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他准备去北京当官,半路才想起自己是汉奸,连夜南逃

文化   2024-12-23 08:24   广东  

作者简介 | 无风,有些迷糊的95后女青年,ID:wfqnwx。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这样一位“学者”满心以为要在新政权下大展拳脚,却在半路陡然想起自己汉奸的身份,旋即连夜南逃,不再踏足大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1950年的一封邀请:梁漱溟来信与“张嘉仪”的兴奋

1950年初,新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关键阶段。国家急需各类人才,尤其是有一定社会影响、擅长文化理论或学术研究的人士。身为知名学者的梁漱溟接到相关部门指示,希望他能物色一些具备独到见解、熟谙中西文化比较之道的学者,共同推进“文化比较研究”的筹备工作。

在这个大背景下,梁漱溟想起了自己通信多次、相谈甚欢的一位笔友“张嘉仪”。在往来书信中,“张嘉仪”曾谈及中西方文化融汇的重要性,并且对新政权推行的许多新举措大力赞誉。

梁漱溟被其深厚学识和见解所折服,便给对方写信,盛情邀请来北京共同参与新机构的组建,说不定能出任一个官员职位。

当“张嘉仪”收到梁漱溟来信后,起初兴奋不已。他曾在信中提到对新中国的期待,也在私下琢磨,如果能在北京谋得一席之地,这将是一条走出困境、重获社会认可的理想道路。


怀揣着欣喜,他从浙江一路北上,先经杭州再到上海。但走着走着,他脑海中回荡起一句冷冰冰的自我提醒:“我其实是个汉奸,真要去北京吗?”在内心挣扎后,他最终决定中途折返,连夜南逃。

二、原来“张嘉仪”就是胡兰成:其汉奸身份的由来

这位“张嘉仪”的真名,叫胡兰成。谈及胡兰成,大多会联想到民国才女张爱玲,因为两人的情感纠葛备受瞩目。但在这里,我们先撇开那段私人感情不谈,转而讲述胡兰成隐藏在背后的汉奸身份。

胡兰成本是小镇教师,曾做过报纸编辑,在抗战爆发前并无显赫出身。可是,随着日本侵华规模日益扩大,汪精卫在上海、南京等地筹建傀儡政权,一些投机者或对前途迷茫者纷纷投奔。胡兰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了与汪精卫的合作之路。


据说,胡兰成最初得罪桂系当局,被视为“宣传分裂言论”,后来却获得汪精卫方面欣赏,担任宣传部的重要职位。他发表文稿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唱赞歌,也对日军占领政策进行辩护。抗战胜利后,这些事实足以让他成为众所痛恨的“汉奸”,无论在国民政府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这层污点都难以洗刷。

三、因何投靠汪伪政权:胡兰成的选择与来往

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汪精卫逃往河内并发表公开投降声明,主张与日本“和平谈判”,实则出卖民族利益。国内群情激愤,谴责汪精卫叛国。


然而,胡兰成却在报纸上撰文美化汪精卫的所谓“和平”主张。汪精卫观察到他的笔锋,于是将其纳入自己的宣传班底。此后,胡兰成正式踏上“汉奸”之路,成为汪伪政权的文胆或说客。

在南京,汪精卫扶持起“和平政府”,胡兰成任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主笔。

一度,他借机撰写大量文字为汪精卫粉饰太平,极尽巧言粉饰之能事。也有人说,胡兰成并非盲目服膺,他曾私下与一些日本军方人员或政界人士接触,对日本最终可能失败有所洞悉,因而在私底下也发表“日本会败”之观点。

这一言行,既让汪精卫阵营对他生疑,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复杂反应。日本大使谷正之曾介入其纠纷,多次帮其解围。


四、1945后的隐匿:汉奸败局与胡兰成的跌宕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汪精卫政权瞬间崩溃。此时胡兰成失去靠山,随即被清算为汉奸对象。

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广大民众,都对包括汪精卫系在内的汉奸势力进行追捕。胡兰成自知前景险恶,就此开启逃亡之路:先在南京潜伏,又到上海,最终在温州等地漂泊不定。

这个时期,他几乎与外界多断联,只在偶然的机会里写信结识梁漱溟。他化名“张嘉仪”,营造出一副“心忧天下却身不由己”的姿态。


梁漱溟是当时的文化名流,以提倡“东方文化”“乡村建设”而闻名,也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受胡兰成的花言巧语与文笔所惑,并不知道对方实际汉奸身份,为他推荐了“文化比较研究”的工作,甚至打算在北京给他安排官职。

五、接到梁漱溟来信:一度欣喜的北上行程

梁漱溟于1949年底随同中共方面离开香港去北京,受邀参加一些国家事务,还获准筹备一个研究机构。

1950年初,他希望让“张嘉仪”参加其中。出于对胡兰成(并不知其真名)的信任,他写下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希望对方赶紧来京,一则可入职相关研究机关,二则也能相互切磋学术。


当时胡兰成尚在江南一带,经济窘迫,又深感自身前途茫茫。梁漱溟的信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若投身新政权的研究岗位,不仅有尊严,也能摆脱隐匿生活。他带着几分喜悦,上路北上

可是,一路行至上海,他越想越心惊:当下新中国风纪严明,如果自己身份被拆穿,后果不堪设想。

他仍清晰记得自己在汪伪政权的所言所行,于公共舆论中“汉奸”二字就是致命污点。万一到北京被人认出,恐怕将陷狱,哪还有容身之处?思前想后,胡兰成不敢再继续前行,只能连夜折返南逃,终究放弃这看似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


六、仓皇逃往香港:彻底远离大陆

胡兰成自上海南撤,最后抵达香港,接着又辗转到日本。

对他而言,这或许是唯一的自保之路。在香港或日本,他躲避了新中国对汉奸的清查,也避免了国民政府余部对其进行起诉。与之前满心期待“入京任职”相比,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他“汉奸注定无法洗白”的悲凉现实。

事后,不少研究者质疑这段故事中“梁漱溟与胡兰成”之间的书信往来,是否确有其事,以及毛主席、周恩来是否知晓此事。


但至少在坊间流传的种种文献及回忆录中,胡兰成确实曾试图通过梁漱溟找机会去北京,“半路才想起自己是汉奸”的版本也口口相传,成为一个带有传奇意味的轶事。

七、胡兰成的结局:漂泊海外直至去世

胡兰成最终于1982年在东京去世,结束了他四处漂泊、时时提心吊胆的一生。

据说,他在日本仍继续写作,用中文撰文论述传统文化,也会遥记在大陆的文人学者,却终未返乡。毕竟,作为汪伪政权的重要宣传喉舌,汉奸污点绝非时间能轻易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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