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安徽省文联|王长安:吾师文联

文摘   2024-12-22 12:29   安徽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编者按:在安徽省文联成立70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展示安徽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的发展历程和丰硕成果,省文联组织开展了“我与安徽省文联”主题征集活动,得到省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踊跃投稿。经认真遴选,自今日起推出部分作品选登,共同回顾文艺工作者与省文联同成长、同奋斗、同心筑梦的往事记忆,进一步激励全省文艺界赓续传承、砥砺前行,扎实推进安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吾师文联

王长安



很晚才知道文联。在我懂事的年龄,它被“砸烂”了。

大约是在1976年的秋天,我因立志在戏剧创作上发展,又因为不论何人一旦被认为是“搞创作”的,就与闲散画了等号,我被派参加省“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1]

因为年轻,开拔前领导要我搭便车先去老队员的工作点看看,感受一下。我第一次迈进了“宿州路九号”[2],要在那里乘坐老张师傅开的金杯面包车。听说要取一些工作点需要的东西带上,我便随一位年轻的老队员一起进了二楼办公室。所谓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些“活页文选”状的演唱材料,是为了配合揭批刚刚被粉碎的“四人帮”而编写的。

这位老队员以近乎扫荡的方式把在书架上、橱柜中的“活页文选”一“取”而光。我正纳闷他的“饕餮”,只听他轻声嘟囔了一句“在这睡觉,还不如去发挥一点作用”。我顿时觉得他这事做得天经地义。这些年来,那些被“睡觉”的东西(包括某些人和人的本事)不少,咋就没想到让它“去发挥一点作用”呢?

行车途中,我得知眼前这位只一句话就让我感到“开天眼”的年轻老队员就是《新来的小石柱》的作者。搞创作的人就是不一般啊!我蓦然想起进门时看见的那块方形的白牌子,上面分两行写着“安徽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同车人口中的“创研室”即是它的简称。它汇聚了一批搞创作的人,是“砸烂”的文联与撤销的文化局相关机构合组的一个新单位。


车很快到了工作队的驻地,我“参观”了他们的房屋、床铺和锅灶,那个年代对吃、住方式是很有要求的,即所谓“三同”[3]。我看到很多在别人口中卓越不凡的“搞创作的人”都穿戴普通,与社员打成一片,就像那位年轻的老队员,不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知名作家,还是名牌院校的高材生。我在家,由于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又是唯一的男孩,从未做过饭洗过衣,此时竟一下子感到了与这些老队员的无限差距。那些在我看来堪称伟大的名字就在他们中间,如陈登科、鲁彦周、那沙、严阵、曹鹏飞等。

面对收割过的田野,泥土和草秸的香气沁人心脾。我干脆找一处茅草茸茸的田埂躺下,任凭身体随白云飘动。突然,长空中几声巨响,一位叫不出名字的工作队员说“好像是飞机加速器的声音”,我很认同。通常我也会这么表达。身边的另一位皮肤黝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队员竟笑嘻嘻反问道:“焉知这就不是飞机加速器的声音呢?”是呀,你说了“好像”,那就还有否定的成分,你否定的依据在哪呢?啊,这是一群如此讲究逻辑、善于思辨的人,他们是智慧和有趣的一群!后来我知道,他叫刘永璜,人大哲学系才子。


终于到岗了,大约是那年的11月或12月份,我们进驻的是定远县西部的青洛公社,据说是因洛河流经此地而得名。

我被编在“社直”组,所谓社直,跟今天的社恐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全名应该是“公社直属单位”。具体“分管”学校、医院、广播站和宣传队,职责接近“宣口领导”。由于位置特殊,上与公社层面的工作队总部,下与各生产大队的工作队组往来密切。“创研室”的人大部分在胡里大队,因为那里姓单的人多,又叫“胡里单”,白榕、孙肖平、吴炳南等都在那里。贾梦雷、金芝、方义华等则在公社层面,属于总部机关。

我时常把一些刚脱手的习作拿给他们看,听他们指教。记得他们跟我说过“联想”“比兴”“隐喻”“升华”一类的词,我感到很新鲜,搞创作的劲头猛增。公社宣传队就是我的试验基地,编写了节目、唱词随时就能与社员群众见面,成就感满满。在公社机关、在“胡里单”,我喊他们老师;在宣传队,队员们都喊我老师。才20岁,居然还有人喊我“老王”。我仿佛明白了“老师”的门槛其实不高,能者为师,他者为师,想学习,时时处处事事有老师,真可算得上是“师”者遍野。听说要恢复高考,“胡里单”的老师们还鼓励我去报名。他们说,即使考不上,“没上过大学也考过大学了”。

我的人格,在这里得到了成长。


之后,我成了“宿州路九号”的常客。在拨乱反正的年代文联恢复,被迫停刊的《安徽戏剧》[4]也开始复刊。由于我的勤奋好学,再加上与各位老师投缘,我被借调到《安徽戏剧》编辑部,得以在工作实践中领受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

文联是思想先锋之地,编辑部更是前沿哨所。我对社会和文艺的很多认知便得益于斯。我开始懂得了文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懂得了艺术创作中精神自由的价值;也懂得了戏剧作为时代的造像实质上是人民意志的一种物化形态。恰此时,省文联接到了阜南县三位作者[5]的来信,申诉他们创作的小戏《犟队长》因为写了一个反面形象的公安局长而被当地公安禁演的事。文联立刻组成调查组,由此我看到了“宿州路九号”的正义感和凝聚力。我还被派和吴炳南老师一起以《安徽戏剧》特约记者的身份,去阜南县实地调查。

其实,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这牵涉到对文艺本质和艺术形象的理解问题。阜南县公安局认为在阜南县写一个不好的公安局长那就是“站在庙门口骂秃子——跟和尚过不去”,那么写商业局长、文化局长难道不也一样吗?文艺创作不能写人物的具体身份,那还如何表现它的艺术真实呢?由于天气突然降温,再加上旅途辛苦,吴炳南老师突发腰疼,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我们相互鼓励,真正的携手并肩,历时一周,终于完成了“特约记者”的调查任务,以我们的共同署名提交了《这是“站在庙门口骂秃子”吗?》的调查报告。柏龙驹老师迅速撰写了本刊评论员文章《本期增刊的由来》,那位曾反问“焉知不是飞机加速器”的刘永璜老师还写了《“自动对号入座”析》的评论文章,书法家刘夜峰先生也专门题写了《维护艺术民主繁荣戏剧创作》的“刊名”……一本白皮书形式的“《安徽戏剧》增刊一号”即告诞生。三位作者的诉求,也随之得到圆满解决。从此,“宿州路九号”“文联”在我心里似乎有了家的感觉。


2006年12月2日下午3点30分,当我夹在肃穆的人群中伴着低低的哀乐向静卧在玻璃棺中的鲁彦周老师投去最后的不舍目光时,我明白,他是真的离我们而去了。先生的一切都只有“从前”,没有“以后”了。

我和鲁老原本并不相熟,过往极少,但他的德行、品性,尤其是他的人格、正气却早已融化在我的心中。大约是1978年年底,我被派参与全省戏剧汇演的评论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工作中,我初次领略了鲁老的风采。记得是在汇演最后的评奖时刻,如何把握评奖原则令很多评委伤透脑筋。时值那段特殊时期刚刚结束,人们久被压抑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老将们重获新生、披挂上阵;新人们生逢其时、大显身手。戏多人多,每个作品、每个人都有着充分的可以理解的被关注和照顾的理由。那天晚上,在长江饭店的楼层会议室里争论异常激烈。最后作为评委之一的鲁彦周老师一锤定音,他说,一切照顾的都是非艺术的,一切艺术的都是非照顾的。评奖的生命是公平,评奖的意义是激励。坚持标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评价作品的原则,也是群众信任我们的理由。一席话,使我立刻心生崇敬,还忘情地鼓了掌。也正因此,评奖产生了“爆炸性”结果:一些由著名艺术家“领衔”但水准不尽理想的剧目并没有“天经地义”地获得“领衔”的等次;一些名气不大的基层作者的新锐之作却拔取头筹。当时还在马鞍山工作的作家张弦其由该市话剧团演出的剧本《心在跳动》和安庆市剧作家汪自毅由当地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剧本《烽火连心》分别获得了大戏和小戏一等奖。这应该说是鲁老师坚持艺术标准的结果,他为新时期的安徽文坛注入了一股正气。这之后我们看到张弦佳作迭出,成为新时期中国重要的作家之一;汪自毅也陆续写出了很多优秀剧本,成为黄梅戏作家队伍中突出的一员。而那次受到了激励的一些名家高手也感到了竞争压力,“愈挫愈勇”,不断推出与他们声名相符的佳篇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坛生机勃勃。

我有幸长期在各类调演、汇演、艺术赛事中做评委,还担任了十多年全省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鲁彦周老师当年的“评委风范”无时无刻不在引领着我、约束着我,使我也成为敢于秉公持正、捍卫艺术尊严、坚守学术人格的“评委新人”。记得有一年,我的一本书被推荐参加“安徽文学奖”评选,起初,我也曾想到借鲁老一言九鼎的人格力量来争取“提携”。可当我几次拿起电话,看到那与电话号码相对置的名字时,所有的欲望顿时如沸汤浇雪,骤然消逝。终于未敢拨出那组号码。因为电话的那边是一个净洁的人,一个持正的人,一个供职并增辉于“宿州路九号”的高尚的人。丢却高尚的“荣誉”,难道不是一团垃圾?


2008年,在文化系统辗转了38年之后,或许是我的“文联情结”使然,我有幸迈进了文联的办公楼成为它的一员。虽然它已不在“宿州路九号”[6],但我依然有一种踏进学堂的感觉。这里,各艺术门类交相辉映,正义、深刻、智慧、有情有趣的灵魂比比皆是。有人说我曾经也是一个“二级机构”[7]的主要负责人,“有权有车”,干嘛年过半百了还要从头来过呢?我浅浅一笑,淡然且外交范儿地回答:“换个活法。”

的确,“换个活法”内涵空间很大,可作各种解读。但谁都未必知道这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辗转而来即是遂愿、随缘,投奔师门。


“换个活法”还真的“换”出了新彩,“换”出了我最后8年工作时间的活力、充实与开心。

我原本的专业方向是戏剧,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编辑、教学都未出戏剧之圈。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北京的中直艺术单位来班级要人。我当时是有机会到京城工作的。因考虑到拖家带口以及家乡的多年培养,我还是放弃了“人往高处走”,但我清楚地知道在省里即使做到“天花板”也未必能露出京城的“地平线”。眼下,我的戏剧创作和研究似已进入瓶颈期,这种窘迫或许会延续到退休。让我喜出望外的是,“瓶颈”就在这一“换”中突破了。


我喜欢各门各类的艺术,各个协会也都乐意“带我玩”。

我有机会参加了省音协的歌词、歌曲征集和歌手大赛的评选工作以及各种各类音乐活动,加深了对音乐的理解,似也逐渐懂得了音乐创作和音乐审美的某些规律。依托多年戏剧创作、研究所获得的人文积累,我竟然一口气创作了近百首歌词。其中《江南江北我的家》经盘龙作曲、雷佳演唱,一经在第九届安徽省艺术节开幕式推出就获得好评。之后它又上了中国文联《百花迎春》春节晚会,上了央视一套和部分省级卫视,并获了省“五个一工程”奖;《放歌江淮》由谢林义作曲,成为省文联“送欢乐下基层”演出的保留曲目,亦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另有我作词的歌曲《美丽合肥》《养人的地方》《走进科学岛》《孔雀东南飞》《徽班春秋》《美江南》《我爱马头墙》等传唱至今。

我有机会参加了省舞协的各种活动,还担任少儿和老年舞蹈比赛的评委,出席舞蹈艺术的研讨会,使我对舞蹈的功能、意义有了新的认知。领悟到舞蹈实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是人对肢体的音乐性改造。在新的视域和感悟中,我写出了《开启美的人生——少儿舞蹈美育简论》《舞出人生的精彩》等文章,发表在《艺术广角》杂志和《中国艺术报》上。

我有机会参加了省曲协的创作研讨和曲艺大赛、曲艺节等活动,还应邀为曲艺家们作专题讲座,迫使我走进新领域,思考新问题,学习新知识。借助我对曲艺的理解,撰写了《再探曲艺美本质》《曲艺三题》等论文,发表于《曲艺》《艺术百家》等核心刊物。

我有机会参加了省影视协举办的影视论坛、作品研讨和项目策划,加深了对影视艺术的了解与喜爱,参与了对某些影视现象的研究。结合观摩学习,我撰写了《淮北亲情系列电视剧的文化心态》《感性的纪录》《人争一口气》等理论、评论文章,发表在《文艺报》等报刊上。

我有机会参加了省摄协的摄影作品展览及评审工作,对摄影的表达技巧和视觉创造有了新的发现,知晓了以前未曾知晓的“光影”话语,藉此撰写了《光与影的我化》《让哲学进入取景框》等理论文章,在《安徽文学》《安徽日报》上发表。

我有机会参加了省作协的新书研讨并为首届“小说对抗赛”颁奖晚会撰稿,引发了我的文学兴味。除了撰写诸如《文学中的戏剧思维》等文学评论外,还尝试写作了《桐城文派》《寂寞霸王祠》《池州傩》《悲喜滁州》《品味合肥》等散文,在《安徽文学》《志苑》《新安晚报》等刊物和报纸上发表。

这些参加、瞟学,这些濡润、滋养,这些猎奇、催化,还真的助我突破了主业“瓶颈”,又上层楼。

在这转益多师的日子里,我的剧作[8]入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成为我省仅有的两部获此殊荣的作品之一。

在这转益多师的日子里,我的戏剧理论文章[9]也蝉联第四、第五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其规格与“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相同,为我省唯一。

在这转益多师的日子里,我还与理研室同志合作申报了中国文联科研项目,撰写了论文《当下审美格局中地方戏生存发展之研究》,以优秀成果完成结项。

在这转益多师的日子里,我还主持编写了《安徽戏剧通史》《中国黄梅戏》《中国青阳腔》等文献性著作,先后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出版音像类)二等奖”和“安徽省社会科学奖(社科类)一等奖”。


吾师文联,是一个思想荟萃之地,是一个百花并艳之所,是一个可以尽情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是一个温馨和谐、有味有趣的大家庭。虽没有高楼,却有高师;虽没有课堂,却有众多的追慕者、仰望者、摹习者。安徽省文联,是吾师,是一个使人深受其益的地方。

呜呼,知道很晚,相携到老。


                                                             

[1]全称为“安徽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2]安徽省文联旧址。

[3]同吃同住同劳动。

[4]后更名《戏剧界》,现名《艺术界》。

[5]吴兆洛、许春耘、李松岗,阜南县文化馆创作人员。

[6]安徽省文联现址为合肥市芜湖路168号。

[7]之前在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工作,隶属安徽省文化厅、今安徽省文旅厅,并任院长。

[8]黄梅戏《风雨丽人行》。

[9]《阡陌文化定位的得与失——关于庐剧历史问题的思考》《黄梅戏的昨天与今天》。





来源:安徽文艺理论研究室

安徽省文联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安徽文学艺术分享与展示服务平台。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