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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经济学研究发展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一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积极回归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为着力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合力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谱写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贡献了坚定力量。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经济领域党的理论创新的最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2024年，我国学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不断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和原理性提炼。

认识规律、尊重规律、运用规律，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做好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不少学者从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高度，既强调这种规律性认识的相互贯穿与承接，又注重辨析不同时期的各有侧重和位序安排，以此作为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持续丰富深化，体现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蕴含着丰富道理、明确法则、科学方法。刘伟强调，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水平的逐渐提升，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善于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并遵循这一规律要求开展实践，把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在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上。可见，深化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我国学者进一步体系化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遵循。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求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五对重要关系。郭丽岩认为，这些规律性认识既是我国应对当前困难挑战、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最新论断，五个“必须统筹”体现了对既有实践“怎么看”的认识论，更突出了对未来发展“怎么干”的方法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其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不少学者强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充分体现了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科学把握，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彰显了坚定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赵中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以及经济工作在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是理解和认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核心所在。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已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最本质、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

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突出特点。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又一次“术语的革命”。黄汉权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核心标志、核心要素、形成规律以及实现路径等重要问题，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黄先海强调，新质生产力理论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源于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并将继续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底色，更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此外，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策略方法，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体现了洞察时与势、把握稳和进、悟透立与破的辩证思维，成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有学者总结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把宏观战略与中观微观实践操作相贯通，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彰显了科学原理和工作艺术的相统一，是指导我国应对风险挑战、做好经济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科学体系，必将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开拓体系化学理化的新境界。刘守英认为，不同于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基于成功国家经验，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中形成的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顾海良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规律性认识为对象，其创新性的知识要素及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成就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独特的学理内涵和学术构架。刘元春强调，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不仅要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立场、观点之上；也要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文明贡献、人类思想边界拓展的角度进行回归，更好凸显其真理性、体系性和逻辑性。

2024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继续呈蓬勃发展之势，学者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挖掘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重要理论。同时，紧密追踪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走向，对其新特点、新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其运行规律与内在矛盾进行了揭示。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高度关注以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与智慧滋养。

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理解与创新发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形态持续变化，袁辉将借贷资本与虚拟资本深度融合与自我循环而形成的新的主导资本形态称为“金融化资本”，这类资本反向控制产业资本，加剧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的脆弱性。同时，劳动的内涵也随着新的生产形式不断丰富。经平台组织的中介，广大互联网用户作为“局部消费者”和“局部工人”成为“总体工人”的一环，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吴静深入平台零工劳动过程、劳动关系的组织形式，剖析了平台零工劳动背后所隐含的资本对社会总体吸纳的变化。此外，坚持与发展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张旭等认为，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应当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劳动价值论。骆桢等以“近似关系”为基础，将价值—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解为理论抽象程度的变化，为劳动价值论应用于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法便利。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现象，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王璐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本质，是信用体系扩张推动价值自主运动倾向与能力达成统一的结果。信用体系发展增强价值流动性与增殖能力，金融资本借此在虚拟领域自我循环增殖。由此引发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恶化、产业根基被侵蚀，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面临断裂风险。王生升等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累积深化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三重矛盾的累积深化，严重挤压了美国经济治理的政策空间，使其陷入顾此失彼的制度性失灵。

数字经济的崛起及其全球化拓展，同样引发了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赵峰等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平台组织模式，深刻影响了资本集中的方式，显著增强了资本之间的实质隶属关系，最终加剧了全球经济停滞风险。何爱平等从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角度切入，分析了数字资本价值运动全球扩张带来的剥夺性积累体制，认为这一资本加深了“中心—外围”的层级性世界交往。值得注意的是，平台资本极端扩张与垄断的趋势，引发了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广泛讨论。靳欢欢认为，这种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的数字资本主义结构，事实上带来了一种以数据剥夺和知识垄断为核心的剥夺式积累体制，最终将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从理论上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总结、概括，有助于深化新的生产力理论研究，助力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在2024年日臻完善，学者们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探讨。邱海平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贡献在于，第一次对生产力进行质态上的凝练和概括，因此是关于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的重要的“新见解”。谢富胜等指出，马克思分析了作为共同活动方式的抽象生产力和体现具体历史过程的劳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关注了从后者的“量变”向前者的“质变”转换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生产结构、生产内容方面。乔晓楠等聚焦全劳动生产率，综合计算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劳动时间投入，从生产投入和劳动再生产投入中识别出新质生产力及其变化动态。任保平认为，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生产力现代化的规律和趋势，构建包括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生产力体系等在内的新质生产力体系。程恩富等强调，应加快塑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出一般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变动性、发展性和分享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洪银兴指出，实现“放得活”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和效益最大，强调“管得住”既是为了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可能造成的市场秩序混乱，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目标。逄锦聚等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具备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又彰显了“十个有利于”的中国特色。对于如何评价“高水平”这一标准，白永秀等归纳为高标准的市场基础制度、高效率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高质量的市场发展环境、高协同的市场监管机制、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制度、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六个方面。在具体举措方面，学者们重点从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作展开分析。

2024年，我国经济学者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深入研究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核心要义、重点任务，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为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学理基础。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2024年，全方位扩大内需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战略作用日益突出。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消费潜能，应抓住关键人群提升消费能力意愿。魏杰认为，应通过继续利用增量财政政策、鼓励新的消费业态、启动住房消费、重视精神消费等措施，切实提升居民收入、激发消费欲望，并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全面推动消费增长。增加有效益的投资对于扩大内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为提高投资效益，短期内可聚焦“补短板、增后劲”，在长期中应当将扩大内需与创新驱动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黄卫挺认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需要围绕人口变量力争创造新的增量需求，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以人口高质量增长为全方位扩大内需提供长期支撑。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新理念。陈彦斌指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有助于节省政策空间，解决可能的协调失灵问题，更好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三类目标，以及推动经济主体形成一致预期且有助于防范国外政策负面溢出效应。倪红福等认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反映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注重系统性和协调性的特征。实现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必须确保不同政策之间目标一致、方向协调、节奏统一和工具互补，重在形成政策的合力。董志勇提出，要建立完善跨部门政策协调平台，形成有效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的数字化，提高政策透明度；灵活应用各类政策工具，兼顾短期平抑经济波动和中长期优化结构性问题。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科技创新构成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创新则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黄群慧等指出，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针对如何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吕炜认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与核心要素，必须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企业是实现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重要桥梁，有学者提出，应加快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健全用好新型举国体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此外，耐心资本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资金支持。张春敏指出，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要求资本具有耐心、定力，培养壮大耐心资本有利于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2024年，学者们围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当前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思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孙久文等指出，当前我国区域空间新格局以四大区域、带状经济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集群和新型城镇化为依托，呈现出空间的板块化、骨架化、网络化、支点化和单元化的特点。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必须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各类具体机制。范从来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跨部门、跨地域的沟通协调渠道，加快形成协同发展的空间结构以促进各区域合理分工，并推动区域一体化、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要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宋洪远等认为，农民收入消费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当前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程度的短板弱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统筹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魏后凯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注重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强调以人为核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而乡村全面振兴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以提高乡村发展水平、建设水平、治理水平为重点。统筹好两者，既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下，优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要素配置，又应选择科学的统筹推进策略、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涵盖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等多重维度，体现了多维协同增效的系统逻辑。林伯强等认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推动用能方式的电气化转型，既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也能够促进低碳转型。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环境规制不可或缺，邵帅等指出，环境规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释放人才红利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环境福利绩效。在众多的具体政策措施中，环境权益交易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渠道。辛德勇等认为，排污权交易通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有效提升减污与降碳协同，但这种协同效应会造成碳配额超发，因此需要加强碳市场配额措施协同规制。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除了关注货物贸易，学者们更多聚焦于服务业开放、制度型开放等新的对外开放着力点。盛斌等指出，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直接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还通过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降低中间品相对价格，促进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是促进出口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关键举措。洪俊杰认为，推进制度型开放，一方面需要明确开放什么，另一方面需要明确如何开放，注重开放的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2024年“全球南方”倍受热议。有学者指出，这一术语致力于团结合作共同塑造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展现的多元且复杂的互动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格局。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民至上、机会公平、量质齐升、共同富裕等民生目标，是高质量充分就业应有的理论内涵。在把握我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都阳认为，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针对性地确立就业优先地位，适时丰富就业促进政策的工具箱，抓住重点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充分处理好新技术革命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系。蔡昉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依然是抵御这一冲击的底气，社会福利体系仍然是根本性的托底制度。为避免人工智能对就业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应尽量保持岗位破坏速度与创造速度同步，各行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同步，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速度与培训劳动者能力速度同步，以及生产率提高与生产率分享同步。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当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之一。卓贤指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既关系到我国能否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又关系到我国能否增强产业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张其仔等强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关键在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能力、控制能力、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肖兴志认为，有必要从制度的来龙去脉、运行治理和监督反馈等全流程审视切入，精准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制度形成、制度执行、制度效能和制度健全的历史主动，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自信自立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

回顾2024年，我国学者围绕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将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然而，经济学知识体系是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经济思想观念和经济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其在不同国家的建构水平反映了一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样貌和学术生态。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应当敢于、勇于甚至善于突破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的藩篱与窠臼，但又面临着中国快速发展和复杂社会变迁而提出的一系列崭新课题。这就需要秉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和理念，推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走深走实。

站在新的时代潮头，彰显中国之理的独特魅力，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离不开当代经济学人的学术自省、学科自觉与文化自信。一方面，始终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立足中国历史、文化、理论与实践，形成独有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视域。作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着力点和着重点，主动提炼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经济学概念、命题、观点、理论及方法，必须在学理性或学术性上达到“有根有据”，也要在实践性或应用性上达到“合情合理”，实现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系统集成。另一方面，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展开平等交流和对话，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学的独特风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在总结、遵循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有益成分，采用国际学术同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研究范式和叙事方式，既不盲目推崇、简单套用，也不自我封闭、自说自话。这源于坚定学术自信的自觉性与包容性，更是经济学知识体系自主性与开放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充分显现。

展望新的一年，愿我国经济学界继续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具体国情、具体实际和具体实践为起点，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以打造经济学中国学派为方向，直面真问题，探寻根本解，力戒“概念漂浮”与“话语空转”，在躬身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过程中，真切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奏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