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之轻重便于身，用财之费顺于民。
——春秋·晏婴《晏子春秋》
这句话的意思是，服饰的轻重以便于身体为标准，用财的多少以顺应民意为标准。这里主要是强调用财要顺应民意民心，根据百姓的需要和意愿使用财力。
国家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国家与百姓根本的关系，就是老百姓纳税出力，为国家提供财力，而国家对百姓提供的财力重新分配，用在国家认为合适的地方。
这种关系说起来虽然极为简单，但实际操作中却生出无数矛盾，集中起来就是：第一，从百姓提供的财力中拿走多少算合适？第二，将这些财力花在什么地方算是正当？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索这两个问题。《管子·权修》有“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就是说，征收的时候，要有限度，有底线，不能无度索取；用的时候，也要有节制，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取的时候聚敛无度，用的时候随意挥霍，国家即使很大也会有危机。
管子说的只是一个原则，取的时候如何有度，花的时候如何有止，却没有论述。实际上，晏子上面的说法，也可以看作是对管子说法的一个补充。晏子说，“用财之费顺于民”，对于财力的使用，具体化一些，就是要顺应民心、顺应百姓。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帝制两千年的实际情况，就发现晏子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但却很少落到实处。帝制时期，国家向百姓征收巨额的税收，百姓还要通过服役给国家提供巨额的劳力。但这些赋税劳役，主要是服务于帝王需要，以及用于养活各级官员。且不说用大量的赋税劳役给皇帝修建陵墓、宫殿、园囿，为人数庞大的皇室宗亲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就是所谓军事开支，首先也是为了保卫江山。庞大官僚机器的运转费用，也主要出于维护统治需要。在国家巨额支出中，真的用于服务百姓、真的出于百姓意愿的，不多。
所以说，晏子关于“用财之费顺于民”的思想，比管子“用之有止”的原则有些细化，但仍然只是一个原则，并没有如何顺应民意民心的操作细节，更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机制。所以，尽管这一思想非常合理，但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理想。
古代不是按照百姓愿望而是按照皇家需要进行支出，这是古代家天下的本质决定的。只有建立新中国，实行全新的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在新的政治制度下，国家财政支出的决定权在于人民，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批准国家预算，使国家财政支出真正符合人民意愿，服务人民利益。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是财政资金的真正决定者和受益者。国家通过财政手段筹集资金，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国家也通过财政收支，进行二次分配，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晏子提出的“用财之费顺于民”得以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