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在共产党人物的璀璨星空中，是一颗不应被忽视且值得敬重的星。在关于共产党良心人物的探讨领域，他理应拥有一席之地。
我曾有一回与胡启立近距离邂逅的经历。那时，胡启立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我不过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基层干部。时光回溯到 1988 年，正值刘少奇诞辰 90 周年。当时我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离开，肩负起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使命。彼时处于全民皆商的社会浪潮中，中央文献研究室期望通过创收改善干部生活，经主管中央领导邓力群批准，出版社得以创立。
为纪念刘少奇诞辰 90 周年，我们筹备出版画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当年，也是毛泽东诞辰 95 周年以及刘少奇与周恩来诞辰 90 周年，毛周均有画册出版，刘少奇也不能缺位。因刘少奇早期多从事地下工作，照片留存少，故画册以此命名。我既是刘少奇研究组老成员，又在出版社筹备中承担要责，此任务责无旁贷。在选定印刷厂时几经辗转，最终确定福州的福建彩印厂。
厂里事务处理完后，我准备返京。去机场时遇大雨，省委招待所工作人员告知我，胡启立也在此，其航班不会提前起飞，我可与他同行乘车前往机场。我采纳了建议，然而到机场后，因乘客多，我未及时到，机票被售。我焦急万分，谎称与胡启立同行，机场妥善处理，广播寻人并承诺次日为购票者解决机票，我才顺利登机。飞机无头等舱与公务舱，我坐第二排，前方是胡启立及其秘书。就座后，胡启立询问我所属单位，我答中央文献研究室，他轻声自语后又问我下飞机是否有人接机，无人接机可搭乘他的车。这一番交流，我铭记数十载。身为常委，乘坐经济舱还关怀小人物，令人钦佩。
胡启立 1929 年生于陕西榆林，毕业于北大，解放前在北大求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出身正统。他在 1978 至 1980 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80 至 1982 年出任天津市委书记与市长。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进入中央书记处，当时年仅 53 岁，比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年轻，是书记处年龄最小的男性成员，之后仕途顺遂晋升。
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在书记处书记排名跃升至胡耀邦之后万里之前。十三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
胡启立的成长深受万里与耀邦影响。先看万里，1980 年 51 岁的胡启立赴天津任市长，面临巨大挑战。1976 年唐山大地震使天津破败，约 15 万居民住马路。
天津有“三大怪”，即“高楼不住住在外”，“汽车没有自行车快”，“自来水能腌咸菜”。当年秋，天津大学抗震棚火灾，棚屋相连，消防车难入，火势蔓延，众多家庭受灾。居民愤怒聚集，要求见市长。胡启立从北京赶回直奔火灾现场，被人群包围指责。他鞠躬致歉，承诺次日与居民代表商讨解决生活难题，并保证次年让大家回家过年。
民众不信，因之前市长有相同承诺未兑现，且天津住房缺口大，人均不足 5 平方米，地震损毁超千万平方米。胡启立向常务副总理万里求助，他告知万里要解决居民居住问题，请万里视察并批评天津工作。万里答应帮忙，到天津视察后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质问干部是否想改变天津面貌，有无决心和能力，否则将撤换。
万里担心干部面子，询问胡启立是否过火，胡启立称恰到好处。万里的批评让百姓知晓中央态度，各级干部也感到压力，原本胡启立一人的压力变为全市干部共同压力。胡启立在天津还解决诸多其他问题，积累了丰富地方经验，1982 年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胡启立初到中央工作遇棘手问题常向万里求助，如全国人大老领导申请在大会堂西侧建办公楼，胡启立因想为百姓留文化娱乐场所而搁置报告，未提交书记处讨论，被人大老同志追问后向万里求救，万里查阅档案找到周总理关于此地留作国家级歌剧院的指示，为国家大剧院预留地块。
耀邦对胡启立影响极大。胡启立曾言，若问何人影响最深，必答耀邦。胡启立 1955 年当选全国学联主席，次年入团中央，1964 年成为团中央候补书记，一直在耀邦领导下工作。到 1982 年他任中办主任，耀邦是总书记兼其直接领导。我因两位直接领导曾是耀邦秘书，深知耀邦人格魅力感染力强。胡启立受其影响，思想开放、为人开明且贴近民众。
1993 年，胡启立任恢复设立的电子部部长，成绩斐然。1998 年出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步入“国”字号领导行列，此时已年近 70 岁，政治舞台渐趋尾声。2018 年，胡启立出席上海科技项目活动。曾有记者在 1993 年 3 月 15 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问他从主席台到台下的感想，他坦然回应，称自己倡导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自己亦应践行。
胡启立虽或有不足，但本质上是令人敬重的人物。他在不同岗位上的作为，无论是地方治理、中央事务处理，还是面对职位变动的态度，都彰显出其独特的品质与担当。他的经历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与作为，以及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付出的努力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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