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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卡尔，《中国慈禧太后》，1903 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细节
美国画家和作家凯瑟琳·奥古丝塔·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1865-1938），以曾经为慈禧太后画肖像画著名。她于1903年到达中国，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为慈禧太后作画，并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她返回美国后，把她的经历写成“With the Empress Dowager”出版，中文译为《慈禧写照记》。
凯瑟琳·卡尔在皇宫里
艺术和政治在全球历史上一直紧密交织在一起。凯瑟琳·卡尔的《中国慈禧太后》的案例，也说明了皇太后与她的朝廷共同努力，为她自己乃至中国建立一个积极而有尊严的公众形象。
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太后，慈禧太后寻求通过外交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她的策略是设计一个自己的帝国形象，并用它来展示她所统治的国家的实力。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1、侍女裕德玲和顾问莎拉·派克·康格 （Sarah Pike Conger，1843-1932） 将慈禧介绍给了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使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与中国皇太后合作的艺术家。
2、画家卡尔在两位女性促成的跨文化合作结束时，共创作了四幅肖像。他们引起了人们在清朝和西方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中，对中国内外艺术和政治环境的关注。
3、其中一件作品在1904 年的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该展出的广受欢迎为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艺术贡献。
但除了皇太后本人之外，这几位女性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慈禧太后在北京颐和园》，1904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收藏。
《慈禧太后与美国使节夫人在乐寿堂》，颐和园，中国北京，1904 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
裕德龄（1881-1944 年）是汉军女旗手。根据她的回忆录，裕德玲的母亲有一半的美国血统，在清朝宫廷习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心训练中长大。然后，她随父亲前往日本，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度过。回到中国后，她成为皇后宫廷的工作人员，担任翻译英语、法语和日语，并充当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介。
裕德玲很快也与慈禧变得非常亲近。皇后尊重她的多语种技能，喜欢她体贴的性格。裕德玲收到的众多礼物和衣服，以及皇后授予她的“公主”称号，显示了她是如何在宫廷中站稳脚跟的。
裕德玲，慈禧太后在侍从的陪同下，1904 年，
另一位促进跨国对话的女性是美国外交官埃德温·康格 （Edwin H. Conger） 的妻子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1843-1932 ）。这对夫妇于1898 年至 1905 年间居住在中国。莎拉·派克·康格和慈禧一直在进行外交交谈，在需要重建国际关系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莎拉·派克·康格和慈禧合影
最初，慈禧对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委托画家创作肖像的建议感到震惊。在中国，从明朝到近代早期再到清朝晚期，肖像往往是指在葬礼上赠送给家人的死者的祖先肖像。但最终，裕德玲和康格说服了慈禧开始这个项目。
画家凯瑟琳·卡尔
凯瑟琳·奥古斯塔·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1865-1938年）是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人。卡尔在田纳西州女子学院开始了她的艺术教育，但在 1882 年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并专攻肖像画。卡尔的风格类似于 19 世纪末的古典美国肖像画，并受到法国学院主义的微妙影响。她一生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慈禧太后的肖像，这是莎拉·派克·康格通过画家的兄弟弗朗西斯·卡尔（Francis A. Carl） 联系了卡尔，这位兄弟当时是中国帝国海事总署的一名雇员。
普伦亲王、弗朗西斯·卡尔 （Francis
A. Carl） 和黄启高在1904 年世界博览会的中国招待会上。
委托正式生效后，卡尔被邀请在绘画过程中住在颐和园。她最终在11 个月的时间里画了四幅皇后的画，在此期间她的行踪应该受到慈禧的严密监视。
凯瑟琳·卡尔作品，《东方美人》，私人收藏。
慈禧从热情到控制
慈禧最初对绘画过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不习惯西方的“描绘坐姿” 的方式，对卡尔所做的一切感到好奇，并一直观察着。但是，由于多次绘画场面与中国的方法大不相同，皇太后很快就开始表达她被长时间凝视是一种有对抗性的观察。然后她拒绝摆姿势。
后来，裕德玲和她的妹妹裕荣玲代表她为剩余的时间摆姿势。他们分别是23 岁和 22 岁，因此将它们用作参考会让这位69 岁的皇太后最终看起来年轻得多。但这让慈禧感到高兴，她仍然完全控制着要展示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象征意义。为了突出她作为太后的地位，她坚持在图像中包括凤凰和孔雀。卡尔还应慈禧的要求，确保包括大量的珍珠、鲜艳的黄丝和玉甲保护器，以富丽堂皇的方式宣告她的皇室场面。慈禧在这些肖像背后的直接参与定义了它们作为政治图像的角色。
四幅肖像
在慈禧的四幅肖像中，一幅是她身着正式宫廷礼服的特写。它原本打算在皇后接待国际客人的入口大厅展出，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常设展览的一部分。第二幅画现在已经丢失了，当时被指定用于皇后的房间，据说皇后穿着非正式的服装和场景出现，卡尔以更多的艺术自由度渲染了这些服装和场景。第三幅肖像是保存在宫殿中以供官方记录的草稿。草稿产生了最终的肖像。按照莎拉·派克·康格的计划，这是“主要肖像”，也是该系列中最正式的一幅。慈禧身着全套宫廷服装，背景暗示着朝廷，这项工作应该承担起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表达清朝中国国际形象的任务。
凯瑟琳·卡尔作，《中国慈禧太后》，1904 年，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
文化冲突
这些肖像标志着皇后和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他们概括了一段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冲突并寻求中间立场的旅程。尽量减少以西方为中心的摄影透视或阴影的存在是其中的一部分。皇后感觉到这两种技术在中国艺术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此选择使肖像更贴近中国艺术方法，从而导致不太写实的再现。
当卡尔像大多数美国和欧洲艺术家一样，用自己的名字在肖像上签名时，另一个文化问题出现了。这是中国肖像画家不会做的行为，因此引起了皇后和为卡尔讲话的裕德玲之间的长时间讨论。由于西方和清朝中国艺术家的角色不同，对这幅肖像的报酬存在误解。皇后坚决反对奖励卡尔的工作费用，而是想在中国宫廷中授予她地位和皇室认可来表达。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这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它可以确保在帝制之内获得终身工作。分歧得到了解决，裕德玲说服皇后让卡尔在肖像上保留她的签名，并让她得到金钱而不是地位的丰厚奖励。
凯瑟琳·卡尔，《中国慈禧太后》，1903 年，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美国。
展览中的肖像，放在中国馆还是在美国馆？
1904年，这幅肖像从北京运往圣路易斯参加博览会。这部作品最终在美国馆而不是中国馆展出。因为它来自美国艺术家凯瑟琳·卡尔，但也有一个更有趣的原因，慈禧本人愿意将这幅肖像画出现在美国馆，因为她想影响的是美国观众，影响他们对自己和清朝中国的看法。她的努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因为据说这幅肖像吸引成群结队的游客，到活动结束时，估计有 2000万人观看。
意义和影响
一些国际报纸认为慈禧作为第一位参加全球展览的中国统治者的努力是了不起的。负面评论主要来自艺术评论家对凯瑟琳·卡尔的看法。他们质疑艺术家对透视和阴影的掌握，以及肖像的比例——与女皇的期望相反，按照美国的标准，它被证明太大了。他们还抨击了他们认为在细节上过度修饰的东西。这些批评家忽视了文化背景和政治动态，简单地将卡尔视为一位糟糕的艺术家。
结论
慈禧画像在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展览，将西方绘画作为一种概念和手段，并利用这种媒介来发挥自己的优势。据她介绍，她的政治权力得到了维护，清政府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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