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治制度、大政方针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对参加新政协的党内外各界人士统一认识起到了思想引领和定音锤的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64页）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8—1069页］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围绕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坚决反对独裁专制统治。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艰难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双十协定”，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通过了政府组织案等五项决议。但蒋介石很快撕毁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节节败退。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下旬，他在阜平县城南庄连续发出三封信函。一是4月25日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拟讨论的问题，第一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是4月26日致函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同志们的建议和指导。三是4月27日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要他告诉在北平的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中共准备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国共产党适时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作了27处重要修改，并重新起草了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给暂居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执委沈钧儒发信征询意见。毛泽东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在信中，毛泽东重申了“五一口号”的精神，还就目前形势的判断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发起单位、参会党派、实施步骤等具体事宜提出建议，与他们商量。
中共“五一口号”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心声。5月5日，李济深等12人代表各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出给全国同胞和毛泽东的两个通电，正式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这也在香港乃至海外引发迅速而热烈的响应浪潮。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围绕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积极进行讨论，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
毛泽东非常关注香港民主人士的态度，专门于5月7日致电香港分局，让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李济深等人的“五五”通电及香港“新政协运动”的信息。8月1日，他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的同时，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提上重要日程。毛泽东一方面部署指挥解放战争，一方面亲自领导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一)部署民主人士秘赴解放区
毛泽东“八一复电”后，中共中央开始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香港分局和华北局，再次提出邀请港沪和平津地区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两份名单，并要求分别将之秘密护送到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
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人数较多。若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将面临许多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9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央统战部与香港分局、华润公司及华北局等密切配合，用了近一年时间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等300多位民主人士从香港护送到东北解放区；将吴晗、符定一、胡愈之、楚图南等20多位民主人士护送到华北解放区。毛泽东还亲自致函在海外的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邀请他们回国出席新政协；向宋庆龄、张澜等人发出邀请，安排护送他们到北平。
10月初，在收到沈钧儒等人抵达哈尔滨的消息后，毛泽东从西柏坡发去电报：“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352页］
为了更具体地同这些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似宜将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字句均须斟酌。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去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东北局负责人代表中共中央与沈钧儒、章伯钧等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经过数轮商讨，于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新政协筹备过程中的第一份重要文件。文件规定，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的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新政协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代表6人；新政协任务为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工作：《共同纲领》问题、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
（二）奠定筹建新政协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的《新年文告》。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又对美国和国民党桂系李宗仁抱有幻想。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重新燃起中间道路的希望。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文章中，毛泽东以寓意生动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警告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毛泽东严肃提出：“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2—1375页］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给蒋介石、李宗仁们针锋相对的回应，不如说是对革命阵营中的“和平”倾向，给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出了一道选择题。
为了揭穿蒋介石和谈的阴谋，教育广大人民，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针对蒋介石“求和”阴谋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
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经过广泛沟通和深入讨论，于1月22日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强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明确地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重要标志。
对于新中国蓝图的构想，在抗战期间毛泽东的若干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了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时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3、1056页］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大局已定。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擘画新中国的蓝图。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7页］会议决定在北平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此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赴京“赶考”。在香山双清别墅居住的半年时间里，他密集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李济深、黄炎培、张澜、傅作义、柳亚子、李达、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与张治中等国民政府谈判代表会谈，并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厚植了筹备新政协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以及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等重要思想，坚定了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等，毛泽东于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0页］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治制度、大政方针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对参加新政协的党内外各界人士统一认识起到了思想引领和定音锤的作用。
（三）领导筹备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讲话。他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3页］
6月16日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任。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筹备会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承担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之人数、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等工作。
毛泽东高度关注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事宜。《共同纲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早在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起草共同纲领。在当时形势任务下，第一次起稿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内容，偏重于动员各方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周恩来带领第三小组负责《共同纲领》的第二次起稿工作。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将草案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阅读后，进行了修改和删节。在当日报给毛泽东的草案初稿中有一个表述上的重大变化：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1页）毛泽东曾就此名称与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随着讨论的深入，会议代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9月初，毛泽东亲自参与第三次起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修改工作。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4次对草案稿进行修改，改动总计达200多处。毛泽东不但修改草案，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包括《共同纲领》在内的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的各种文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的正式建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一）主持召开人民政协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此次会议的性质和任务：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豪迈地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第一届全体会议，确保各项进程圆满完成。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等问题协商座谈会。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幅五星红旗图案，开宗明义地说：“我们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毛泽东赋予了这幅五星红旗图案崭新的含义，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政协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是发扬民主的重要体现。根据会议安排，9月27日将进行最后一场大会发言。26日凌晨3时，毛泽东致函周恩来：“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毛泽东还专门强调：“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581页］名单上的这些人，有国民党起义将领，有文人雅士，有名人后代，还有社会活动家，大多属于党外民主人士。他们的发言无疑将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广泛代表性。
大会各项预定议程进展顺利，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指出：这次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的正式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需要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单位和代表，组织构架及职权、工作程序等，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奠定了政治、组织和制度基础。人民政协会议的筹备及召开，充分体现了新民主精神和协商合作理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开创人民政协事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委员会，是全体会议闭幕后的常设机构。1949年10月9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作为首届全国政协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原则。
一是规范了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10月18日，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工作条例》规定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的职权和工作原则，设立8个工作小组开展日常活动。全国政协建立了每周一次的工作会议制度；提出全国政协党组活动的方针，对共产党员提出明确的要求；出台了学习座谈会暂行办法、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各项活动的决定、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对进一步规范人民政协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制定了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主要原则。比如，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及社会关注的热点履行职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贯彻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制定宪法和重要法律法规开展协商座谈，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作出重要贡献。再比如，重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功能。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政策决策，在提交政协会议讨论之前或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意见。
三是带头践行民主协商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每逢出台重大决策或研究重要问题之前，都要在全国政协进行讨论协商，这已成为惯例。毛泽东于繁忙工作中，数十次主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听取委员和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他主持常委会第2次会议，讨论1950年全国收支预算和概算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主持第3、4次会议，讨论婚姻法草案；主持第10次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主持第18次会议，讨论抗美援朝问题；主持第20次会议，听取和讨论抗美援朝和1951年财政总方针问题；主持第57次会议，听取并座谈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和其他国际报告等。政协讨论的重要意见，都作为党和政府制定决策、实施政策的重要参考。
（三）明确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将不再代行人大职权。在筹备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过程中，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内部多次开展对宪法草案、共同纲领与政协组织法的修改，以及对人民政协章程草案的讨论和协商。其中，议论比较多的是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
1954年12月19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前，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发表了关于政协性质和任务问题的重要谈话。这个谈话提纲，写在10月17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分组讨论情况简报的首页上。这份简报，汇集了分组讨论政协章程草案的主要意见。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政协性质和任务作出论述。关于政协存在的必要性，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559人当中，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140人，只占总数的1／4，还有3／4不是人大代表，可见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虽然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各方面都容纳了许多人，但是还需要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地方委员会。”［《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关于政协的性质，他强调，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关于人民政协的任务，毛泽东提出有五项：“一是协商国际问题。这类事大概每年都会有。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二是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三是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者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题。选举也是有各方面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要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具体的事是协商候选人名单。五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203页］
毛泽东关于人民政协性质和任务的重要谈话，经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在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得以体现。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正式确立了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能后的性质和作用，对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