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兄弟夏冰老师新作《报以载道：中国近代中文商业性报纸新闻职业伦理实践研究（1857—1911）》出版了。这是一本资料非常翔实、剖析十分深刻的近代新闻史学著作，它所论述的中国近代报业生态与当前媒介碎片化时代非常相似，对我们以史为鉴很有帮助。
视角引人入胜
——发掘近代新闻伦理的隐秘世界
翻开《报以载道：中国近代中文商业性报纸新闻职业伦理实践研究（1857—1911）》时，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历程的窗户。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新闻从业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如何平衡“义利”矛盾，更展示了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实压力之间的艰难抉择。作者以极具学术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交汇点上，成功开辟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本书的独特价值之一，便在于它对新闻伦理实践史的开拓。新闻伦理的研究向来存在于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本书作者却以中国近代商业报刊为切入点，将抽象的伦理观念融入具体的历史事件中，生动地还原了新闻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践行职业操守。
书中大量的案例描绘了报人如何通过自律和他律平衡商业与责任的张力，同时也通过个案对比进一步剖析了影响近现代新闻伦理实践的内在机制。
这些详实的研究和生动的案例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早期商业报纸从事新闻伦理建设的动机与困境，理解它们是如何在“义利兼顾”的矛盾中不断探索和自我超越的。
学术贡献显著
——实践史研究的先锋之作
作者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探讨，而是大胆地采用“实践史研究范式”来展现新闻伦理的具体操作模式，将新闻从业者的日常职业活动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逻辑中，逐步探讨职业价值的变化和演进。
本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便是这种实践史视角的代表性展现。比如，在“职业价值观的演变及其文化泉源”部分，作者追溯了士人伦理和儒商文化对近代商业报人的职业影响，阐释了传统士人阶层的“以天下为己任”如何在近代新闻人心中根深蒂固，构成了他们坚守伦理底线的重要力量。
同时，通过“义利兼顾：责任与营利何以平衡”这一章节，书中深入探讨了报人们如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冲突——如何既担负起启蒙民众、服务社会的责任，又在残酷的市场中实现自我生存。
从这种视角出发，书中不仅重视个体新闻人的道德操守，也分析了他们的行为如何受到社会环境的塑造。
例如，作者在第五章“据事直书：职业品质、规范与史家之德”中探讨了“据事直书”原则的应用，这一理念源于史家直笔记录史实的传统，而在新闻行业中也同样得到了大力推崇。
尤其是《申报》的实例使人印象深刻，报人们强调“实事求是”“直言无隐”，这些道德理念经过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阐发，发展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史家办报”思想。
作者不仅对个体新闻人的道德实践进行了深刻剖析，更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了其历史根源与现实价值，这种剖析方式使得本书在学术上具有极高的创新价值。
现实启示深刻
——历史阐释之中的现实映照
《报以载道》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有着深刻现实启示的作品。
透过历史的镜头，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早期新闻从业者在面对商业压力时的坚持与妥协，也引发了我们对当今新闻行业的深思。
书中提到，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商办报业出现了职业腐败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愈发严重。尽管报纸作为新兴的舆论工具肩负着社会启蒙的责任，但在生存压力和利润诱惑面前，一些报纸逐渐偏离了“据事直书”“实事求是”的职业规范，甚至沦为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工具。
作者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详细描述，不仅让我们得以洞悉近代报业腐败的根源，更提醒我们要正视当前新闻行业所面临的伦理挑战。
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历史经验指出了“新闻职业权利”在争取新闻自由过程中的重要性。早期新闻从业者所倡导的“有闻必录”理念，不仅是一种职业追求，更是一种对自由采录信息的权利争取。
书中强调了在争取新闻自由过程中，新闻人赋予“有闻必录”以史家著史的光环，将其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理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自我规范的新闻职业道德，这种“有闻必录”的精神让人们感到敬佩，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在新闻自由日益受到威胁的今天，我们是否能继承这种捍卫真实的职业精神？
《报以载道：中国近代中文商业性报纸新闻职业伦理实践研究（1857—1911）》就是这样一本优秀的著作。它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剖析和新闻伦理的探讨，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中国近代报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历程，也让我们在新时代重新思考新闻行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为当今的新闻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和伦理准则。无论是研究新闻史的学者，还是新闻行业的从业者，读后都应该能够从本书中获得启发与共鸣。因此，我推荐大家都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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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Alber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