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曰：“临下以简”，夫子称子桑伯子亦曰：“可也，简。”盖简则便民而可行，反是而务为烦碎，则民扰而吏亦病，鲜克治矣。唐陆象先历任方镇，明于治体，尝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第澄其源，何忧不简。”真达论也。
——清·袁守定《图民录》
孔子的得意弟子冉雍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回答，此人还可以，办事简要而不烦琐。冉雍又说，为人严肃认真，而办事简约不凡，这样治理百姓，难道不可以吗？这里孔子和冉雍都同意，治理百姓需要简，也就是是简朴、简易，不繁琐。
陆象先是唐朝著名官员，他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流传久远的至理名言，他为政理念就是宽简。陆象先担任蒲州刺史时，对犯罪的小吏只是批评了事。录事进言：“按照规矩，应该施以杖刑。”陆象先道：“人心都是相通的，难道他们不理解我的话吗？如果你一定要施杖刑，那就从你开始！”录事羞愧而退。
为政以简，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家无为而治、政尚宽和的思想。袁守定由此认为，为政无需太多繁文缛节、形式礼仪，这样老百姓容易遵守配合。相反，那些为政烦琐的，不但扰民而且胥吏也无法配合执行。
为政以简或者说临民以简，在古代基本上是共识。但是，实际工作中，官员往往大搞形式主义，让百姓不得安生的也非常多。袁守定总结说：“烦扰之病有数端，条教烦则惑民听，征索烦则伤民财，兴作烦则劳民力，改革烦则驱民以所不习，政事烦则强民以所难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扰。民扰则怨讟必兴，知其为扰而后从而已之。民已病矣。”官员之所以把当官行政弄得非常繁复，整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往往出于以下三种原因。
一个是为了政绩，实际上往往是为了做给上级看。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什么火也要点三把火，弄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上面看到了，自然会增加好感，加官进爵、提拔任用，都有可能。
一种是其中有利益。制定非常烦琐复杂、百姓难以遵守的规则，往往出于利益考量。比如有些地方关于征税派役的种种规定，年年改变，年年不同，程序繁琐复杂，老百姓很难弄懂，也很难配合。不能按照烦琐复杂程序配合的百姓，或者面临罚款，或者私下行贿解决。而这都是一些官员穷折腾的内在原因。
当然也可能既不是出于沽名钓誉，也不是出于利益考量，有些官员喜欢折腾，通过折腾体现权力的存在感。繁复烦苛的政策面前，可以看到人们被权力折腾的实况，由此享受权力折腾人带来的快感。
古代推行善政的官员，执政风格往往是崇尚简单简易简朴的。欧阳文忠，“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公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亦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烦碎耳。”这里说的就是宋朝著名官员欧阳修为政尚简的故事。
古人说，大道至简。治理百姓，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是遵从百姓的意愿，不折腾、不扰民，不搞形式主义。这样能够得到百姓的配合，复杂的事情也会变得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