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弱小：古代欧洲的福利保障传统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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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讲过中国古代的救助思想和体系，不管古代朝廷赈济力度多大，咱们老祖宗有多想大搞特搞慈善事业，说到底，在原子化的社会中，这种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的自发组织必不为朝廷所容，所以这古代中国的济贫就成了口号和实际相差甚远的东西（详见：古代济贫：官府想做大善人，为啥韭菜不感恩？| 循迹晓讲）。

当然啦，帮扶弱小是人性中很自然的一部分，欧洲的一些文明也会同样发展出帮扶弱小的体系，比如咱们在很多小说电影里看的孤儿院救助院就是这样的典型。当然由于欧洲和中国古代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以欧洲的社会救济也有自己的特点，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 图为亚里士多德雕塑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就已经有福利社会的概念了。希腊时代城邦众多，实行民主制度的雅典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公共福利制度，也会为城邦里的困难户发钱和食物。后来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则是建议城邦向富人征收更多的赋税，让整个城邦获利，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超前的。

◇ 图为罗马浴场博物馆的大浴池遗址

后来崛起的罗马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文明的内核，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中，代表公民的保民官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各个政治势力会尽最大努力搞好社会福利，让民众满意。如今罗马时期的公共浴场，斗兽场和公共剧院遗址还遍布整个欧洲，那就是当时罗马福利的证据。

除了这些，罗马的一些有权有势之人也会动不动出钱办个公共餐会或者举办游行，这也是针对普通人的福利了。

◇ 图为恺撒雕塑

◇ 图为享受美食的罗马人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凯撒。公元前66年开始，只要凯撒在前方战场取得大胜，他就会举办公共宴会并娱乐民众。公元前46年凯撒从非洲凯旋而归，大宴民众，据说一次性就使用了两万张用餐躺椅，创下了历史记录。凯撒之后的罗马慢慢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但这样的公共宴会也就成了往后罗马皇帝的传统，以此拉近他们和平民的距离。当然，站在后世的视角来看，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这种福利有很多缺陷，它的覆盖面很不完善，也不能持续地帮助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这种福利的动机也还是为了收买人心。不过，也正是因为政治上的竞争，如此的福利制度也才能一直持续下来。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此时的欧洲是一个多元社会。国王贵族的世俗权力，封建领主们在地方上的权力，教会的权力，行会的权力，这些人交织在一起，相互制衡，谁也无法一家独大，而针对穷人的救济也是其中一些组织能够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其中，许多行会的首要宗旨就是“互助”，在行会中如果有人生活困顿，那么行会有义务帮助不幸者。

◇ 图为中世纪裁缝作坊

比如14世纪英国林肯郡的裁缝行会中就规定，行会中任何成员陷入贫困时，他每周都可以从行会领取七个便士以维持生计。而如果行会当中果然有人贫病交加而死，连葬礼都办不起的，那么行会给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行会，基督教的教义也在大力提倡极贫济困，而且帮助穷人也有助于教会扩大影响力，所以不管是哪个宗哪个派的教会，都有赈济穷人的举措，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养老。

中世纪后期有不少老人选择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修道院，以此换来修道院的赡养，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养老保障了。而对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来说，修道院给的施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依靠。当时欧洲各国都有不少丧偶的守寡老妇，修道院会给他们的邻居一些救济金，让这些贫苦的老人能够活下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的力量成了欧洲济贫的中坚所在。

◇ 图为中世纪教会

尽管教会势力庞大，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条件非常差，穷苦人的数量仍然远远超过了教会和行会能够负担的极限，比如说17世纪初的时候，巴黎整个城人口有十万，其中有三万是乞丐，这些人容易成为瘟疫传染源，也是社会的巨大不稳定因素。这个时候帮助贫困人口就成了世俗国家政权必须来负起责任的事情。

◇ 图为爱德华六世

一开始，统治者们把流浪汉和贫病交加的弱势群体当成是社会的负担，1530年英国都铎王朝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通过了《流浪者法案》。这个法案关注的不是怎么帮助穷人，而是规定乞丐该怎么被狠狠惩罚，比如他们如果犯罪了，受到的鞭打要比普通人更狠。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只能乞讨度日，这个法案也规定他们可以在地方官允许下乞讨。甭管怎么说，它至少部分允许走投无路的穷人得到官方钦定而乞讨，因此这个法案也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部分给予穷人救济”的法案。

◇ 图为路易十四

无独有偶，17世纪的法国国王们也持有类似的看法，1656年，太阳王路易十四颁布敕令，建立巴黎总收容院，凡是在巴黎大街上的乞丐都得被抓进这里做工，在弓箭手的监视下自食其力。太阳王声称“乞讨和懒散是一切骚动、混乱的源泉”，所以不但自己要当大善人把乞丐关进收容院，那些在街上看到乞丐忍不住给一两个子儿的，一旦被发现也得被处以巨额罚金。

后来法国全国闹饥荒，大量灾民涌入巴黎，这谁也遭不住啊，路易十四下令把这样的收容院在全国推广。到了17世纪末，法国全国有大大小小三四十家收容院，而这样的收容院制度也被推而广之，后来成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标配。

从表面上看，这些收容院解决了穷人问题，但是如此收容院制度问题非常大，首先身在其中的贫苦人的境遇，基本上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关于这个，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写的相当逼真，最关键的是，一旦接受这样收容所的所谓“救济”，就必须以丧失个人声誉、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为代价。因此，当时有些贫民宁可饿死，也不肯入院接受救济。

◇ 图为电影《雾都孤儿》剧照

◇ 图为19世纪的英国济贫院

其次，哪怕是这样不是人呆的地方运作起来也得有经费，随着18世纪以后世俗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它们要负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这些收容所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进行运作，而工业革命又产生了新一批的穷人，长此以往这就是个无底洞。可是，如果不对穷人进行最起码的救济，他们参与之下爆发的革命会有怎样的后果，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已经很清楚地显现了出来。之前提到过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德国统一之后大搞福利保险事业，初衷就是怕社会底层闹革命。所以政府出面救济穷人是必须的，所要做的就是方式方法的优化。

◇ 图为1903年的伦敦圣马里波恩的济贫院

随着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的发展，救助穷人这件事情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这个领域，英国是个典型的案例。直到20世纪初，他们的穷人救济还是集中在收容院，而到了1908年，英国通过了《老年年金法》，规定政府有责任为年满七十周岁且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年，英国提出了“公共援助”这个新概念，主张彻底废除以惩戒穷人为主要目的的《济贫法》，代之以合乎人道主义精神的公共援助。

如此理念也成为西方近现代福利制度的底层逻辑，所谓济贫绝不是把穷人关起来发善心，而是尽可能用多种途径解决穷人的后顾之忧。当然，这个过程光有政府肯定是不行的，过去的教会行会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19世纪之后成立的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投入其中，比如红十字会，等等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现代社会济贫济困的基本框架，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纵观欧洲帮助穷人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单一的组织都不能把这件事做好，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留下了不少悲惨的故事。但是欧洲的特点在于整个社会能够大体维持着多元化的格局，所以赈济穷人也会有多种解决方案的竞争互补，正是这样的竞争互补，才造就了如今福利社会的基石，至少他们的学费没完全白交，这也是历史的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