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两任校长詹行烍
三下南洋集资建校
梁 昆 许春媚 郑 善
在文中办学历经百年的厚重生涯中，有一个名字至今仍然被文中校友们所津津乐道，那就是曾经担任过文昌中学两任校长的海南著名教育家詹行烍先生。
在1925年至1939年间，詹先生曾先后三次不辞辛苦地自费奔走新加坡一带,为文中的搬迁和建校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
先生字竹溪， 1924年毕业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中山大学），历任琼海中学、海南中学、文昌华侨中学教员，新加坡育英学校、文昌中学、琼崖师范校长等职。
詹先生的侄儿、年过七旬的老教师詹尊沂回想起叔叔詹行烍，心中满是敬佩景仰之情：“叔叔学问渊博，为人谦和。他的读书、为人至今对我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1894年，詹行烍生出生于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的文昌县文城镇霞洞村，曾祖父修志是闻名乡里的秀才,父亲所贵致力于教育行业,酷爱诗词,对家贫而辍学者,常怜爱而相助。 “由于家教有方，叔叔从小品行端正，中小学成绩都名列前茅，并酷爱书画，出手不凡，倍受师长喜爱。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虽然家境清贫，詹行烍却矢志不渝，常以“苏秦刺股”、“孙康映雪”自比，圆满完成学业后满腔热情投身于教育工作。
詹尊沂回忆说：“1924年秋,叔叔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毕业，和钟衍林先生共同筹建琼海中学并兼任教务主任。其间，他常常为学校的兴办，教育的振兴而大声疾呼。”
1926年，詹先生不辞辛苦受任文昌中学校长之职，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运作与摸索，他深感文昌中学在县城内原蔚文学堂狭小的校园、破败的校舍与简陋的设备，已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于是暗下决心，下南洋发动当地华侨筹资捐款，重新迁建文中。
“但是当时文中财力困难，出国的路费都很难支付，叔叔只好向家中陈情，所幸得到所贵公的支持，凑足了20多元光洋的旅资。”1928年的夏天，詹行烍辞别了家人，从文昌步行到海口坐船，经十余日的舟船劳顿，终于抵达了新加坡。
首次赴星，人地生疏，詹行烍先生在故友家栖身，并由朋友偕同逐一拜访了马来西亚侨领郭镜川、王兆松等，共叙乡情，并牵出了文中办学的现状与困难，詹先生向侨领们力陈搬建新校的设想。广大华侨在郭镜川、王兆松的带领下，纷纷表示：愿为家乡建设新文中，献出绵薄之力。
“叔叔的筹款工作很讲究策略。为了更广泛地接触华侨，1929年春，叔叔出任新加坡育英学校校长，他精心施教博得了众多华侨的崇敬与信赖，令‘育英’在华侨中声望日高。他便趁此有利时机不辞辛劳地登门拜访，边叙乡情发动华侨为家乡教育捐款。成效卓然。”此次新加坡、马来亚等埔广大华侨共为文中捐计光洋十多万元，纷纷认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室、宿舍，计有四千多平方米。
1931年秋，詹行烍再度回到文中，开始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詹尊沂还记得叔叔在家中说起，当时文中校址的选定意见纷纭：一种意见认为在会文学堂基础上重修就行了，但此处占地仅300平方米，难以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现文昌谭牛的华侨农场附近。詹行烍考察过后，感觉此处太过偏僻，离市区较远，生活不便。
经过一番深入乡村的调查，并广泛听取乡民、师生意见，最终文中的新校舍选址于校场坡一带。当时的校场坡一带还是一片荒郊野岭，但是面积较大，地势平坦，这对文中的发展比较有利。新址的一部分用地属于詹行烍的家乡霞洞村的范围，村民们听说是詹先生出于负责建校之事，都十分支持，没有和学校讲价钱便顺利完成了建校征地工作。
新加坡商界侨领郭镜川、王兆松等还特地回乡察看，表示支持詹先生的选址决定，郭镜川表示要为文中建一座三层的礼堂大楼。王兆松说表示文中的新办公楼、图书馆和教学仪器的资金，由他来负责。
经过几年的努力，当时学校的礼堂大楼和图书馆、教室、宿舍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当文中师生迁入校园宽广优雅、校舍整齐敞亮的文中新校区读书授课时，情绪兴奋难抑，素有尊师重教之风的文昌社会各界也群情振奋。
1936年夏，为购买学校教学生活设备，詹先生第三次出访新、马等地。由于文中迁址不负众望，得到社会各界赞誉。
“叔叔此次出行，受到海外乡亲、宗亲会的热情接待。华侨商界富贾郭开基、符致逢等欣然同意捐建文中水电厂和购置各种仪器设务（计光洋四万元）。”詹尊沂回忆。
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完全中学，自此便以崭新的姿态进入文昌人的视野。新加坡华侨为表彰詹先生赤诚的爱乡兴教之心，特别赠送“劳苦功高”银杯一尊。
1936年秋，在广大华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拥戴下，詹先生第二次出任文昌中学校长，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推崇孔子的“里仁为美”、荀子的“君子居必择乡”和“孟母三迁”的教育思想，在文中培养良好的校风学风，为日后文中的兴旺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为文昌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文字来自海南日报
编辑 | 陈行峰
审核 | 张世豪
总编 | 林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