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秋狝展宏猷文翰耀古今——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赏鉴

财富 2024-11-21 18:19 福建

国之双璧：

祀与戎并重，木兰秋狝展宏猷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代王朝的发展轨迹皆是将宗教祭祀和兵戎征战视为最重要的两项国事活动。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时期，其“木兰秋狝”与“戎”紧密相关，它不只是一场皇家狩猎盛典，更是清朝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重内涵交融的重要体现。《清史稿》记载，清军入关后，为保持满族骁勇善战的本色，使八旗子弟消除骄奢颓废的恶习，增强其军事作战能力。顺治每年都要率领大批王公大臣到北京南苑行围，后来顺治将狩猎的范围扩大到塞外。

郎世宁《乾隆帝哨鹿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继位后，面对贪图安逸、怠于骑射的八旗子弟，特别是在用了八年的时间才将“三藩之乱”平定下去之后，康熙深感忧虑。为建设一支能征善战、勇于骑射的剽悍军队，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年（1681），开辟了木兰围场，校猎行围，即“木兰秋弥”“木兰”是满文音译，汉语意为“哨鹿”，哨鹿是一种古老猎法，白露前后鹿群雌雄以嘶鸣相吸，人们模仿雄鹿鸣叫吸引鹿群围猎。

墨宝生辉：

《斗鹿赋》屏证秋狝，金粟藏经映御笔

本套乾隆御笔亲书《斗鹿赋》十屏，正是关涉到乾隆朝“木兰秋狝”的重要历史物证，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五十七岁所书。

乾隆（1711-1799）御笔《斗鹿赋》十屏

1767年作

镜心水墨金粟山藏经纸

102×28cm×10

展览：

辽宁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三）”，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5月。

出版：

《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三）》，第63图，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

著录：

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1册，第166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

2.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八，“斗鹿赋”，《钦定四库全书》本。

说明：

1.本套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正是关涉到乾隆朝“木兰秋狝”的重要历史物证，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五十七岁所书。原悬挂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秀起堂殿内东间，为床上炕屏。

2.《斗鹿赋》用十条宋代金粟山藏经纸所书，“金粟山藏经纸”约造于宋代治平年间（1064-1067）或更早，纸厚重，精细莹滑，久存不朽，书写效果绝佳。《斗鹿赋》是目前所见乾隆帝使用金粟山藏经纸最多、最大幅的书法作品，代表着乾隆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清代帝王文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斗鹿赋》十屏原悬挂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秀起堂殿内东间，为床上炕屏。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三十一中，记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初七日：

“太监吕进忠来说，首领董五经交御笔藏经纸字围屏心十张，（挂）秀起堂。传旨托贴外镶一寸二分宽蓝绫边，钦此。”

这说明乾隆皇帝书写此十条屏当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七、八月间。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三十一

与第一屏的本幅背面最上方数十个蝇头小字“秀起堂殿内东间床上炕屏一架，十扇。每扇净长三尺二寸，宽九寸，一寸蓝绫边在外。托贴。”的记载大体相同。《斗鹿赋》的全文在《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八·赋》中著录，记载详实，丝丝入扣。

《斗鹿赋》第一屏背面蝇头小字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八·赋》（选页）

《斗鹿赋》用十条宋代金粟山藏经纸所书，“金粟山藏经纸”约造于宋代治平年间（1064-1067）或更早，纸厚重，精细莹滑，久存不朽，书写效果绝佳。清乾隆间内府大库有极少量宋藏经纸，乾隆最是喜欢。《斗鹿赋》是目前所见乾隆帝使用金粟山藏经纸最多、最大幅的书法作品。

赋韵传承：

前作引先声，《斗鹿》续华章

《斗鹿赋》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时，见鹿相斗的场景有所感悟而作。在写《斗鹿赋》之前，乾隆帝先后写过两篇《哨鹿赋》，合称《前后哨鹿赋》。《斗鹿赋》创作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而《哨鹿赋》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后哨鹿赋》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所以在创作时间上，《哨鹿赋》和《后哨鹿赋》早于《斗鹿赋》。《斗鹿赋》可能是乾隆帝在经历了多年对哨鹿活动的体验和思考后，进一步对鹿的行为习性（斗鹿现象）进行观察和感悟后创作的作品，与前两篇赋在主题上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创作时间间隔了十多年。

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局部

《斗鹿赋》的开篇有人询问哨鹿的含义以及鹿为何会被哨鹿，乾隆帝通过引用苏轼“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的观点，认为鹿不相斗就不会招致人的哨鹿，从而引出对鹿斗的描写。

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局部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赋中详细描述了鹿的角在不同生长阶段的状态，以及鹿相斗的场景，如“则见两雄贾勇，夸匹敌强。角如戈利，目似电光。蹄卓立以择胜，胸凭恕以当场。奎踽则林壑为之摇荡，嘤咿则风露为之飞扬”，生动地展现了鹿相斗的激烈和壮观，乾隆帝在看到鹿山林中为了争夺配偶、领地或地位而激烈争斗，联想到人类社会中的竞争与纷争。与鹿的直接、单纯的争斗相比，人类社会的争斗往往更加复杂和隐晦，充满了心机和算计，这使乾隆帝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局部

“则见两雄贾勇，……嘤咿则风露为之飞扬”

乾隆从11岁时开始随其祖父康熙大帝前往热河狩猎，乾隆首次习射就连中五矢，康熙喜出望外，赐给他一件黄马褂。“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喜”。（乾隆《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乾隆即帝位后，把骑射尚武奉为“大清根本”。从乾隆六年至三十五年，乾隆皇帝几乎每年都要率领八旗军队到木兰围场。乾隆的目的不仅仅是训练八旗子弟骁勇善战的能力，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利用秋弥中蒙古各部贵族围猎之机，接见他们，密切与蒙古各部的联系，使之“畏威怀德”。

艾启蒙（传）《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故宫博物院藏）

秀起堂位于今承德避暑山庄的鹫云寺东北，外旷内奥，园内连廊曲折，有门殿、书屋、藏书楼、正殿、眺远亭，东向有经畲书屋，为乾隆读书、学习的场所。在秀起堂乾隆皇帝曾多次到此处赏景、饮茶，并且留下了众多的诗词作品，如《御制诗文全集》（卷七十五）有诗《秀起堂有感》：“到此年年有句留，兹来那可起然不。风声虚窗凉常度，山色空庭翠若浮。隔峰鹿鸣音未壮，（鹿至八月相团其声始壮）拂花蝶舞态偏柔。题诗四壁验今昔，待欲巡吟怯举头”；又如《有真意轩》：“秀起昨年初构堂，入从西峪路微长”等。秀起堂更是乾隆编校《四库全书》的地方之一。作为陈列床炕之上的《斗鹿赋》，它演绎着乾隆帝的才情与智慧，通过其文学与艺术向皇室成员、王公大臣展示他传统儒学的延续与雄视古今的帝王特色，更多展示了自己“施仁政”“重德行”“求贤才”的理念。

秀起堂平面图（引自《林业史园林史论文集·第二集》）

在《斗鹿赋》中乾隆帝表达了对鹿的仁义之心的赞赏。鹿的争斗虽然激烈，但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不会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相比之下，人类社会中的争斗往往伴随着欺诈、背叛和伤害，还不如鹿与鹿之间的争斗那样仁义文明。

继位风云：

往昔艰难度，今朝政途变

“艺术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政治环境也会影响绘画”。回顾历史，皇帝交接班时往往危机重重。大清开国后，五位皇帝继位都不顺畅。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与代善争位；皇太极逝后，多尔衮和豪格争皇位，最后六岁的福临因平衡势力登基，即顺治帝。顺治去世，八岁康熙即位不能亲政，引发政治危机。雍正继位斗争之惨烈更是尽人皆知。而大清建立以来，弘历继位光明正大。1736年乾隆帝即位，行宽大之政，称“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他释放了雍正时被关押的大部分王公大臣并平反多人。但此后旧臣欺瞒，将皇帝当作派系斗争工具，如鄂尔泰和张廷玉。乾隆五六年间，仲永檀弹劾官员多与张廷玉有关，且弹劾前与鄂容安商量，有借刀杀人之嫌，他未等乾隆判决就死于牢中，据说是张廷玉手下所为。

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局部

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乾隆最艰难时刻，是清朝历史上最为严苛的一年，乾隆十二年除夕，富察皇后次子夭折，次年春皇后出巡染病去世，同时西南金川之战，清军深陷泥潭。中年丧子丧妻且军事政治受挫，痛苦难耐。“皇后丧礼”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波，刑部、吏部、光禄寺众多官员因丧事仪式问题受罚，全国不少违反丧葬规定剃头的官员被追查，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被令自尽。风波还波及金川前线，此时金川战役已一年多，首席军机大臣讷亲谎报军情，他因欺君之罪和军情问题不敢回京，想绝食自杀，乾隆派侍卫用遏必隆腰刀将其就地正法。这场风波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金川战事体面结束，正值作《哨鹿赋》之时。

战时秋狝：

缅战硝烟起，秋狝练兵忙

再看《斗鹿赋》创作于1767年，正值乾隆朝第三次征缅之战。征缅之战（清缅战争）是中缅边境领土控制权之争，于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 - 1769）发生，共四次战事。第三次战事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乾隆命明瑞至永昌，调清军分两路进击缅军，九月明瑞率主力出击，额尔登额攻老官屯。十二月底，明瑞攻克本邦后破蛮结缅军象阵，但清军后来迷途，且粮尽马缺、北路军未到，只好向本邦撤军，此次攻缅失败。前三次战事中缅兵降而复叛，云贵总督刘藻懦弱怕战、御敌无方、谎报军情，后任总督杨应琚虚报战功，和讷亲情况类似，欺诈、背叛等问题重现。此次战役暴露清朝在军事战略、选贤任能、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问题。

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故宫博物院藏）

以至《斗鹿赋》创作期间，七、八月份的“木兰秋狝”格外严正庄肃。对外，清军要通过这场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向藩属国家展示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具有威慑作用的意图来维护国家的边境安全和政治稳定。

郎世宁等绘《乾隆皇帝射猎图》（故宫博物院藏）

对内，面对清缅战争前两次的战败，清军及将领为应对实际的边境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备战状态的阅兵军事演习”。在这个“阅兵军演”中，例如，对于猎物的围追堵截需要有明确的指挥和规划，八旗军队会分成不同的小队，对猎物形成包围之势，这就如同战场上的战略部署，锻炼了将领们的指挥能力和士兵们的执行能力，需要各小队之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而且，木兰围场的广袤地域和复杂环境与边缅作战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通过在围场中的实践，士兵们能更好地适应各种地形下的作战。

艺苑瑰宝：

文赋彰才情，书法显御风

谈及《斗鹿赋》十屏的艺术价值，它展现出独特的皇家韵味，代表着清代文赋的最高水平。首先，乾隆皇帝的诗文比较多，在《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记载有四万两千六百余首，而其文赋则不过几篇。文赋的特点是韵诗兼有绮语、散文辞颇多。自汉代产生后，历代写文赋的文学家寥寥无几。清代以来的文学家一致认为，乾隆所写的《斗鹿赋》《哨鹿赋》和《后哨鹿赋》是清代著名的文赋，也是乾隆皇帝御制诗文中的亮点。其中，《斗鹿赋》更是乾隆皇帝生前相当得意的文赋。文赋辞章通达，文采奕奕，如开篇“而其相哨也以斗，作斗鹿赋，其辞曰：有八叉之角兽，当五月而解旧既新，茸之渐生，至仲秋而始就。其角之未就也，牡自牡而牝自牝，其角之际就也。牝随牡而牡相斗，其牡自牡而牝自牝也。”

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局部

“而其相哨也以斗，……其牡自牡而牝自牝也。”

正因乾隆如此欣赏他自己的这篇文赋，才把他的文赋写在珍贵的宋代金粟山写经纸上。他不仅用宋代的金粟山写经纸，还下令生产“乾隆仿金粟山写经纸”。正因如此，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福建巡抚徐嗣曾一次进贡仿金粟山藏经纸500张。正如《清稗类钞·鉴赏类》“张芑堂藏金粟笺”云：“乾隆中叶，海宇晏安，高宗留意文翰，凡以佳纸进呈者，皆蒙睿藻嘉赏，由是金粟笺之名以著，词馆且尝以为试题。”

乾隆仿金粟山写经纸

《斗鹿赋》代表着乾隆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乾隆帝书法与其曾祖顺治帝、祖父康熙帝、父雍正帝相比，有着自身独特的面目，在清帝书法中别具一格。他之后清代诸帝书法一般也喜以乾隆帝书法为准绳。乾隆自幼随康熙皇帝在宫中长大，深受康熙影响，开始学书法是以写董其昌、米芾之字为主。乾隆继位后，其性情及对书画的爱好大有转变，董其昌书法的纤瘦已经不能体现他的情怀，而赵孟頫书法受到乾隆的格外眷顾。

乾隆御笔《斗鹿赋》十屏局部

赵孟頫的字深受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唐陆柬之、宋代米芾的影响。此时，乾隆皇帝的书法既有赵孟頫书法秀润之体态，字体形态较为圆润、丰满，线条流畅且富有弹性；又有董其昌书法顺畅洒脱之风骨，运笔自然、流畅，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整体呈现出遒美俊逸的风格，笔画的运用和字体的结构安排都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帝王的雍容气象，这与他丰富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相契合。2014年北京保利秋拍乾隆帝1773年作《白塔山记》手卷以1.16亿元成交，足见其艺术造诣与收藏价值，《斗鹿赋》十屏与《白塔山记》创作时间仅相距七年，笔端造化，各具妙意。

乾隆帝1773年作《白塔山记》手卷 1.16亿元成交（2014年北京保利秋拍）

《斗鹿赋》钤有帝玺：“乾隆御笔”“恒宝惟贤”，这两方印与“德日新”为一组，常钤诸御笔书画之上，相配使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印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第17页，收录了这两枚玺印。“恒宝惟贤”语出《尚书·旅獒》“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意思是不把远方的物品当作宝贝，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把贤才当作宝贝，近处的人就会安定。乾隆帝将“所宝惟贤”的理念融入这方玺印中，钤盖于《斗鹿赋》之上，体现了他求贤若渴、绥远抚近的心迹。

左《清代帝后印玺印谱》与右《斗鹿赋》中的

“乾隆御笔”“恒宝惟贤”

画史留痕：

往昔绘猎图，《斗鹿》史价殊

早在康熙时期，避暑山庄就挂有乾隆皇帝相关的书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郎世宁等创作的《弘历射熊图》和《弘历射鹿图》，对乾隆继位有极佳宣传作用。乾隆继位后延续此传统，乾隆六年（1741），31岁的乾隆命郎世宁等绘《御制题写照哨鹿图》（藏于故宫博物院）挂于皇宫内，画面前排第三位、佩红锦“撒袋”骑白马者是乾隆。艾启蒙创作的《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藏故宫博物院）描绘乾隆骑马射鹿且一箭双鹿的场景，乾隆御题二首诗，彰显其体能和骑射技术，也体现他与鹿的关系。《乾隆帝及妃威弧获鹿图卷》（藏故宫博物院）呈现乾隆于木兰围场狩猎之景，乾隆跨马射箭，远处奔鹿中箭，皇妃侍奉，此图为清代宫廷画师所绘。

《乾隆帝及妃威弧获鹿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避暑山庄所挂乾隆关于“木兰秋狝”的书法仅知《斗鹿赋》。乾隆朝“阅兵军演”的传世物证，除史书记载和故宫这几幅绘画外，因雍正未到木兰围场，涉及康熙、乾隆的物证均是宫廷史官、画家创作，而本十条屏为乾隆所写，历史价值更珍贵。

宫廷盛赞：

十屏备尊崇，子臣奉圭臬

《斗鹿赋》十屏自1767年乾隆创作完成后，就被清宫中的皇子与大臣奉为至宝。如：皇六子永瑢《斗鹿赋》（和珅、梁国治编纂《钦定热河志》卷一百七，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皇八子永璇《斗鹿赋》（海忠编纂《道光承德府志》卷首二，光绪十一年刻本）；皇十一子永瑆《斗鹿赋》（海忠编纂《道光承德府志》卷首二，光绪十一年刻本）；皇十二子永璂《斗鹿赋》（海忠编纂《道光承德府志》卷首二，光绪十一年刻本）；以及钱陈群《斗鹿赋》（《钱文敏公全集》卷十一，乾隆四十一年眉寿堂刻本），就是依据这十屏内容，而创作了不同见地的恭和诗赋。

永瑢《斗鹿赋》（《钦定热河志》卷一百七）

永瑆《斗鹿赋》（海忠编纂《道光承德府志》卷首二）

永璇《斗鹿赋》（海忠编纂《道光承德府志》卷首二）

今藏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御用斗鹿赋玉册》，以十块上乘青白玉质制作，盛放在紫檀刻云龙纹盒内。首尾两块玉册正面为阴刻文字，背面阴刻双龙戏珠纹，其余八块正反两面皆阴刻文字，文字内容即取自本套十条屏《斗鹿赋》。通过其精湛的雕琢工艺，被放置在清宫内务府造办特制的匣盒内，足见乾隆帝对《斗鹿赋》十屏是何等的重视与挚爱。

《御用斗鹿赋玉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

稀世珍宝：

盈尺数金纸，文翰耀古今

“以物证史，以史辨物”，从历史视角而言，《斗鹿赋》与“木兰秋狝”紧密相关，是乾隆时期文化繁荣的缩影，承载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不仅是乾隆文赋才情的精彩再现，更是我们探究乾隆“文化大业”时，堪称“瑰宝级”史料价值的最佳凭证。《斗鹿赋》所用的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价值非凡。彼时清人沈宗骞（1736 - 1820）的《笔墨缣素琐论》中就提到：“就金粟藏经纸一种而论……今则盈尺数金，安得供我挥洒？”乾隆在《御制诗文全集》中更是认为金粟笺的品质超越了澄心堂纸，“品过澄心堂，用佐随安室……惟兹玉版良，义从金口出。”对其视若珍宝。如今，这种纸的制作工艺已然失传，愈发凸显其珍贵。《斗鹿赋》每屏长102 厘米，十屏共计10.2 米，其价值不言而喻。若不是乾隆对自身艺术造诣有着臻于化境的自信，怎会在如此珍贵的纸张上挥毫？《斗鹿赋》代表了乾隆书法艺术的巅峰水准，备受皇子大臣的敬重与推崇，他们持续对其进行深入诠释，并将其奉为艺术领域的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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