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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从清朝开始，内外蒙古都已经被纳入了我们的领土范围，清朝时候的内蒙古包括现在的内蒙古除了东北部分的几乎全部，而且还包括今天的宁夏省，轮廓大致与今天的内蒙古相当，而外蒙古在清朝的时候叫做乌里雅苏台，首府在库伦，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
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这四个地名代表着民国的四个省，在当时扮演着重要角色。既然是民国顶流，为什么现在不见了呢？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三个省对我们今天许多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省”，绥远抗战、热河事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名词广为人知，但对这三个省何时建立、何时消失等具体问题，许多人就未必说得清了。
从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图上不难看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基本上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今天的内蒙古东部还包括东北三省的一部分）、中部，清朝统治者在征服蒙古各部以后，一方面在中央设理藩院，作为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机构；另一方面，为分化蒙古封建主，防止蒙古各部重新联合为统一的武装力量，把蒙古各部按照满洲八旗制加以改造，创立了盟旗制度，并在蒙古各要地设置驻防将军大臣，监控和统辖各盟旗。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清朝为加强漠南蒙古（今内蒙古） 的控制，设立子绥远将军，在归化城东北新筑驻所绥远城，属归绥道，归山西省，“绥远”因此得名。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延续了清朝分治蒙古策略，在1913年11月成立了绥远特别区，划入归绥道12县和乌昭2盟，由绥远都督统辖。
1928年6月，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提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区建省的提议。9月17日，
国民政府公布了改省命令。据1929年统计，绥远总面积30.4 km²，
人口212.4万，省会位于归绥县（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伴随三省的成立，“内蒙古之名词已不当存在”，而阎锡山在绥西的大肆屯垦，无形中侵害了蒙古族的利益，当地出现了“今日之内蒙古就历史言之实为汉族之地”的怨言。与怨言相对应的是严峻的现实，“蒙古自建省设县移民开垦以来，盟旗权利，蒙民生计，均为剥削殆尽，蒙人深苦无法生存。”蒙古族不但遭受原有盟旗王公的压榨，还要受到省政府税赋的盘剥，生活质量始终盘桓在最低水平。
早在清朝，热河、察哈尔、绥远均派有都统或将军驻扎。其中，热河都统驻热河（今承德），治游牧蒙古；察哈尔都统驻直隶宣化府（今张家口），管辖内蒙古察哈尔；绥远将军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管辖内属土默特。热河、察哈尔、绥远关于汉人的治理，与直隶总督合议处理。到了清末，随着日俄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因感到对蒙古地区统治的薄弱，各边疆大员便提出“移民实边”和蒙地改省的建议。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叛军在沙俄军事顾问和武器的支持下，不断窜犯内蒙古。内蒙古因面积狭长，地域辽阔又统治薄弱而不利于应对北方边疆的局势，这样，在内蒙古实行热河、绥远、察哈尔三部分“分而治之”的方案便从提议变为现实了。绥远位于今天的内蒙古中部，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清代时，绥远属漠南蒙古的一部分，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于归化城东北筑绥远城，设绥远城厅，为绥远将军驻所，绥远也因此得名。1912年10月，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官三杰”之称的张绍曾出任绥远将军，当时正值外蒙叛军分三路南侵，张绍曾指挥三路军队迎敌，打退了入侵叛军，为维护边疆立下战功，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为表彰其功绩，授予他陆军上将、勋三位秩爵和一等文虎章。热河，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热河历史悠久，但它的崛起却是在清朝随着避暑山庄（也叫热河行宫）和外八庙的兴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热河以水得名，因流经承德市的武烈河，上中游有温泉注入，严冬时节，清泉脉脉，雾霭蒸腾。乾隆曾有“荷花仲秋见，唯应此热泉”的诗句。此地因“去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的优越地理条件，清初设热河总管衙门，乾隆三年（1738年）改总都统为副都统，嘉庆十五年（1810年）升为都统，隶属直隶省管辖。热河处于蒙古、西北、东北之间，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在清末，岑春煊、左少佐、程德全等地方官员从巩固边防的角度就曾建议热河设省，但一直未能实行。1912年11月30日，北洋政府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熊经过认真的考察后，在1913年4月致电中央政府，提出了《热河改建行省议案》，主张“居近日而言治理热河之政策，非先从改建行省入手不可”。他认为，热河建省可巩固内蒙古地区，控制外蒙局势。“察哈尔”之名源于蒙古察哈尔部。察哈尔，在蒙语中意为“屏障”。元末，顺帝放弃大都，避居喀喇和林。传至达延汗，将内蒙分封诸子。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林丹汗败于后金，客死青海，其子孔果尔额哲被俘投降。康熙十四年（1675年），额哲之侄布尔尼反清身死，余部收编为察哈尔八旗，活动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带，察哈尔初具雏形。《辞海》中注释“察哈尔”称：“旧省名。在中国北部。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赵戴文任第一任省主席，省会设在宣化。据1946年出版的《中国分省精图》显示，察哈尔总面积27.89万km²，人口203余万。察哈尔省下辖16县、2设治局，省会设在万全县（今河北省张家口）。
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举兵反清，被清廷镇压后，将其余部迁到宣化、大同以外，收编为察哈尔八旗，察哈尔八旗的游牧地就形成了察哈尔地区。察哈尔地区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清朝政府这里设有许多马场、饲养牛羊，以满足军队、皇室、王公大臣们的马匹、肉食、乳制品的需求。察哈尔地处东北、外蒙、京师之间，辛亥革命后，在外蒙被沙俄操纵、东北地区军阀势力强大且日本侵略势力较强的情势下，战略之要不言而喻。热河省集中在辽河流域，是关外东北四省之一。“热河”之名，始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温泉。在冬季，温泉水流入当地武烈河，蒸气腾腾，故名“热河”。20世纪初，外蒙勾结沙俄不断骚扰热河地区。1913年2月，热河都统熊希龄从巩固边防、打击外蒙的角度，向民国政府提议：“居近日而言治理热河之政策，非先从改建行省入手不可。”1914年2月，民国政府设立了热河特别区域。20世纪20年代，日本染指外蒙，谋求所谓“满蒙区域特殊利益”，热河面临着外蒙和伪满的双重压力。1928年，民国政府正式建立热河省，“以保证该地区为内外人等安居繁昌之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热河始终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建国后，热河下辖承德、赤峰2市，凌源、平原等16县以及喀喇沁右旗、敖汉旗等4旗。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深知控制边疆对稳定统治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他一面通过蒙古待遇条例和加封晋爵等措施笼络蒙古王公贵族；一面继续沿袭清政府分割统治蒙旗的政策，接受熊希龄等人的建议，将清末在蒙古地区划分行省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1914年7月6日，根据北洋政府教令第九十三号公布，明确规定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并设置都统管辖。特别区虽无省的名分，但实际上却相当于一个省，都统掌握军政民政大权。当时《东方日报》评论道：“都统职权本不亚于督军、省长，不过因特别区缘故，沿用旧时名称而已”。在经济上，袁世凯也继承了清末“移民实边”、开垦蒙地的政策，蒙汉杂居的局面更为复杂。可以说，这对于当时稳定内蒙古动荡局势，稳固北洋军阀的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北洋政府设立三个特别区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方边疆局势不但没有安定下来，反而恶化，除了原有俄国势力外，日本又开始要求所谓的“满蒙区域特殊利益”。外来的威胁使国民政府更加意识到塞北地区的重要性，中央政府也就不能不在北洋政府设立特别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统治。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以《建国大纲》中仅有省治，并无特别区之规定，建议将热、察、绥三个特别行政区改省。在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作宾的提议下，国民政府于当年9月17日正式将三特别行政区改为省。这样，内蒙古这个地域名称就在袁世凯设三特别区和国民政府设省的进程中被逐步取消。西康地区，原名“喀木”，清末时缩读为“康”。该地区位于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等四省交界处，是内地进入藏区的必经之路，同时，英国殖民势力、当地土司和寺院三股势力相互交织，使西康地区形势更加复杂。
1903年7月，清朝意识到“固川保藏”的重要性，计划实施改土归流。1906年6月，清朝同意四川总督锡良的奏请，任命赵尔丰为川边防务大臣，管辖今甘孜至昌都地区，设置了33个县。西康的成立既抑制了喇嘛的特权，又起到了固川的目的，改土归流初见其效。
民国初立，英国人借调停之名，插手康藏纠纷，使川军仅控制西康33个县中的17个。1925年2月，国民政府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刘成勋任西康屯垦使。1932年10月，刘文辉在与刘湘的混战中落败，退守西康。
刘文辉不甘心失败，谋划西康建省作为立身之本，而蒋介石打算用西康牵制刘湘的发展，双方一拍即合。1935年1月1日，西康省成立，刘文辉任省主席。全省辖境 46 县 2 设治局，人口214万。新中国成立，外部压力大为改善，内部环境积极向好。1955年9月，西康省撤销，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金沙江以西地区划归西藏。
事实上，四省的存废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强弱。民国时期，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军阀连年征战，察哈尔、热河、绥远和西康的成立，是不得已的应急策略。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的整体实力迈上了新台阶，原有矛盾和威胁不复存在，
四省的撤销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