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北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贺兰山脉为北北东（NNE）走向，南北长200多公里，宽约30公里。山地海拔高度在2000—3000米，主峰位于银川西北的敖包疙瘩，海拔3556米，是宁夏与内蒙古地区的最高峰。贺兰山东面陡峻，临黄河河套盆地、黄河银川盆地和鄂尔多斯高原，西侧地势和缓，连接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贺兰山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和东亚季风区之间，由于贺兰山高大山体的存在，造就了“塞上江南”的勃勃生机。 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气候过渡带，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东面是东南季风的末梢，高大山体既阻挡西北寒潮，也将东南季风尾闾的水汽阻挡留下。山体的东西两侧气候状况具有显著的差异，东边以银川和陶乐台站为代表，西边以阿拉善、吉兰泰和巴音毛道台站为代表。无论是从多年平均气温还是≥10℃积温看，山体东侧都要比西侧更温暖，银川平原的无霜期可以达到120—170天。降水量由山麓向山顶逐渐增多，即山下200毫米逐渐增加到山顶400毫米以上，降水量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异现象。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很大，山体上部丰雨年其降水量可达600毫米，欠雨年则不足200毫米。降水的年内分配也极不均匀，全年降水量的60%—80%集中在6—8月份。再往西的吉兰泰和巴音毛道年降水量就只有110毫米以下，到了紧邻的腾格里沙漠中央年降水量甚至不足50毫米。贺兰山东坡水的径流量超过7100万立方米，年径流系数（降水量转化为径流量的比例，越接近1，降水转化为径流越多）为0.12—0.15，平均径流深度（把径流总量平铺到全流域面积上所得到的深度）约为22.4毫米。地表径流中常流水约为四成，7—8月局部常有短急的暴雨洪水发生。贺兰山日照充足，热量资源比较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超过3000小时。![]()
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植被过渡带，山地植物群落垂直分异明显。贺兰山向东的水平地带性植被带依次为典型草原、森林草原，其西则主体为荒漠草原、荒漠植被。贺兰山东坡比西坡温暖和干燥，森林面积远小于西坡，并分布一些酸枣和虎榛子等喜暖中生灌丛。从土地覆被上看，贺兰山西面与东面有显著的差异，除了山地上的林灌，在山麓都是草原或荒漠草原的景观。但西面过了阿拉善基本上就进入腾格里沙漠，一片荒漠的景观。而山麓向东则进入了广大的草原景观，到鄂托克旗、盐池等地以及再往东都是草原的景观。在银川平原有大片的农用地，盛产大米、西瓜、苹果、枸杞等，被誉为“塞上江南鱼米之乡”。 贺兰山本身的植被也存在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其分布特点是，海拔1600米以下分布着山前荒漠与荒漠草原带，海拔1600—1900米的山麓与低山是草原带，海拔1900—3100米为中山和亚高山分布针叶林带，海拔3100米以上的高山与亚高山分布着灌丛草甸。而坡向的差异很大，在低山部位，阳坡主要分布着草原，阴坡则主要是中生灌丛。在中山带，阴坡是以青海云杉林为主，阳坡则是灰榆、杜松疏林和其他中生灌丛为主，森林斑块现象明显。3000米以上阴阳坡差别不明显。整个山体从南到北也有明显的水平差异，中段高海拔地方以森林和中生灌丛指标为主，南段和北段显示出较高的荒漠化程度，林地的面积比较小。1988年国务院公布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保护区，面积超过6万公顷，主要野生动物物种有马鹿、獐、盘羊、金钱豹、青羊、石貂、蓝马鸡等180余种。 由于气候和植被的分界作用，贺兰山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景观界线。贺兰山以西为我国内流区，属于自然地理的西北干旱区，地表以戈壁、绿洲和流动性大的原生沙漠为主，从东到西依次为腾格里沙漠，具有世界上最高大沙山的巴丹吉林沙漠，极端干旱的库木塔格沙漠，我国最大、有“死亡之海”称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一区域也是传统广义上的内亚地区。贺兰山以东的沙漠实质上都是沙漠化导致的沙地，名称上也多用沙地称呼，从西向东依次为紧邻贺兰山北段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在历史上都是环境相对优美的草原环境，甚至森林草原环境，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古城，甚至是少数民族的首府所在地。实际上，贺兰山也是我国绿洲—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重要界线，以西以小片绿洲和广大草地、戈壁、沙漠为主的游牧经济区，以东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区以及农业和牧业竞争区域，历史上的过渡开垦和放牧导致了严重的沙漠化问题，是我国北方人工林带和沙漠化治理的重点区。 贺兰山高大山地的坐落对西北高寒气流向东南流动起到了阻挡和削弱的作用，同时对东南季风潮湿气流的西进也起到了阻止的效果。此外，还遏制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贺兰山改变了周围环境的特征，东西两侧无论在气候状况，以及与气候相适应的植被景观和生产力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因此，贺兰山是我国西北地区一条重要的地理界线。由于这一地理界线的存在，孕育了富庶的银川平原，将银川平原从西面的纯牧区分隔出来，演变成为半农半牧区，因此也是我国西北地区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作者：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吴绍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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