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云虹
山东掖县城西北社稷坛西有海南寺，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吏部文选司主事、进士姜仲轼建。该寺占地五亩，有三进殿宇，即山门殿、正殿和后楼，是当时掖县城内最大的寺庙。
19世纪30年代初，传言该寺所藏的一部完整的《永乐北藏》，不幸被焚烧大半，被认为是“山东文物之浩劫”“山东文物之大不幸”，时称“海南寺藏经之厄”。一时舆论哗然，《申报》《教育杂志》《图书馆界》等报刊，纷纷对这件事做了详细报道。
海南寺的这套《永乐北藏》，最早原非该寺所有，而是来自福庆禅院。福庆禅院即千佛阁，又名大悲阁，位于掖县城内东北隅村，是明崇祯刑部尚书张忻长子、清顺治年间大学士张端所修建。张氏父子皆为一、二品大员，且张端又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清人毛贽在《识小录》一书中曾提到：“吾莱藏书之富，首推文安相国（张端谥号文安）。”这部《永乐北藏》，是张端为其母祝寿而购置捐赠给福庆禅院的。
明成祖永乐年间曾敕令雕印过两部大藏经，一部刻藏的地点和经版收藏处在南京大报恩寺，称为《永乐南藏》；一部刻藏的地点在北京，称为《永乐北藏》，经版由司礼监掌管，藏于祝崇寺内的汉经厂（寺内还建有收藏明版藏文《大藏经》的番经厂）。《永乐南藏》由于经版藏在南京大报恩寺，一般信众可出资请印，至明末清初仍在印行，故民间所传《南藏》零本较多；《永乐北藏》在初刻本告成之后，由于经版藏在故宫司礼监汉经厂，一直作为官赐藏经，由朝廷印刷，下赐各地寺院，故民间传本较少。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仅北平、崂山、江苏、浙江、山东省图书馆等处各藏有一部《永乐北藏》，且都是残本。惟掖县海南寺所藏，共计3万多册，是唯一的全本，当时价值在50万元以上。对这部《北藏》，日本人垂涎已久。张宗昌入主山东时，曾一度接洽收买，幸未成功。但日本人贼心未死，几年后，从别处购买了一部《北藏》的残本运回日本。
随着时局动荡、军阀割据，加之国民政府推行“庙产兴学”政策，海南寺藏经厄运连连。1930年，一支地方军阀部队占据了福庆禅院，不知这批藏经的宝贵价值，任意损毁。当时的掖县县长黄达得知此事后，派专人前往清点，并将藏经运到附近海南寺的后院存放。此后，藏经再遭厄运。先是海南寺被民团借住，不无损失。民团去后，1931年3月，该县县长以师范讲习所无房舍为由，借用寺院房舍。当修理房屋时，发现有三间屋内堆满了书籍。当时不知是传世珍稀的大藏经，以为是故纸，且无他屋可以移存，遂异想天开，用火焚烧。以为这样既节省保存费用，又可破除迷信。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哗然。
山东省教育厅获悉此事后，一方面电告掖县政府详查，一方面委派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前往调查并加以整理，以期运回省立图书馆保存。
王献唐于1931年4月11日抵掖县，即至县政府拜见马镇藩县长，询问大藏经存藏情况，言明省教育厅派来调查、整理、搬运藏经的旨意，若不将藏经移运至济南妥善保存，恐怕名椠珍籍终有全部损坏之虞。马县长甚为赞同，但表示需和当地百姓说明此事。随即招教育局局长葛一民来县署，一同前往海南寺查看残余藏经。据葛一民及师范讲习所长等称，当时藏经散放于楼下，曾督令学生分别整理，将一部分完整的存放楼内，用木板砌藏；其余断烂残碎、无法整理的，堆放在寺内钟楼中，四面亦用木板垒砌，借以遮藏。查看完毕，王献唐即回客栈休息。不多时，葛一民前来告知，当地同意将藏经运至省立图书馆保存。获得许可之后，王献唐即着手藏经移运济南事宜。令人购买十多个木箱，定于第二天前往海南寺点装。
4月12日，王献唐在葛一民的陪同下，来到海南寺，开始点装，完整的佛经计二千二百七十五册，破烂残缺的则无法统计，共装八箱十八包。4月13日，令工友押运回济南。
这批从掖县运来的《永乐北藏》残本，与省立图书馆旧藏的此书残帙，配成一套《永乐北藏》。尽管两部合并后，仍不是一部完整的《永乐北藏》。但现存5098册，约占全书的近六分之五，已是相当难得。2008年，山东省图书馆所存《永乐北藏》，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一稀世国宝在历经磨难后，终于有机会向世人展现其迷人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