙自任中西药房经理，陈宏叶（陈保恒）任副经理，有营业人员十五人。
旧社会流传说：“除了卖药，就是劫道（盗）”、 “黄金有价，药无价”。那时候市民对西药颇为迷信，视西药为“虎牌”。所以药商虽然不能掺沙拌假，但是以次顶好、以假顶真、夸大疗效等却是普遍盛行的。因此，中西药房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的营业额逐年增长，平均每天营业额在一百元左右。五年共得毛利六、七万元。
高崧笙手头宽裕了，又在昌平开了一座“油盐店”，在北京开设了一座毡厂和一座育仁药房，自任总经理。而让陈宏叶当包头中西药房经理，马从中任副经理，顶二厘生意。中西药房每年结算一次，按股均分红利，但规定只许提分红利的百分之五十，下余百分之五十倍股，作为柜上的积累，因此，柜上的资金越来越雄厚。
中西药房初开业时，高崧笙宣布，每天能保持营业额十五元就够开支了，卖二十元吃饺子，卖三十元吃大米饭炖肉。后来高崧笙一跃而成为巨额富翁，每天花天酒地、淫娼、嫖戏，坐着自己的人力车，东迎西送，结交官府、军阀。
一九四0年，绥西中西药房又把白芳洲开设的“上海中西药房”接收过来。白芳洲是包头一贯道的创始人和总头头。那时搞一贯道的宗教迷信活动，既有名又有利。为了集中精力从事这个活动，白芳洲才把上海中西药房脱手出来的。绥西中西药房接收这爿药房后，无论业务和从业人员都更加扩大了。柜上每天吃饭的达二、三十人之多。
日寇侵占八年期间，汉奸、特务、翻译四处横行，敲诈勒索，中西药房也尝尽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滋味。
一九四0年七月，日本宪兵队翻译于明祥到药店为他的小孩买两瓶德国制造的咳嗽药“咳利西佛”。药店的人告诉他无货。那时候的各个商号，凡贵重货、畅销货，都不敢往外摆。原因是翻译、特务们买东西不付款。你若跟他要，他们就找你的麻烦。有的即使给了钱，也不敢收，怕的现在没事，事后借口找麻烦。于翻译是包头的一霸，狗仗人势，被称为是跺一脚，包头城就乱动的人物。他以为说药店无货是为难他，当即气势汹汹地说：“明天把药必须送到我家，最晚不能超过三天。”中西药房的人员畏惧万分，立即给北京打电报，派专人赴京采购，七天后买回两瓶，送到于翻译家。然而他的小孩恰在前一天病故。于翻译一见送药人就破口大骂，吓得送药人放下药，头也不敢回就走了。
中西药房因而捅了马蜂窝，知道大祸就要来临。果然，时隔二十天左右，日本宪兵队的大汽车停在中西药房门口，于翻译和六、七个狗腿子进药房大肆搜查，并让副经理马从中跪在地下，边搜查边大骂，把一些好药品和日本特务机关配给的布匹，硬说成是通八路的证据，用棍棒将马从中打得遍体鳞伤，白布小褂被血染成了红布小褂。
这还不算，又到西北剧场，把正在看戏的经理陈宏叶也揪了回来，和马从中一起扔到汽车上，一直拉到日本宪兵队的牢房内（现在和平路的安仁里）。
柜上的亲戚朋友们四方奔走，托人、请客，设法营救。最后，通过一个经常和于翻译打麻将的同利成衣局李经理，向于翻译贿赂了两条黄金（二十两），经过一个多月才释放出来。
日本侵占八年的时间，中西药房和北京、天津的日本药商们也有很多的贸易往来，一些日本的小药厂在国内找不到市场，认为中西药房有信誉，将药物运到包头，不用现钱，让给代销，卖出后付款。因此，中西药房虽然遭受了日本宪兵队的洗劫和勒索，仍然发了国难财。
资本家都唯利是图，为此，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次顶好、以假顶真、倒贩毒品等。所有这些，中西药房都是兼而有之。
那时候的卫生部门也对药商们加强管理，凡是没有卫生部门化验批准，发给合格证的药品，一律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实际上中西药房的自制药品约有一、二百种之多，全都没有化验批准。为了牟取暴利，还经营、代销假冒、仿制药品。自制药品的利润竟达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以上。
大约是一九四二年，日本宪兵队在汽车站、火车站和码头上没收了一批中丸药，让中西药房派人去买。药房派人去一看，是些牛黄解毒丸、定中丸之类，不敢不买，哑巴吃黄连，按卖价百分之九十付了款，吃了大亏。可事后竟有人要全部买走。后来发现里面是大烟，这才明白奸商们把大烟改成丸药包装，搞长途贩运。
同旧社会大多数商号一样，中西药房的货架上挂的牌子也写着“言无二价，童叟不欺”。实际上不止童叟受欺，而是人人受欺；药价不但二价，而是多价。货物架上表面上陈列得满满的，实际上四层的货架，一层是药品，二、三、四层货架上全是装药的空纸盒。所以人们称为“虎牌”的药房，也不过是个纸老虎罢了。卖者美言巧语，薄利多销，能越多赚钱越好，不能多赚，少赚也不肯让顾客走掉。总之会买的不如会卖的，非赚钱不可。
中西药房还贩卖了很多毒品，如“巴毕那尔”（日制）、“四巴诺露”（朝日制）等等，还销售过制造“海洛因”（料面）的各种药品。旧社会商人自称“君子取财有道，小人取财非偷则盗”。贩毒就是君子取财之一道吧！
中西药房的医师没有工资，从诊疗费的利润内提取百分之四十的报酬。医师的吃、住，诊疗室的一切花费、开支，均由柜上负担。诊疗室用药价格和门市售价一样。
中西药房对店员的要求是极其苛刻的。“身上不准带钱”，这是铺规之一。店员如有开支用项，由账桌上支付。如果买一双袜，由账桌支壹元，买袜用去七角，所余三角必须交回账桌。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发现店员身上有了钱，就被认定是贪污。自己上街买了东西没由账桌上支，也被认定是贪污。按铺规，贪污就得“开除”。遇到这种情况，店员当初进店时的介绍人就出面“锯锅”（和解）。锯锅不成，这位店员就从此丢了饭碗，没脸见人，其它商号也不敢用他。
“顾客不要，是话没说到”。这是中西药房对销货员的要求。
但是，那时候的销货员对业务的刻苦钻研精神，对各种药物性能的熟悉程度是值得钦佩的。一般店员都能熟悉什么药治什么病，什么病服什么药。每当患者一走进店门，销货员就能推测出来者患的什么病，需要什么药，店里应该卖给什么药。总之，要做到非买、非卖不可。当销货员久了，药物的性能懂得多了，也就成了大夫（医师）。中西药房在二十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了十几名大夫。
中西药房的徒工进店凭介绍人或铺保，出了差错，均由介绍人和铺保负责。徒工三年期满，学徒期间没有工资，衣、帽、鞋、袜均由家中负担。徒工大部分时间是倒茶、点烟、送饭、搞卫生、提茶壶、倒尿壶。学徒期间，不管是拦柜还是后柜，均不允许徒工有座位。
中西药房的经营额逐年增长。到一九四六年，经营利润就超过原投资的二十倍，如果计算毛利，约十万元之多，超过原投资的五十倍之多。
日本投降，国民党统治时期，时局动荡，物价不稳，一日三市，中西药房因此受了严重的损失，生意亏损，东伙们意见分歧。到一九四九年六月，药房盘点商品时，只有一万二千多元的现洋，按股均分后，药房仍属高崧笙所有。
解放后，中西药房继续经营。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得到了改造，职工们参加工作，有的还担任了医药部门的领导工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资料来源：《包头史料荟要（第三辑）》1980年8月，作者：马从中
资料整理：黄翔，网名“阴山小虫”，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九原博物馆 理事、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15147277157（手机与微信同号）
更多内容，点击下面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