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2024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2024年，学术界对这一科学思想的学理化探究走向深入。

 最后，202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受到学者关注。阮建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与升华。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外交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王义桅指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关系准则到人间正道，中国外交理念与时俱进，日益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第一，“全球南方”与全球性知识生产。2024年，除了对“全球南方”具体概念的梳理和解析以外，更多学者从理论突破与方法工具创新的角度思考“全球南方”蕴含的学理价值。周桂银提出，“全球南方”国家在追求自身前途命运过程中形成的曼荼罗、乌玛、乌班图、依附论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起点。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全球南方”国家理论、发展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复合地区主义理论，将会促使学术界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曾维燊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地把“全球南方”看作研究对象，较少探究其在学理上的工具价值。因此，他提出在本体论上，通过挖掘“全球南方”的历史和现实，挑战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论上，考察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反思知识结构的不平等；在方法论上，提供替代性的经验材料，弥补现有方法的欠缺。刘洋、李益斌聚焦“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指出，正是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才导致西方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对此，中国提出的国际共生理论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破解这种困局。

 第二，“大金砖合作”与国际机制建设。2024年，金砖国家迎来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开启了金砖合作机制的新时代，“大金砖合作”由此开始谱写新篇章。卢静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面临多元协调的难题，金砖国家产业发展内部同质性和竞争性进一步凸显，制度发展的外部压力增大。这些现实问题需要金砖国家主动思考“大金砖合作”机制建设的新路径。切实明确角色定位、健全以效率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强化机制执行力或可成为金砖国家应对挑战的主攻方向。徐秀军、周宜顺梳理了金砖合作机制十多年来探索出的对于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之道，彰显了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为国际合作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来说，“大金砖合作”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了合作动力；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增强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巩固了合作基础。

 第三，地区冲突与地缘政治风险外溢。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影响的扩散，与此关联的研究面向逐渐显现。李开盛指出，地缘政治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强调、高政治议题地位上升、非传统安全的“传统化”趋势更加突出、安全关系中零和逻辑的地位重新上升四个方面。管传靖则关注到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全球价值链问题，认为地缘政治因素介入价值链的合作与竞争，从生产布局安全化、经济合作集团化、制度联系工具化、产业优势武器化四个方面改变了原有的市场导向模式。郭文伟、罗胜涛结合广义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间的地缘政治风险外溢进行测度，最终在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空间溢出网络中测得，美国和德国处于中心位置，不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的关联性高，而且能够快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相互连接和影响，发挥中心行动者的作用。

 一是学术界对基础概念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胡波系统辨析了“灰色地带”竞争的各类概念，提出“灰色地带”竞争若要作为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必须同时满足灰色目标、灰色形态和灰色手段的“三灰”标准。由于时代变迁、制度演进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以及海洋空间行动及规则的先天模糊性，当前的海上摩擦具有更鲜明的“灰色地带”竞争的特征。刘丰则围绕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联盟体系转型所引发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当我们笼统地运用联盟政治理论来考察美国构筑的形形色色的盟伴网络时，会存在明显的适用性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联盟理论的过时，而是提醒我们应该对美国盟伴网络中不同性质的合作类型作出必要的区分，选择合适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视角加以研究。

 二是学术界不断深化对西方理论和错误认知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对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概念和话语的批判。例如，学者们以“去风险”“单边主义”“政治正确”“脱钩断链”“产能过剩”“小院高墙”“小多边主义”“单边制裁”“泛政治化”“丛林法则”“泛安全化”“长臂管辖”“逆全球化”等概念和“热词”为样本，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战略主张，从学理上对这些概念进行反思和批驳。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理论的创新始终伴随着研究方法的变革。2024年，学者们对定量与定性方法本身的研究不断深入。庞珣、漆海霞认为，近年来的大数据潮流激发了对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热情，但建立在科学原理和累积性知识基础上的定量方法本身并不是潮流的产物。定量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吸引力归根结底在于这种研究范式和方法本身的学术之美，这也是定量研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根源。

 比较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也得到更多探索。陈绍锋指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与其主张的研究范式相对应，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打破“欧洲模式中心论”和“欧洲模式例外论”。在理论层面，新、旧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基于欧洲经验，任何一体化理论都难以绕开欧洲模式这一典型案例。比较地区主义开启了欧洲经验的脱魅化，更加关注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实践。

 2024年国际关系的跨学科发展取得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学科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哲学、国际法、传播学对话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此外，除了在学科层面进行跨学科研究外，学术界也在探索不同学科来解决具体议题。例如，刘铁娃引入区域国别学的视角，分析不同国家地区对联合国政策制定及其落实的差异性表现，继而为联合国的结构性改革提供新视角。

 第一，与2023年学科发展的困顿期相比，2024年的国际关系学科定位更加鲜明，学术界开始整合已有知识体系，在巩固好学科概念、学科范式、学科理论、学科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张宇燕指出，国际关系学术界提炼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袁正清、谷翔宇表示，利用“跨太平洋对话”，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将迎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将在多元文明中得以延续。宋德星提出，国际关系的思想、理论、范式建构尤其需要关注同一理论传统内以及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争论所催生的思想理论课题。

 学术界在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白云真、张旗认为，中国学术界需要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中国国际政治社会学未来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与方法。潘忠岐认为，在汲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时，必须摒弃基于“西式框架”的方法论，坚持用“中式方法”开展真正的中国研究。季玲指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论以其 “中庸”和“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全球关系主义对话提供了重要基准线。彭成义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不同进路都从各自角度挖掘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有一定程度的自觉反思。

 第二，2024年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础研究稳步推进，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互动更为强烈，尤其在助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上，学术界形成高度共识。杨洁勉指出，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助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此外，学者们开始反思区域国别学科发展。邢广程认为，从时空架构出发，区域国别学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区域国别学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二是“国别”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单位，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国别”体量不均衡的问题，即国家的“大与小”问题。

 关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方向，杨成认为，区域国别人才不是英文字母“T”字形，而是汉字的“杰”字形。与彰显知识广度和深度的“T”字相比，“杰”字是实现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转型的关键。陈杰、白鹿探讨了“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的二级学科人才培养问题，他们认为，具体应涉及课程模块设计、教材体系、师资体系、基本文献等相应安排。在智库建设上，翟崑认为，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合法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显著提升，其再升级需要各层级主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扬长补短，系统推进。在方法论融合上，罗圣荣、廖宏瑞认为，新时期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可以尝试采用世界主义范式与共同体范式，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折中主义，秉持包容与共的价值取向。曾向红提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可以运用焦点—场域法，进而获得有关该国或该区域生动与丰富的知识。

 第三，2024年的国家安全学建设略显沉闷，与2023年的研究议题多元化相比，本年度学术界关注的议题单一，学者们的发力点多聚焦在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上。唐永胜认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建设要以做深决策咨询为牵引检验，逐步构建起具有“高、实、精、深”特色的理论体系。肖晞、刘治辰指出，要以探索学科基础研究范式为主线，立足学科自身的交叉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学科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周丕启认为，构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需要从逻辑起点、核心概念到基本范畴进行演绎推理，核心概念的界定依据逻辑起点，基本范畴的内涵是核心概念内涵的延伸，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总体上看，202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以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服务现实中寻找学术增长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趋势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