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变革，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状态，儒、道、墨、法、阴阳、兵、农等学派，相互激荡，异彩纷呈。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大解放、大创造的时期，他们活跃又充满创造力的智慧之泉，成就了中华文化最具原创性的万古江河。在众多的原典中，《管子》以其包罗万象、宏博精微的特点，闪耀着奇异的光彩。它不仅是一部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术大法，对于今人，更是治国理政、农业生产、军事指挥、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指导性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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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经济学家。其父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他曾与好友鲍叔牙合伙从商。失利后又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唯鲍叔牙知他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后辅佐公子纠，在与公子小白的争位中被俘，因鲍叔牙的劝说被赦免并担任齐国国相。他实行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治国主张，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最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子》一书旧题为管仲所撰。早在《韩非子·五蠹》中有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期，贾谊、晁错、桑弘羊等都读过《管子》，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可见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管子》已为广泛流传。《管子》究竟是何人于何时所著呢？南宋叶适认为“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至于具体作者和成书时间争议颇大，纵观全书，有《牧民》《形势》《权修》等管仲思想的记录；又有《大匡》《中匡》《小匡》关于管仲事迹的记述，但始终贯穿着“礼”和“法”并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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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田氏代齐后，设立稷下学宫，广罗天下贤才。思想家与游说之士各逞才辩，其中不乏对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功烈的追忆与梳理，并以此来激发齐王的信心与斗志，在回溯与继承中实现齐国的再次复兴。纵观全书架构，也可以看出书中除少数篇章产生于战国初期外，其主体部分应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官兴盛时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晚于秦汉之际。冯友兰先生认为《管子》一书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
直至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受命主持勘校天禄阁、石渠阁等国家藏书，其中便包含《管子》，他广泛搜罗各类藏书中的《管子》共计五百六十四篇，经过校勘文字、审定篇第、删其重累，定著为八十六篇，并撰成《管子叙录》上呈汉成帝，这便是流传后世的《管子》母本。另据其子刘歆《七略》载：“《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可见当时应有一种十八篇的别行本在流通。刘向所定的《管子》八十六篇，现仅存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管子》作为先秦各学派的著作汇编，其内容包罗万象自然不言而喻，如诠释道家思想的《心术》《内业》《白心》；遵从儒家的《牧民》《权修》《五辅》；研究法理的《法法》《明法》；阐述阴阳的《四时》《五行》；探索军事的《制分》《兵法》；详述经济的《乘马》《国蓄》等。这部综合性的巨制，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地理等学科知识无不涉猎，其中哲、政、军、经的思想表达尤为丰富，构成了《管子》全书思想的主体框架。正是因为它承认各家学说对成就霸业的不同用途，因而可以融百家之长，开文化奇葩。
《管子》的哲学思想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继承和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学说，并继续推进。老子提出“道”为“万物之宗”及“道生万物”的宇宙观，《管子》中的《宙合》“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异曲同工地将“道”奉为无上无穷的最高境界。但《管子》又认为“道”本身并非抽象的“无”，而是物质的“气”。进而又提出“精气”化生万物，《内业》中“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之胸中，谓之圣人。”旨在说，一切物质和现象都是“精气”的产物。这一观点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管子》的哲学思想的另一大贡献是推演了“五行相生”的学说，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目中将阴阳与五行相结合，以五行配四时，将时令、方物以及治国、用兵之道都与四时、五行关联，阐述“阴阳至运”“五行相生”“天人感应”的思想。与稷下学者邹衍提出的“五行相克”学说相表里，二者合流形成解释社会历史变化规律的“五德终始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对后世政治、思想、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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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思想角度看，《管子》又经常被学者们认为是独具特色的“齐法家”一派。《法法》《明法》《任法》《重令》等篇章中都论述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任法》篇中提出：“法者，存亡治乱之所从出”。但《管子》又不是单纯的强调“法治”，它的“法治”思想中融合了儒家“德治”的内容，譬如《牧民》篇中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国家兴亡与民心联系一起，正是儒家“德政”思想的体现。这种“法”“礼”并重的独特思想，为后世的政治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管子》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七法》《兵法》《幼官》《参患》《制分》《地图》《势》等篇章中。在《参患》中提出：“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在《法法》中提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体现了既重视又不肯轻用的原则。在《重令》中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首次提出“富国强兵”的理论；在《七法》中提出：“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的强军思想。在《幼官》还特别强调士兵的挑选与训练方法，在《重令》中提出用功劳、赏罚激励士兵的作战勇气，在《霸言》中提出：“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的攻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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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子》诸多思想的表述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它全面而独特的经济思想，这在先秦诸子中是非常罕见的。在经济目标论方面，提出“富国富民”主张。民富是国富的根本和前提，《治国》中阐述：“凡富国之道，必先富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如何做到民富，首要是国家要轻征薄敛，减轻赋税，保证百姓有剩余产品。《乘马》还主张“均分地力”，与民“分货”，减轻税率，综合土地肥沃贫瘠。同时鼓励“绩多食多”，避免“贫富无度”。在《牧民》中率先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僻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总目标。在生产论方面提出：“务本饬末则富”的发展纲领；在分配论方面提出“绩多食多”“均齐贫富”的主张，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消费论方面提出“俭则伤事，侈则伤货”的主张，即在节俭与适度消费之间保持平衡。《管子》经济思想中最独特的部分要数“轻重论”，集中体现在《轻重》的诸篇中，概括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的供求关系、物价波动的规则，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以简单的“粮食与货币”关系为例，粮食丰收时，同样的钱能买更多粮食，此时粮食为“轻”，货币为“重”；相反，粮食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轻重变动之间，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垄断重要产业和货币流通，依靠物价变动取得丰厚利润，以充盈国家财政，在变化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具体表述体现在《国蓄》篇中：“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众。敛积之以轻，散行之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横可得而平也。”这一经济竞争中的谋略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并类推到政治、军事、外交等相关领域。《管子》一书所体现的融会道、法、儒、阴阳、名、兵、农等诸家，深入探讨社会经济问题倾向，向世人展现了齐文化开放、务实的鲜明特色。
刘向定著的《管子》自问世至六朝时期，《管子》一书因其与主流思想的差异，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到了唐代，《管子》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魏徵《管子治要》、杜佑《管子指略》等著作，更是有国子博士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目前保存的最早刊行本为“大宋甲申”杨忱本。明刻本以刘绩《管子补注》、赵用贤《管韩合刊》为代表，清代以王念孙《管子杂志》、戴望《管子校正》为代表。近代以来，随着《管子》蕴藏价值逐渐被重视，出现了罗根泽的《管子探源》，对书中各篇作者和时代逐一考究，建立了《管子》研究的新开端。20世纪50年代闻一多、许维通发凡起例，郭沫若汇集前人成果，成《管子集校》一书，为后世深入学习奠定了基础。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黎翔凤《管子校注》等著作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便利。
本书在参酌前贤校释基础上，采取注释、译文相结合的方式，力争为广大国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简易、可靠的全注全译本，注释力求简洁明了，译文力求明白易晓，为读者深入研读《管子》一书提供参考。由于才疏学浅，其中不妥之处，敬请诸位读者指正。（本文为谦德国学文库《管子》全本全注全译一书前言，标题为作者所拟）治国理政 为人处世的指导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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