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梳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可以发现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不再仅限于灾害事件本身，灾害衍生型事件逐渐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新形态。影响自然灾害及其衍生危机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归因认知。在具体灾害事件中，归因是特定主体根据事件结果，通过对事件信息进行内部加工而产生的对该事件原因认知过程。归因受到多维度因素的影响，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归因结果存在差异，从而促使民众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大量的事实表明，如果民众将灾害归因为人祸，会使得灾害舆情迅速发酵，极易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将灾害事件归因为天灾，民众将会采取配合抗灾等积极行为，以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归因理论为探究民众灾害认知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聚焦于特定灾害情境，辨析民众归因过程的异化表现，分析民众灾害归因的演化进程与阶段表征，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应对自然灾害及化解衍生危机的能力与水平。
实现对自然灾害事件及其衍生危机的有效处置，关键在于厘清民众的灾害归因逻辑。当前学界对受灾个体与受灾群体的灾后认知研究，多从影响因素这一角度出发，探索影响灾后认知与灾后心理的宏观与微观因素。一方面，从宏观来看，文化与政治因素在灾害认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区域特有的社会态度，承载着民众的危机意识与应急理念，极大地影响着民众的灾害认知与应灾行为。与此同时，民众灾害认知也受到救灾政策变化的影响，积极的救灾政策会增强民众的救灾参与意识，进而提升民众的救灾行为参与程度。另一方面，从微观来看，灾后个体心理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性别、职业、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直接造成民众对同一灾害事件的认知差异。另外，受灾经历也是影响个人灾害认知的重要因素，受到归因偏误、框架效应等影响，容易产生心理偏差，激发个体的应灾情绪。在“情绪-动机”的影响下，会促使个体参与动态的社会化过程，继而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情绪，增加紧急状态下的管理压力。因此，正确引导民众的灾害认知是规范民众应灾行为的重要前提，针对当前我国灾害舆情发酵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既有研究强调要加强对民众的心理疏导，有效引导舆情走向;实时公开灾害信息，及时安抚民众;满足民众利益诉求，积极救灾减灾等，从影响因素、认知引导等方面，分析了灾害情境下民众情绪、民众心理与民众认知的基本内容，最大限度避免灾害认知偏差产生，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上述研究更多关注于静态层面，较少探索民众灾害认知背后的动态逻辑机理，即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归因过程。为此，本研究通过构建灾害归因理论的分析框架，聚焦灾害认知的归因过程，系统梳理灾害情境下民众情绪与认知差异背后隐藏的固有规律，以S市洪涝灾害事件为研究素材，借助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寻求灾害认知归因与个体行为选择之间的关联，探索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归因内在逻辑，探究化解潜在风险的具体举措。
二、理论背景与分析模型
(一)灾害归因的阶段过程
归因理论是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之一，主要关注个体对特定事件的认知行为。1958年，海德(Fritz Heider)最早从人际关系视角提出了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内外两种归因倾向即个人原因与环境原因，归因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吉尔伯特(Gilbert)将归因过程细化为三个步骤，定义事件—作出反应—修改结果，强调归因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动态修复。维纳(Weiner B)创造性地将归因研究与动机研究进行结合，形成动机归因理论，该理论认为归因—情感—期望—行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果归因影响人的情绪，并对行为结果作出预期判断，最终影响人的行为模式。
不同分类的归因过程，本质上都符合“定义—行为”的闭合路径。聚焦于归因认知的心理层面，可将归因分为定义、判断、情感三个阶段。定义阶段即开始关注某一事件，形成初步认知;判断阶段即汇集事件相关信息，根据信息对事件原因进行分析;情感阶段即对事件产生看法并作出情绪表达。具体而言，个体根据所接收的事件信息作出初步定义，并在分析事件的基础上形成对事件的深入判断，进而引发某种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情绪又将引发特定的认知加工，从而促进认知评价的形成。不同的情绪将会触发不同的评价倾向，在灾害情境中，悲伤情绪倾向于触发情境控制评价，而气愤情绪更易于触发个体控制评价，相较而言，后者易将灾害事件归因为人为因素。
(二)灾害归因的影响因素
归因理论认为民众在面对意外事件时，总是倾向于找到责任方，进而作出情感上的反应，其本质上是个体对事件及其信息作出判断的心理过程，涉及事件舆论环境和人际互动交流等多个要素。维纳提出归因的三维模式，他认为人在对某一事件进行归因时，往往从控制点、稳定性与控制性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控制点即责任归属，是指事件原因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稳定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否稳定;控制性是指事件原因是否在人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三个维度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人的归因结果。简而言之，事件发生的责任归属、事件发生原因的稳定性与事件发生的可控性是影响归因结果的结构性因素。
在归因的具体过程，个体受到其他非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会对事件作出不同的判断，如人口统计学差异即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处地区等都会影响个体的灾害认知判断。此外，危机经验与物资储备水平会对灾害归因造成影响。除微观个体因素外，生态环境、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组织控制、政府回应等宏观环境也会影响民众灾害事件的认知归因。总的而言，上述影响因素可归为信息、民众与社会三类。信息因素即信息的获取渠道、信息类型、信息的完整性与信息的透明度;民众个体因素即熟悉程度、控制感、灾情损失情况感知;社会支持因素即应灾经验、灾害情境的物质与心理支持，这三类因素在定义、判断与情绪阶段形成不同的作用机制，从而影响民众的归因结果。
(三)灾害情境下的事实传播与传播认知
在灾害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灾害事件信息经过加工后，形成既定的传播符号，受到语言规则、表征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众对传播灾害信息的解读将会呈现不同方式。灾害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非是未经加工的，而是一种选择性的事实传播与主观传播认知过程。在灾害发生时，相关灾害信息将会以多种形式进行传播，其中灾害信息来源、灾害信息内容以及灾害信息传递倾向，是影响灾害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受此影响，民众会对灾害信息生产初步定义并进行不同解读，从而对灾害事件的可控性、稳定性以及责任归属作出判断，进而产生相应的情绪与期望，最终形成对灾害事件的归因结果。
总体而言，本文遵从“定义—推断—认知结果”的分析框架，聚焦于灾害事实传播与传播认识过程，从认知与情感二者间的动态互动等方面，更加系统地梳理民众的灾害归因逻辑机理，构建灾害认知过程的归因模型(见图1)。
图1 灾害认知过程的归因模型
三、案例研究与样本选择
案例研究要求通过观察各种变量及相关关系，来厘清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事件，通过对现实事件的分析得出判断，剖析事件的本质与逻辑，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以适应不同情境。案例研究重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渐进了解、反复修正的过程。民众对灾害的认知归因过程，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定量研究方法难以解释清楚民众归因过程的动态变化。因此，通过使用着眼于客观实践的案例研究法，有助于厘清民众灾害认知归因背后的逻辑机理。
2020年湖北S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全市48个乡镇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七千多万元。事件发生后，民众对造成此次洪涝灾害的原因认知截然不同:一部分民众认为此次灾害属于人为原因，由于排水系统不畅通与预警机制不健全，导致洪水未能有效排放，民众未能做好预防措施，从而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另一部分民众则认为此次灾害属于天灾范畴，主要原因是S市地形复杂，强降雨的突然袭击，极易造成洪涝灾害。不同认知导致民众应灾行为也存在差异，认为此次洪涝灾害是人为原因的民众，更多倾向于通过网络等渠道，对政府进行质疑;而认为此次洪涝灾害是由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民众，则更多地积极配合政府救援，通过各种自救行为，及时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由于此次洪涝灾害事件造成的损失巨大，受灾范围较广，各种有关洪涝灾害的视频、图片及文字，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再加上社会公众对此事件认知较为多元，众多问题直击民众的诸多痛点，如民众损失严重、排水系统不畅、预警体系不健全等，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引起广泛讨论，地区事件升级为全国事件，一些民众要求追究当地政府责任，使得地方政府形象受到猛烈冲击。
本文选择S市洪涝灾害作为研究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事件的典型性。在此案例中，民众的态度分化非常明显，既有民众将灾害归因为人祸，又有民众将灾害归因为天灾，并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与质疑两种态度。第二，事件波及范围的广泛性。该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引起全民热议，其影响不局限于特定地区。第三，事件的复杂性。S市洪涝灾害事件涉及民众与政府等多方主体，其中隐藏的利益结构较为复杂。第四，事件理解的对立性。在此次洪涝灾害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很大的理解差异，产生了众多对立观点，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
四、灾害信息传播与民众认知的互动过程
灾害信息经过加工传递后，不再仅仅代表其所指对象本身，而是具有符号性的概念意义。灾害信息的传递，并非是简单的输入输出过程，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同的主观认知，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事实信息，即信息发出者根据个人的意图进行符码编入;二是主观认知即信息接受者根据个人所处的背景环境、个人知识架构等对信息进行解读。灾情信息传递主要涉及三类主体:政府部门、民众与新闻网络等媒体。三类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在信息发布内容、信息传递倾向上皆具有差异。新闻网络等媒体具有数量众多的接收对象，其发布的信息往往会掀起轩然大波;政府部门作为灾害的管理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具有官方性及权威性，因此信息发布内容力求客观、精确、言辞恰当;民众作为受灾的直接对象，能够获取最及时与最真实的灾害信息，但在主观情绪及个人知识结构的作用下，其信息传递倾向与传递内容也会呈现差异。
在复杂多样的灾害信息中，灾害信息来源、灾害信息内容及灾害信息传递倾向，成为影响民众灾害认知的主要因素，决定着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定义。民众对灾害事件进行基本定义后，将会根据更多的信息，对事件进行可控性、稳定性及责任归属进行判断，从而产生情绪与期望，最终影响民众的归因认知结果。
(一)定义阶段:灾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博弈
定义阶段存在灾害信息传播与传播认知的双重属性，民众对事件进行定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多种灾害信息的博弈过程。在众多的信息中，灾害信息来源、灾害信息内容与灾害信息传递倾向是影响民众对灾害事件定义的主要因素。灾害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网络社交媒体、灾民个人主体三个方面;灾害发生缘由、灾害损失情况、抗灾救灾程度是灾害信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传播媒介往往带有接受、中立、怀疑三种倾向。
图2 灾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博弈
1．共同灾害空间内的多元主体竞争
灾害信息来源是影响民众对事件作出基本定义的重要因素。在通讯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来源多元，官方新闻报道、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等成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来源。多种信息发布源之间具有竞争关系，面对不同受众群体，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发布者，将会影响接收者的定义方式。聚焦于特定的灾害情境，灾害发生后，官方媒体力求及时向民众发布客观信息，且因其所固有的权威性，易被部分群体接受。有民众在访谈中提及:“政府发布的信息应该不敢造假吧，现在咱国家可是法治社会，我相信咱官方说的话”(DSCA3)。再加上近年来对官员监督约束能力的强化，政府公信力持续提升，民众对政府官方报道的信任进一步增强。然而，在互联网媒体时代，官方信息并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社交媒体平台等非官方发布者，也逐步成为灾情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基于不同因素的考量，瞄准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不同媒体平台会从不同角度来对灾情进行解读，在部分受众中占据优势。“虽然网上的信息真真假假都有，但是专家都分析了这次洪涝灾害的原因，说得有理有据的”(LKZC29)。社交媒体平台所发布的信息虽然权威性与可靠性较弱，但是具有用户量大、信息传播迅速、情绪色彩鲜明等特点，在情感上往往能够引起民众的共鸣。由于共情效应，往往获得部分民众的认同。
此外，灾民作为灾害的直接经历者，也是灾害信息来源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其所传递的灾害内容往往会直接影响民众对灾情的认知归因。“我姑父就是救援队的人，他说灾害发生了，政府才去想办法，完全没有预警措施”(LKZC13)。灾民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因为带有“亲眼所见”的先天优势，再加上现有社交自媒体手段的增多，灾民所发布的信息在竞争中更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2．同一灾害事件下的多种灾情信息博弈
在特定的灾害情境下，除显性物质需求外，民众还存在着隐性的信息需求，即个体对信息的不满足状态。在突发性灾害事件中，民众的信息需求更加多元，更有动力获取不同渠道的灾情信息，传递灾害缘由、灾害损失、救灾抗灾等信息由此激增。由于灾害信息内容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灾害信息将会影响着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定义。
灾害发生时，民众对灾害缘由、灾害损失、救灾抗灾等信息具有非常强烈的需求。在灾害缘由方面，不同主体会从不同侧面，发出不同观点的信息，民众也会综合多种信息，对灾害事件作出不同定义。此次S市洪涝灾害事件中，如果认为是非人为灾害的信息占主导地位，那么民众对灾害的初步定性也会倾向于此。“灾害发生那几天新闻都在说这次洪涝灾害是因为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也有专家分析了这次灾害是不可避免的”(LKZC32)。如果认为是人为灾害的信息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民众也会跟随质疑政府及相关机构。“网上那些说洪涝灾害是因为政府不作为，也不能说他们是瞎掰吧”(DFCZ15)。互联网时代，不同传播渠道所发布的灾情信息内容具有显著差异，不同灾情舆论的争夺，也会影响民众的灾情定义倾向。
灾害损失类信息也是民众关注的重要方面，灾情损失情况报道愈多，愈能引起民众对此事件的关注，进而引发民众的深入思考。“你看这次洪灾多严重，倒了那么多房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LKZC34)。灾害损失情况越严重，引起民众负面情绪的可能性越高，同时也会激发民众的担忧，从而加深民众对此次灾害事件的负面定义。
在救灾抗灾方面，民众对此信息内容传播与性质判断，包含着正负两个不同方面的倾向，从而影响着民众对灾害事件的深度定义。对灾情信息的忽视，或是有意回避灾害信息的报道，则会激发民众对灾情的过分担忧，进而加深受灾地区民众的负面认知。“涝灾发生的那几天，S市都没怎么上热搜，热搜上都是那些个娱乐消息，真是让人痛心啊”(LKZC25)。而积极的抗灾救灾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增加民众对灾害事件的信心。“多少军人、多少警察、多少干部、多少志愿者都积极奔赴S市，新闻上都报道了，大家都在帮我们，我们不怕”(DFCZ29)。可见，积极的救灾行为报道，可以缓解民众的负面认知，激励民众对此事件作出正面定义。
3．相同灾情传播路径下的异化表达倾向
民众在接收灾害信息时，会对信息性质进行初步判断，从而对信息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产生接受、中立与怀疑三种态度。信息的接收者并非是信息传递的终止端，在交互式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下，信息将会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下一个接收者，传递者的利益诉求与情感态度，将会影响接收者的主观认知。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在群体心理作用下，个人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三种态度的陈述均来自于笔者研究团队的实际考察。此次洪涝灾害过后，有一部分民众持积极心态，面对官方所报道的洪涝灾害原因，基本全盘吸收、认可。“下雨量很大，河道又弯曲，地形复杂，河水涨得很快，堆积的泥沙又多又厚，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此劫”(LKZC17)。这些民众往往带有积极的信任态度，充当主动自救的先锋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阻止社会矛盾升级。“我大舅他们都说，不是政府不管事，而是因为洪水太急了，大家都这么说，我猜也八九不离十”(LKZC28)。有一部分民众持中立态度，对官方及网络媒体等发布的信息都未表示出明显倾向。“千人千张嘴，咱也不能谁都听，你说是不”(LDFC26)。此类民众对所接收的信息持中立态度，认为积极救灾是第一位，在信息继续传递的过程中，秉持救灾至上态度。“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好好收拾收拾吧，以后日子还要过，说这些都没啥用”(LDFC63)。另有一部分民众，则是持有较为负面的心态，对官方信息的报道持质疑态度，在众多的洪涝灾害报道中，他们倾向于支持某些网络自媒体的观点，提出针对灾害的种种负面观点。“网上很多人都在问政府为啥没有做好预警措施，如果政府做得好，为啥还有那么多人质疑”(LXZW10)。受到网络自媒体等多种声音的影响，部分民众对官方信息进行主观解读后，往往会形成不信任的姿态，并将这种质疑情绪传递给下一位接收者。“我就觉得肯定像网上说的一样，这次洪涝灾害不只是强降雨来了那么简单”(LXZW18)。倾向性的信息传递是影响民众信息接收的关键，加上信息传递网络的复杂性，具有积极接受、保持中立、消极怀疑的三种传递倾向将影响着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基本定义。
(二)判断阶段:灾害信息要素在归因判断中的作用过程
图3 灾害信息要素在归因判断中的作用过程
在定义阶段，民众主要是根据灾害信息来源、灾害信息内容以及灾害信息传递倾向，对灾害事件作出基本判断。形成对事件的初步判断后，民众将会从事件发生的可控性、稳定性与责任归属三个方面进行推断，进而产生情绪与期望。
1．灾害事件的三点判断:灾害事件内化的核心差别
在推断阶段，民众会依据事件的定义结果，对灾害事件原因的可控性进行判断，不同原因的推断影响着民众的情绪与期望，决定着民众的认知结果。调研结果显示，民众对本次洪涝灾害原因的可控性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部分民众认为，实际上可以通过预防措施来避免或减轻本次灾害损失。“这次灾害明显就是可以提前应对的，这次水灾要我说就是政府干部没有好好想想怎么预防灾害，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造成的”(LKZC51)。在对灾害原因控制性进行判断时，如果民众倾向于灾害原因可控性高，则其将灾害归为人祸论的可能性越大。还有部分民众认为，此次灾害不可避免，强降雨时间、S市地形地貌以及水文条件等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共同酿成了本次灾祸。“我们市地形那么复杂，河流排水能力又弱，下个暴雨我们迟早得淹”(DFCZ19)。认为灾害原因可控性较低的民众，将灾害归为天灾论的倾向性越强，在行为表现上也更加积极。
在稳定性判断上，部分民众认为此次S市洪涝灾害发生的稳定性较弱，即洪涝灾害的发生并不是必然的，如果相关部门健全灾害预防体系，在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来临时，紧急启动灾害应急预案，而不是采取临时性应对措施，这次洪涝灾害就可以避免。“我们在这生活四十几年了，也没见过几次大水灾啊，为什么这次就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灾害呢”(LKZC54)。认为灾害发生稳定性较弱的民众，表示灾害发生不具有必然性，从而将灾害归为人为因素，另有部分民众认为，S市遭遇洪涝灾害是必然的，S市地形地势本就不具有排水优势，再加上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河流蓄水压力逐渐增大，由此酿造了本次灾祸。“这些天我们这边的雨是一天比一天大，大水灾迟早要来”(DFCZ35)。持有灾害稳定性强这一观点的民众，对灾害产生的原因认知也更倾向于环境因素。
民众对于S市洪涝灾害的责任归属，作出了三种形式的判断，即将责任归属于人、将责任归属于环境以及认为人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本次洪涝灾害。一部分民众认为人的因素，导致了本次涝灾的产生。“要不是他们做得不好，我们也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啊”(LKZC48)。将责任归属于人为因素的民众，表示政府应该为其行为负全责。一部分民众认为此次涝灾发生与S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平日里我们的日子太舒心了，谁也没注意到S市自然环境上的劣势，也没有人主动去想想我们会不会遭遇什么灾难”(DFCZ62)。持自然环境是导致此次洪涝灾害观点的民众，多是认为此次涝灾不可避免，并表示理解政府临时决策行为。还有一部分民众认为，此次灾难的发生既有人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虽然S市在自然环境上不占优势，但防灾工作做好了，损失也不会那么大了”(XKZC23)。持这一观点的民众，在责任归属判断上也认为政府应该对此次事件负责。
2．灾害事件的归责结果:民众对灾害事件的情绪与期望
情绪是个体处于内外环境变化情境下，通过认知和意识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面部表情、身体动作以及语言是情绪表达的主要载体，个体的基本情绪一般包括正向情绪与负向情绪两类。在实际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S市的民众在不同灾害认知的影响下，产生了正向与负向两种情绪。在访谈过程中，部分民众表达了悲伤与痛苦情绪，同时也表达了对政府行为的不满、愤怒与抵触。“这次洪水灾害，都怪政府，咱半辈子的心血都没了”(LKZC37)。“我气得全身都在颤抖，为什么这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LKZC44)。负面情绪产生的基础，在于民众作出涝灾由人为原因所导致的归因判断，而负面情绪更加深了民众人祸论认知倾向。另一部分民众，则是积极应对此次灾情，非常配合来自各方的积极援助行为，并表达了乐观、感恩等正向情绪。“怪谁咱都怪不了，退一万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XKZC16)。“全国民众心里都想着咱，真是让人心里可暖了”(DCFZ57)。在多种信息竞争的过程中，接收正面信息的民众，普遍认为灾害发生是必然的，不受人为控制的，将灾害原因归属于自然因素，对政府的态度倾向于信任与理解。
对灾害事件的深入判断，不仅影响着民众的情绪表达，也影响着民众对灾害事件处置的期望，事件判断与情绪期望之间并不是单向影响的关系，而是双向修改强化的动态关系。根据实际调研结果，民众的灾后期望，主要包括问责追责、降低损失、利益补偿三种类型。问责追责期望产生的基础在于，民众对此次事件人祸论的观点深信不疑。“这次涝灾，很明显就是人为过失造成的，希望这件事一查到底”(LKZC19)。持有问责追责期望的民众，多是对政府的救灾减灾工作有诸多质疑与不满，更多地要求严惩相关人员，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置结果，这一期望的产生，更强化民众对灾害事件人祸论的判断倾向。而更多民众则致力于实现更好的救灾结果，积极配合政府应对灾害事件的各种举措，力求配合政府等不同主体，协同起来积极救灾，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灾害发生了就发生了，希望政府能够好好规划规划，想想办法怎么救灾”(DFCZ68)。基于天灾论倾向与积极正面情绪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损失降低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并且在此期望的影响下，也加深了民众对事件做出的原有判断。利益补偿、重建家园也是基于政府信任而产生的对灾后事件处置的强烈期望之一。“接下来，就是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些补偿，给我们一些资金，支持我们好好生活”(XKZC37)。这一期望的有效满足，有助于引导民众情绪的积极走向，从而不断修正民众对事件的判断，产生正向的归因结果。
五、结论
灾害归因影响着民众的行为选择。聚焦于灾害情境下民众认知归因的演化逻辑，深入探索民众归因过程的内在特征、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政府化解灾害事件中复杂的利益矛盾，提升政府的应灾能力与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本研究借助归因理论的分析框架，以S市洪涝灾害为研究素材进行系统分析，并得出下述结论:
一是民众的归因过程实质上是信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灾害情境下的信息传递，并非简单的输入与输出过程，而是人为加工后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包含定义、推断与期望三个阶段。在复杂多样的灾害信息中，信息发出者聚焦于灾害信息来源、灾害信息内容、灾害信息传递倾向三个方面，对灾害信息进行编码，同时这三个要素也会影响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定义，影响民众对事件的可控性、稳定性及责任归属判断，从而影响民众的整个解码过程，最终影响民众对灾害的归因结果。
二是灾害信息来源、灾害信息内容、灾害信息传递倾向是影响民众对灾害事件进行基本定义的关键因素。灾害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官方新闻报道、网络社交平台以及灾民个人;灾害信息内容包括灾害缘由、灾害损失与救灾抗灾报道;灾害信息传递倾向包括赞同、中立与怀疑三种态度。上述影响灾害事件定义的因素，在信息编码解码过程中具有竞争关系，在群体中占主导优势的信息来源、内容及传递倾向，将会影响民众对灾害事件的归因结果。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灾害治理属于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未来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研究素材去揭示不同灾害归因的完整逻辑，深入探讨民众对灾害归因后的行为选择，选择更多的灾害事件进行验证，才能进一步确认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玉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本期编辑：陈思洁
本期校对：胡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