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37 道武大帝拓跋珪：朕，是来给尔等立规矩的！

上栗子。

拓跋珪攻打后燕时，收纳了清河（山东省临清市）人崔宏。这位崔爷，清河崔氏，学问巨大，名声巨响，拓跋珪时不时向他请教历史掌故啊，国家制度啊，理政原则啊，等等重大问题，崔宏总是能够当当当说得拓跋珪非常解渴。有一次，崔宏为拓跋珪讲《汉书》，讲到娄敬（刘敬）劝汉高祖刘邦将鲁元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一节时，拓跋珪心有所动，感叹沉吟了很久。之后，拓跋珪作了一个决定：

从此以后，所有公主都必须下嫁宾附之国（部落），朝臣子弟，不管是出身豪门大族，还是浑身盖不住的才华，一律没有迎娶公主的资格。

公元399年，原匈奴部落首领刘卫辰的儿子刘文陈，归降北魏。拓跋珪把一个同族的女儿嫁给他，任命为上将军，赐姓为宿。

衣赐履说：之前我们讲过，拓跋珪和刘卫辰是有国仇家恨的，刘卫辰的另一个儿子刘勃勃后来建立大夏，一直与北魏为敌。拓跋珪将同族的闺女嫁给刘文陈，显然不是成全他们之间的爱情。北魏本有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将刘文陈纳入宿氏，是将其与刘氏切割开来。

一般人听了汉匈和亲的故事，无非唏嘘几声，至多争论几句是不是丢了我大汉族的脸而已。而拓跋珪是不会考虑“丢不丢脸”这种低端问题的，既然嫁公主能够拉拢、团结其他部落（甚至政权），成本低，效益大，为什么不干呢！于是，他就把这个事儿作为一项制度加以落实了。

这，算不算是学以致用？

上一回我们讲的子贵母死制度，汉武帝那句“子弱母壮，必乱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是，除了我们以前讲过的孙权，偷偷摸摸学了一把（详见拙文《孙权托孤：子弱母壮，必乱天下》），就只有拓跋珪真拿来用了，而且，作为一项制度落实了百多年。

拓跋珪的学以致用的能力，不用再渲染了吧？

这样，我们就知道，拓跋珪这个人，不但学习能力强，而且只要他认为值得效法，就会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落实。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来对他作一些观察。

《魏书·太祖纪》载，公元399年，三月，拓跋珪下诏令，设置五经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三千人。

《魏书·官氏志》载，公元399年，诏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定编三十人。

《通鉴》取了三千之说，司马光大爷真是自嗨得可以！彼时，北魏草创，四境战火，万机待理，即使拓跋珪有那份儿闲情逸致，也没那个条件诶。

《北魏政治史》作者张金龙先生认为，太学和五经博士的设立，表明汉族士人的政治主张为北魏统治者所采纳，并且体现到文化传播中去，为拓跋鲜卑及汉族官僚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太学（后改为中书学）后来继续发展，并为北魏王朝培养了不少人才。

衣赐履说：我理解，拓跋珪兴儒学，倒未必是他喜欢儒学。随着地盘的扩张，治下的汉人大幅增加，对这些人怎么管理？怎么为我所用？怎么防止他们造反？

对了，设置博士和太学，任用汉人做官，让他们在仕途上有盼头儿，在精神上产生满足感——不是落后蛮族征服了我们，而是我们用儒学征服了落后蛮族——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汉人士大夫做北魏的官，就不会那么害臊了。

对拓跋珪而言，儒家的忠君思想，实在是太合朕的胃口啦！

有次，拓跋珪问博士李先（本名李宏，避孝文帝拓跋宏讳，改为李先）说：

天下什么书最好，可以补益人的神智？

李先说：

只有经书。三皇五帝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经典，可以补益王者神智。

拓跋珪说，天下的书籍，一共有多少？我想收集书籍，该怎么办呢？

李先说：

伏羲创立制度，帝王们代代相传，一直到今天，各种历史书籍，天文谶纬之书（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如果陛下确实想要，那就让各州郡县收集后呈送中央好了，这个事儿并不困难。

于是，拓跋珪下令地方搜索、收集书籍，全部送到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

胡三省注：拓跋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风，直到平定凉州之后，才开始振作，大概是因为拓跋部有尚武之风，虽然其君主有崇文之意，也不能改变。呜呼！平凉之后，儒风虽振，而北人胡服，一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都没能完全改进诶。用华夏文化来改变夷狄就这么难吗（用夏变夷之难如是夫）！

衣赐履说：讲真，我觉得老胡是一厢情愿了。拓跋珪是什么人？他会那么崇尚儒家学说吗？拓跋珪行事的原则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带来好处，有好处就干，没好处就不干。拓跋珪的时代，是看谁拳头硬、谁出刀快的时代，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被别人打，总不能派三千儒生上阵朗诵《论语》来退兵吧？胡三省作为南宋遗民，有此感叹，可以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博士李先，是个大神级别的人，“少好学，善占相之术”，他所说的书籍，更多的是“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之类的神秘学问，拓跋珪对这类东西，比对儒家经典，兴趣要大得多。

拓跋珪认为，后燕之所以败亡，是由于慕容垂让儿子们分居要职、权柄外移、分散而造成的；本来，风俗敦朴，大家都没啥欲望，这种状态最好，切不可开启巧诈之心（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慕容垂却引导他们机巧谋利，实在是大错特错。

博士公孙表忖度拓跋珪的心意，呈上《韩非书》二十卷，拓跋珪大为高兴。

拓跋珪确实是玩儿政治的高手，儒家那套，只是表面，法家的东西才是内核。

拓跋珪建立了两套制度。

一是循行制度。公元398年，八月，派使者循行郡国，举奏违法的地方官员，拓跋珪亲自处理有关人员；公元400年，正月，下令有关官员分别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公元401年，二月，派遣使者循行州郡，听察辞讼，纠劾不法。

显然，循行制度，对拓跋珪掌握地方情况、了解地方官员治绩非常有效。

二是候官制度。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廷”，即使如此，“太祖尝使人密察”。公元407年，八月，有密探（候官）奏报司空庾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有似人君。拓跋珪下令将其诛杀。公元408年，有人举报，大臣莫题倨傲，行为举止，有如人主。拓跋珪下诏，命其自杀。

史书上没有“循行制度”和“候官制度”的说法，我给起的名。强势的君主，都有控制臣下的欲望，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他们的把柄，循行和候官，非常好使，但也非常恐怖。

拓跋珪对大臣相当暴虐，不过，凭心而论，他对老百姓还是不错的。《魏书·刑罚志》载：

拓跋珪从小饱尝艰辛险阻，对民间的情况十分了解。上位之后，对老百姓非常宽厚。平定中原之后，特命有关人员，削减严刑苛法，简化律令，处罚从轻，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但是，对大臣犯法，拓跋珪从来不姑息，特别是在晚年，拓跋珪身体欠佳，用刑颇为滥酷。

建立了国家，就得有一支干部队伍。拓跋珪刚复国时，用的还是游牧部落那套干部体制，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又设置了主管王宫安保工作的都统长，管理禁中干部的幢将，负责外交事务的外朝大人，再七七八八任命一些个大小头领，干部队伍就够用了。

但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地盘儿大了，人口多了，不同的生存模式之间，势必产生剧烈碰撞，之前的干部队伍不但数量不够用，而且，管理模式、理念也必须有大的改变（进）。

公元395年，北魏对后燕取得参合陂之战的巨大胜利，其他不论，仅文武将吏就俘虏了数千人，换句话说，干部队伍凭空增加了数千人，你怎么安排？

公元396年，九月，北魏建立政府的中央机构（台省或曹省），设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职位，全部由读书人（文人）充任。

衣赐履说：《北魏政治史》作者张金龙先生认为，拓跋珪从俘虏中擢升了贾彝、贾闰、晁崇等有才之士，并命他们制定了新的干部任用制度，一方面要在新占领区实施州郡制度，另一方面要任命旧有贵族官吏和归降的后燕文臣武将。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展和统治阶层成员的急剧增加，原有的部落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对于大量归降的汉族士人而言，部落体制也无法接纳。这次创制，在北魏政治制度演进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是从无到有确立起中央以曹省（尚书省）为核心、地方以刺史太守为核心的各级官僚制度，同时也确立了五等爵制度。这次制度创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魏以后的所有制度变革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公元398年，十一月，拓跋珪下诏，命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管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待诏侍直左右，出入王命。

衣赐履说：所谓四方四维，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再加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维。一般而言，距京城五百里属京畿范围，我理解，拓跋珪这次任命的八部大夫，应该由高级鲜卑贵族担任，各管理四方四维五百里范围内的政务。但具体如何行政，实在没有头绪。

公元399年，三月，拓跋珪将原尚书三十六曹，以及地方官署，重新划分为三百六十曹，由八部大夫主管。吏部尚书崔宏统管三十六曹事，类似于行使尚书令、尚书仆射的职能。

衣赐履说：拓跋珪将三十六曹扩展为三百六十曹，真是不知所谓，我估计司马光老爷子也被弄晕了，又把崔宏抬出来帮助打理尚书事。《魏书·崔宏传》的原文是，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当是在改为三百六十曹之前的事儿。

公元401年，十二月，恢复尚书三十六曹，每曹设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

衣赐履说：代人令史，应该是指拓跋部同族的人，当为每曹的一把手。既然设置了译令史，则说明，鲜卑语和汉语，大约是并行于北魏行政体系内的。

公元405年，拓跋珪将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伯封小县（《魏书·官氏志》上是王、公、侯、子）。

公元405年，二月，拓跋珪撤销了尚书三十六曹，又设武归、修勤二职，武归类似于郎中，修勤类似于令史，分别主掌省务。

公元406年，正月，拓跋珪下诏令，每个州设置三个刺史，每个郡设置三个太守，每个县设置三个令长。因为上有刺史，下有令长，所以太守职务虽置，但并没有上任。

衣赐履说：《魏书·官氏志》载，制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意思是，三个刺史中，有一个必须是宗室，另外两个，则为异姓。我理解，州刺史太过重要，必须有宗室坐镇；另外两个，大约是副职，各管一摊儿。

但不管怎么说，三刺史、三太守、三令长制，还是让人费解。三十六曹变三百六十曹又变回三十六曹又撤销，让人晕菜。

拓跋珪在设计官职名称时，蛮有意思。比如，在各曹之间传递文书的职员，命名为凫鸭，取其飞行迅疾之意；再如，执掌侦察刺探的官员，命名为白鹭，取其脖子长看得远之意，呵呵。

讨论北魏，讨论拓跋珪，离散部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北魏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此。

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定居住区域，将被征服或主动归附的部落或政权的人口固定于此居住，成为以务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编户齐民的制度。

包括三个要件儿：第一，固定区域居住，不许跟以前一样到处乱跑；第二，所有人成为编户齐民，就是从政府不能确切掌握的游牧人员，变成政府能够掌握的、有户口的老百姓；第三，部落首领与部民之间，不再有人身依附关系，或者说，不再有天然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第三条是离散部落的灵魂。

为什么呢？

当初，后赵石虎统一了中国北方，对各少数民族，也都实施了迁徙定居的政策，氐人苻氏居于枋头（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枋读如方），羌人姚氏居于滠头（河北省枣强县东北。滠读如摄）。

石虎死后，苻氏建立前秦。

前秦对羌人姚氏、慕容鲜卑，也都如法炮制，但淝水之战后，这帮家伙全反了，前奏灭亡。

也即是说，部落首领与部民之间，只要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你不管把他们迁到哪里去，他们说造反就可以造反，前秦帝国危于慕容鲜卑，天王苻坚死于羌人姚苌之手。

对这一点，拓跋珪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的离散部落，必须斩断部落首领和部民之间的关系。拓跋珪的大舅贺讷，对拓跋珪有再造之恩，那也不行，离散部落，就从你们贺兰部下手，分土定居，不许迁徙，部落中人，不管以前当过什么头目，全都编户为平民。大舅同志，老贺同志，拓跋珪对你非常尊重，但是，你手下一个大头兵都没有，你只能跟家里寿终正寝，再也无法扯起造反的大旗。

拓跋珪的这套玩儿法，除了高车部落实在太野，没能彻底实施之外，其他所有的部落，包括拓跋部同族的部落首领，全都按照同样的标准实施。

我们上一回讲到的，被拓跋珪冤杀的族人和跋和庾岳，就是鲜活的例子。和家世领部落，世居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被拓跋珪弄到京畿地区的灅（读如垒）北居住，部落生存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庾家以畜牧积累巨万家财，拓跋珪将南宫之地赐给庾岳，打理该地的已经不是原有的部民，而是“家僮”。这都说明，拓跋同族的部落首领们，也与原部民脱离了关系，从随时可以揭竿而起的部落首领，变成了北魏王朝的高级官僚。

也即是说，官位、爵位、钱财，都可以给你，但是，你和你的旧部之间，不可以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有，对不起，请吃我一刀。

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编户齐民要比随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便于管理和役使，并且，定居后的部落想要反叛或逃亡非常困难，若干部落想要联合反叛也不大容易。

这，其实就是拓跋珪要离散部落的根本目的。

我们回头审视五胡十六国，基本没有汉人政权，更严谨一点，没有汉人硬打出来的政权。前凉张轨，西凉李暠，北燕冯跋，他们的上位，都有点搭顺风车的感觉，完全不能与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相提并论。

为什么？

被固定在某一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相较于少数民族游牧部落，闹革命的动力和能力，都相差远甚。

拓跋珪的离散部落，本质上就是让有能力造反的失去造反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少数民族的汉族化。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明程度更高的汉族人，总是受到野蛮的少数民族的欺负。那么，当拓跋珪将少数民族的汉族化完成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哈，当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全面汉化之后，没过多久，北魏就灭亡了。

有点儿像个悖论。

拓跋珪十六岁复国，二十八岁称帝，三十九岁去世，他打残了后燕，打怂了后秦，没事儿就收拾柔然和高车，在建立了一个强大帝国的同时，建立了各种明制度和暗规矩，为北魏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我时不时就仿佛看见，这家伙似笑非笑地对大家说：

朕，是来给尔等立规矩的。

这一回，是衣赐履读通鉴《道武大帝》单元的最后一回，从下一回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刘宋代晋》，我们下回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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