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阅读】“两弹一星”的精神密码

2024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是“两弹一星”精神提出25周年，也是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诞辰100周年。“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邓小平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20世纪50年代，在党中央的领导与号召下，数万名科学家、科研专家、技术工人、干部职工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从天南海北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草原这片红色的土地，不仅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铸造出了被誉为“卫国长剑”“和平之盾”的“两弹”，而且培养孕育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研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重大科技工程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两弹一星”事业横跨新中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起步、探索和发展阶段，既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历史见证，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精神密码·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来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悲惨历史，却又陷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包围。战争的威胁和美国倒行逆施的核讹诈行为，迫使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作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发展原子能，打造“核盾牌”。就这样，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建起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221厂。

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海外学子纷纷归国报效。著名核科学家彭桓武曾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25岁便获得了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2月，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踏上归国的轮船，成为当时第一批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海外游子。“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这是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上，组委会给朱光亚的颁奖词。

王淦昌是我国核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因在苏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蜚声国际。1961年3月，他回到祖国。当二机部部长刘杰向他转达党中央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时，他想都没想就立刻表示：“我愿以身许国！”当刘杰告诉他“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你必须长期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来往和关系。为了工作需要，你需要有个化名”，王淦昌脱口而出：“那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他认为，首都北京的这个“京”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从此，这位天才科学家音讯全无，高原核基地研制队伍里却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

神秘而伟大的核事业要求来到金银滩上的创业大军“不辞沉默铸金甲”，更让他们“甘献年华逐紫烟”。许多毕业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天之骄子，来时风华正茂，离开已是白发苍苍。一项统计数据显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欧阳予……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事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最初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的占了25.5%，两者之和超过90%，这些有志之士中，有将军、有战士、有干部、有工人，更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正如朱光亚在回忆时所讲，在党的领导下，数万名创业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金银滩草原，他们干成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也做了一辈子坚守高原、知死而守的无名英雄。

时代回响

精神密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1960年8月23日，苏联撤走了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中的最后一批技术专家。国际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有的苏联专家甚至扬言，没有苏联帮忙，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

然而，苏联的毁约停援，非但没能阻止我国核事业前进的步伐，反而激起了中国科研人员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信念和决心。望着一到冬季就狂风怒号、飞沙走石的金银滩草原，他们立下了“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铮铮誓言。

221基地建在海拔3000多米高原牧区上。这里气压低、氧气少，水烧不到沸点，饭煮不到全熟，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4℃，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建设者们坚决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先生产，后生活”“任务排队、确保重点”，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三顶帐篷起家，干打垒里立业，筒子楼里铸剑”。

第一批建设者进入草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取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先用铁锨铲去近半米厚的积雪，再挖去积雪下的冰冻层，然后用大锤、钢钎在冻土上打“眼”，搭起帐篷。前期到达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桌子，就趴在木箱上绘制图纸；没有可以喝的水，就用火炉融化雪水；睡觉的地方不够，就用木箱子架起高低床。草原上天寒地冻，帐篷里四处漏风，可筹建者们战严寒、抢时间、争速度，打响了一场基地建设的“速决战”。

随着草原上的队伍不断壮大，帐篷不够用了，大家便开始挖“地窝子”，地下挖一半，地上用土夯一半，用红柳和油毛毡做顶棚，形成半地下干打垒。就是在连片的“干打垒”中，年轻的科研人员打响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

正是以三顶帐篷起家，抢时间、争速度，草原上的创业者们用短短4年时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这里，广大科研工作者废寝忘食、苦钻细研，没有图纸，就自己动手绘制；没有原材料，就用土法进行研制；没有合适的仪器设备，就直接手工操作；没有经验，就发动群众献计献策，一次次进行实验……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科学家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难关。

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总结：“美国和苏联做了上千次热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热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6次，在核武器设计方面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持续发展能力如此之强，令世人称奇，根本原因是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自己，奠定了核武器研制的坚实基础。”朱光亚在83岁高龄时建议党中央在基地旧址上修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给党中央的信中，他写道：“大批优秀科技人员和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来到青海草原，尽管环境艰苦、条件简陋、长期隐姓埋名，但伟大的事业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围绕同一个目标，振奋精神、团结协作，发挥聪明才智，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那个集体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集体，是一个和谐高效、创新能力很强的集体，没有党的组织领导，不可能形成这个集体，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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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密码·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

回想“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解放军总装备部原部长、总政治部原主任李继耐上将曾感叹：“我们的科技人员抛弃了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文人相轻、同行相斥’的世俗陋习，代之以‘文人相亲、同行相助’的一代新风，并在实践中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系统之间、单位之间、军地之间的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精神。为了一个公共的目标，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在工作中总是争挑重担，在荣誉面前甘当无名英雄，在挫折之时共担风险难关。”

在“两弹”研制过程中，全国先后有20个省、市、自治区，26个部、院和解放军有关单位，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与其中。作为研制主体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更是发扬团结拼博、勇攀高峰的精神，潜心研究、集智攻关，展开了一场场“草原会战”。其中，有一则“9次计算”的故事，至今仍被广为称道。

1960年，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研究人员，对苏联专家留下的基础数据进行复算。复杂的方程式、枯燥的数学概念、陌生的结构方式、大量的数据，而科研人员当时的计算工具却只有老式算盘和4台手摇计算机。大家一天三班倒、日夜连轴转，计算用纸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反复进行9次运算，花费近一年时间，计算结果还是与苏联专家的数据不符。正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了，他经过反复审核，凭借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论证了我们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判定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有误，扫清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一个最大的障碍。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彭桓武、吴自良、邹世昌用4年时间研制成功“甲种分离膜”，攻克了原子弹的心脏；王方定小组在简陋的工棚里经过978次试验，研制成功引爆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人在河北官厅水库17号工地上，打响了爆轰第一炮……

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是高度综合的科技工程，体系庞大、关涉众多。朱光亚、陈能宽、龙文光、张兴铃等科学家经常深入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在关键技术上进行方向性决策和业务指导。在那个人力资源十分匮乏的年代，221基地开创了科研专家、技术人员、生产工人“三结合”式的攻关方针和传帮带方式，通过协作研究、集智攻关，在攻克一个个科学难关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这一攻关方针，至今仍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的组织管理中。对此，钱学森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随着主操作员食指有力地按下，准确地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动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望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全体参试人员激动地呼喊、跳跃，流着泪拥抱在一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她15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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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教研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