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窦贤康/潘建伟/施一公：如何为青年科学家成长创造更好条件？

施一公：我觉得战略科学家少不少，要看我们怎么定位战略科学家。刚才韩老师已经讲了从优秀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的层次转变，我非常同意韩老师的观点，最根本的就是学术品位。如果是优秀科学家，直到他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时候，还能够有很好的科学品位，那每个领域有一两位科学家在把握大的方向，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科学评价有时候就像科学本身一样，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即便是诺贝尔奖评奖不也经常被人诟病吗？关键是，如果这个错误或者是所谓的不公平，是基于科学判断产生的话，我觉得无可厚非。如果是基于托人情等非学术因素，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心理失衡，就会觉得不公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品位的问题。

潘建伟：我先不讲战略科学家，刚才韩主席讲“优秀”这个标准还不是很高，我觉得我们国家缺的是杰出科学家，比如像姚先生（姚期智）这样。成为杰出科学家之后，有两类，一类只关注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不管其他人的事，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像姚先生这样的，我非常佩服，比如他回来之后，国家也给了他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的支持，但是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培养青年杰出人才，所以我感触特别深。比如说他把段路明引回到清华，他给了段路明全力的支持，他去年也成为院士，后续也取得了比较好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首先缺乏的是有全球视野、能够看出这个领域前沿的杰出科学家，又愿意引领科技发展的更少。我们真正缺的是杰出科学家，如果他引领一个方向，我们国家这个领域肯定会起来。  

窦贤康：现在我们不去定义什么叫战略科学家，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半天都讨论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至少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以后，我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中国最具创新潜力的一线科学家，包括每年我会参加大部分“杰青”、“优青”等重大项目的评审，也有机会去各个大学参观和学习，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中国现在呈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

对于他们的评判总要有一个标准，不能陷入一个无标准的讨论，研究水平总是要通过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评判，当然还有很多原创的东西是不可量化的。但是从统计平均意义而言，中国这几年的科研产出是比较快的，包括美国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也做过一个报告，对中国这几年的基础科学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今年5月份我到瑞士参加全球研究理事会的会议，在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双边合作过程中，他们对中国的判断都是一致的，就是中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

假设我们定义的战略科学家是自己的科学水平很高，又能把握前进的方向，比如潘建伟、施一公，他们随着中国科技水平整体越来越高，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他可能才多一点责任去规划这个学科的发展。就像我了解到，建伟在量子科学领域，到底有哪几个方向应该布局，应该怎么样更加有效地激励青年人工作（都有规划）。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随着中国青年人才越来越多，国家科技投入越来越强，科研环境越来越好，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具有世界水平的战略科学家。

韩启德：我还是坚持我刚才讲的，优秀科学家、领军科学家和战略科学家还是有所区别的。一公刚才讲到我们每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都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不等同于战略科学家。我认为战略科学家就是要为我们国家整体科技发展当中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就你这一个领域。

在大环境里，他知道这个领域怎么发展，但是在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对本领域的了解。我们回忆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面临的好多战略问题，包括最早的15年科技规划（编者注：即《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里定的事情，后来我们每次定科技规划，里面就牵扯到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我记得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有科学家提出来，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地下核试验，因为从整个国际形势来讲，不会给我们留多少时间。还有飞机发动机，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这都是一些战略的考虑，并不是你自己一个领域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点，定义是比较难的，界线不那么清楚，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说谁是战略科学家，（但是）在当时会不会大家说他是战略科学家呢？这是从历史的回顾，我们回过头去看。我已经看到建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他很明确，我们的量子力学研究三块，重点干什么，他的思路非常清楚。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尤其是我们国家怎么让领军人才能够更加扩展视野，有全球的视野，要从我们国家的国情，甚至科学发展的历史、哲学问题，然后来看我们现在一系列的国家决策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

韩启德：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当前阻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每人说一两条。

潘建伟：在我看来，最大的阻碍是两个方面：

第一，其实目前国家对科技是非常重视的，很多青年科学家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之后，就能拿到相当充足的资源，这时候要把某个领域深耕下去，做深、做系统。但有些年轻人本来做得比较好，他拿到比较好的经费之后，他的思路就散了。这种人我是碰到不少的，并不是越多越好。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人才得到支持是比较充分的，但是不要急着发展更多的方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科学家，如果碰到一个年轻人做他的那个方向是最强的，就要放心交给他来领衔做。有些老科学家，七八十岁还在主导他的方向，很多年轻人都在他下面做，这样对年轻人的成长也是不利的。比如奥本海默1941年左右开始领导曼哈顿工程，他当时的年龄是39岁，奥本海默肯定是战略科学家，他能把七八个诺奖（得主）组织起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年轻人有能力，就要放手让年轻人干。但是有时候又因为有一个老先生在，可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所以青年科学家要么长大之后会遇到天花板，要么他要往周边长，如果把这两个方向都解决好了，他就能获得很好的成长。

窦贤康：现在阻碍青年人发展的障碍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我们的青年基金、“优青”、“杰青”，每年只要允许的话，我们都会大幅度提高支持他们的比例。只要是相对比较有潜力的优秀的中青年，在目前中国的大背景下，都能够得到相对而言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包括“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探索奖”，我觉得（他们）个人获得机会完全不是问题。

这时候阻碍他们发展最大的障碍在哪里？我原来在科大的一个校友何川有一个观点很打动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过于纠结多一点经费还是少一点经费，多发一点文章还是少发一点文章。

这个话说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我们认真想想，我现在已经到60岁了，已经慢慢想得开了。假设你到了70岁再反思，你年轻时的一些功利性的做法，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你多拿10万块钱、少拿10万块钱并没有多少关系，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还是要心无旁鹜地把科学研究当成一个热爱的事业来做。我觉得阻碍你发展的就是你的心境，你要能静下心来把科学当成你最热爱的事业。

“优青”、“杰青”，或者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探索奖”的获得者毕竟只是少数，其实还有大量的基层科研人员，他们的障碍在哪里呢？当你在普通的大学，又没有很多科研经历的时候，你不可能到一个很好的科研环境里工作。这时候你就要利用好大学提供的公共试验平台，能在一个相对中等水平的导师手下做一点尽你全力的高水平工作，然后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能够得到去到一个更大平台工作的可能，这样对你的事业发展才有可能。

所以我是针对两类人，一是已经有比较好条件的人要放平你的心态，不要为一斗米折腰，要把科学研究当做你毕生的追求来做；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科学家，要尽可能利用外部的条件创造机会，争取更好的科研条件，才会使你的一生过得比较精彩。

施一公：韩老师问的是“最大的纠结”，这个问题跟每位青年学者所在单位的情况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的回答可能主要是针对相对科研经费还比较充足、单位的总体科研水平还比较高的相当一批青年科学家，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纠结是科研经费的获取、科技评价体系以及自己学术方向的确立这三者之间的矛盾。

简单来讲，如果想做得很好，探索一个自己心向往之的、全新的、前人未达之境的学术方向，是需要资源的，需要很长时间的投入，需要稳定经费的支持，而且很难很快被同行认可。这条路是很艰辛的，意味着你有可能做不出来，你就不能很快发表文章，就不会被现在的科技评价体系所认可，也就不会有“优青”、“杰青”等等一系列的“帽子”。这条路会很漫长，如果你赌输了一无所有。

所以，一旦有了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大家会做一些新的方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方向，但一般也会同时选择一个保守的方向保底，能够发一些文章，也能够拿到一些帽子。这种纠结在一批青年科学家的成长过程中会一直存在，尤其当一些同一时期的青年学者开始发文章，开始有帽子，他会心里崩溃，他会觉得原来学术水平不如我的另外一个同行，他已经发了两篇《自然》的论文，已经拿了优青，已经被认可了，他会怀疑自己我能行吗？我这样坚持下去是不是吃亏了？这样他就很难坚持下来。 

所以，年轻科学家刚刚来到学校，我会对他们说，你要能够做好心理平衡，争取做你最想做的研究、愿赌服输。这样的想法也源自于我的成长经历。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前10年或者是前五、六年，都是很成功的范例。但实际上我留有很大的遗憾。因为当时我选择课题时也在平衡经费与发文章之间的关系。在我创新力最强的时候，我也受到了另外一些想法的影响，尽管当时我在美国。回到清华以后，我做了改变。我选择了一些挑战性更大的课题或方向，所以虽然我后面发表的文章可能并不多，但是我会更加骄傲。

我讲这些话可能有点简略。其实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西湖大学，我对年轻人的评价就是，绝不是看他们有什么“帽子”，绝不是看他们发了多少篇文章。在15年前的中国是可以这样评价的，现在不应该再这样评价了。当然，贤康主任刚才讲的中国整体科技发展的评价，我是非常赞同的，现在跟15年前比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文章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质量也很高。但是我想说，我们的数字性的评价给出的分数和实际的创新能力是不成比例的。再说一个具体的例子，2003年2月，按照国际上发论文数量的排名，世界前10名大学中发文数量最高的中国有6所，按照发文数量，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被引用的量还是很低的。

改变世界的力量来自年轻人，不是建伟，也不是我，也不是窦贤康主任，而是最年轻的这批人，他们的价值观、品位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实力有多强。

韩启德：青年科学家的品位、情怀，以及他能不能持续保持向上，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从基础教育开始一直到大学教育。另外，我们讨论的更大一方面是外部的环境，刚才首先讲到的是我们的前辈对年轻人要放手，要支持他们。甚至窦主任已经讲到，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无奈的事，人不活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的。当然我们在不同辈的科技人才中也要加强交流，要更关心年轻人。另外很大的问题就是评价，不仅是对他科技成果的评价，还有比较。排名都是很片面的，一公刚才也讲了排名，这个问题也不可抗拒。

还有一个问题。窦主任刚才讲到，在比较普通的大学，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也要搞研究，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进一步探讨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院校机构都要朝同样的目标发展，是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往最高奖去走，是不是所有的院校都要搞基础研究，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太单调了，我们评价他有没有贡献，就看他的排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下一个问题，领军人才或者是战略人才，要让他自己长出来，还是要选拔培养？我们能不能从年轻人里面有效地发现他们有潜能，将来能成才？就像窦主任讲过的，你能在本科生中发现将来很可能成才的人，你有什么诀窍？

窦贤康：我讲讲历史，为什么在战争时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战斗力特别强？实际上那时候红军的指挥员都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谁能打仗谁就当连长、当团长。但是科技界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给比较多的人相对而言比较好的机会，给予同样的机会，人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总有人会表现得更加优秀一点，这样你再给他持续的支持，机会给得尽可能多，要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我们的条件改善。

我们基金委今年做了一些改革，对这些改革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坚持，比如说我们搞的博士生项目，还有托举工程等等，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可我们基金委做改革。去年我们搞了博士生项目，选择了8所学校，我们最初选择的是20所高校，大家知道985高校有三十几所，当时我主动给施一公打电话，我说我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基于我对西湖大学的了解，西湖大学的年轻人才比较多，它的办学少而精，它有一些特色的办学方式，比如说它不为文章、也不为“帽子”，在一个小范围内搞得非常成功，所以我主动找一公给西湖大学一些博士指标。

现在基金委也在申请扩大青年基金，包括启德主席讲的优秀青年基金，只要经费允许，我们还会大幅度提高优秀青年基金的额度和数量。我们要在更大范围内给年轻人充分的机会，通过评判他在条件支持的情况下的科研表现，找到一个相对好的评审机制，告诉我们哪些人可以给更长时间、更大强度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不断涌现。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上上周去到首尔国立大学调研，在他们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年轻人给我介绍，他是斯坦福毕业的，在MIT也工作过，现在回到韩国，我看他的实验室条件和晋升的路径，他也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支持。我说你要是在中国的话，你获得的支持，或者你可能得到的工作条件，比你现在会好很多。

总结来说，我认为对年轻人还是要给更多更好的条件。刚才启德主席也讲了，大家不要太焦虑，人生在世没有人不奋斗，我们想不吃任何苦是不可能的，在年轻阶段一定要奋斗。我们基金委的责任在于给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加公平的选拔，但是年轻人一定要坚持一条，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你是可以不经过努力奋斗就能得到的。奋斗之后有成功，也有失败，奋斗之后我们要坦然面对失败，更加努力追求成功，这样才能（走上）从年轻人逐渐成长为战略科学家的一条可能成功之路。

潘建伟：我接着窦主任的话讲，其实窦主任没有回答为什么从本科生里面挑选年轻人。我是很认可这样一种小规模试点的。我当时在科大分管国际合作交流的时候，我们每年就在科大选拔五六十个学生。当然所谓的选拔，就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去。我们把选拔出来的人送到国外的各个学校，由我们学校出钱，他们可以出去待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进行交流。现在这些学生回忆起来，他们在本科的时候有机会了解科技最前沿的进展，最后念博士的时候就可以挑选比较精准的方向，挑选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我有一个好朋友Frank Anthony Wilczek，是提出时间晶体的物理学家，他本科是学数学的，他在大学里面选了物理系的课，他觉得物理更适合他，他在20岁的时候就做出了夸克渐进自由的工作，后来得了诺奖。他得的诺奖是20岁的时候做出的工作。所以这种小规模的试点推广，让一些学生在最有创造性、最有可塑性的时候去做研究，这是最好的。

韩主席刚才问到青年人才培养或者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的问题。一公刚才也讲了，光给钱其实是不行的，而且我觉得不是选拔后备人才，总不能说“我把你作为诺奖候选人来培养”，这是不管用的。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比如松茸，在深圳肯定是长不出来的，只能在云南的森林里长，它需要特定的环境和生态才可以生长。青年人才成长也一定要给他比较好的环境，让他能比较安心、专注地进行研究，不要老是想着搞越来越多的项目，一定要按照他的兴趣来做，这种氛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的感触非常深。我在海德堡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事20年没出成果，结果最近他在《自然》上发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他做的是核光钟的一些相关研究。他20年左右没有什么很好的工作，他一直努力地在一个方向研究，最近就出了很好的成果。所以我觉得文化氛围和土壤的营造是非常重要的，但肯定不是选拔出来的。

施一公：我简短地补充一点，能不能更早地发现未来科学家，其实后面的关键点是年轻人跟谁学的问题。无论是本科生的科研项目，还是博士生的科研项目，最后这个项目能否成功，一个学生能否被提前发现，与背后带他的导师有关。也许是一名博士生，也许是一名博士后，或者是一名助理教授、教授。我们经常讲“名师出高徒”，我很难相信现代社会一个人能完全靠自学成才，他的老师在实验阶段带他，第一年、第二年是非常关键的。我确实见过非常优秀的本科生，对科研有非常深的体会和兴趣，这时候如果好好的引导，让他养成很好的科研方法、思辨能力，肯定能脱颖而出。

但是我还想说，对中国学生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不是前期的脱颖而出，而是中后期的坚持。因为大家会经常攀比，会看自己有多少物质回报，这时候坚持就变得尤其困难，我觉得这是将来很大的问题。

韩启德：这个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生”和“育”的关系。一个孩子首先要生出来，没生出来你育什么呢？但是生出来之后，各自的天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育”，我们要挑选适合当科技人才的人，还有适合当音乐家的。我们现在的教育问题是只有一条道，这一块大家的反应很大。我们还是要选出禀赋合适，能坚持做科研的人，我觉得这个选拔还是必要的，但是选拔也要多样，不能只选一个方向。另外我觉得试点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在什么范围，如果说基金委给一些重点的支持，这个问题不大，他中了基金委的项目，并不是说没有获得资助的人都不要搞科研。如果放在更大的范围，有一个后备队伍之类的，影响就会更大，假如我们国家现在选几十个或者一百个战略科技人才，让大家来推荐，这样是不是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副作用？你怎么保证选对了？没选上的人是不是就不要做了？我觉得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范围可能还是要有所区分。

下面我再问几个更具体的问题请大家讨论。我们在评议的时候，大同行评议的话，不一定人人都懂，既然不是人人都懂，个别懂的人在大同行里面，他的意见就会显得比较重要，会起引导作用。于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做法是，大同行评议不讨论，各自投票，甚至于不能在一块儿议。以前选院士就是这样的。这种做法是好还是不好？原来讨论有利有弊，现在不讨论是利多还是弊多？

窦贤康：这个问题我来谈，这是基金委的本职工作，大家也很关心这个事情。

我到基金委之后，听到的声音很多，有人说你要这样干，有人说你要那样干。现在我们是这样做的：在函审阶段是小同行审，会评阶段是大同行审。小同行会让我们不犯一些基本的原则性错误，明显科学构思不行或者科学原理出错的项目上不来。上来之后，到底是更懂这一行的人来评好，还是懂得很多（领域的人来评），到底哪种更好，这也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今年我们做了两大改革：第一是让答辩人讲的时间很短，回答问题时间很长，而且我们都是请一线的科学家来评议，我们的大部分评委是年轻的院士和“杰青”、“优青”，他们问问题质量很高，能把时间用完。这是提高评审质量的一种方式。第二是结合国情，我们为了让大家放心投票，所以我到基金委要求他们做了一件事情，答辩的项目不带分上会，投票是严格对所有人保密的，包括我本人，不通过的人得了多少票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在目前这样一个氛围下，我们尽可能创造一种机会，使得它的综合效果最好。讲一个理想状态，小同行静下心来充分讨论。

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在大面上平均而言这是一个最佳结果，因为操作层面一定要有最佳值。但是容易漏掉一些东西，就是特别原创的项目。

最近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我在牵头一个组，我看到这个组里面有姚期智先生、丘成桐先生当组员，我也觉得诚惶诚恐，但是作为基金委主任我也觉得有责任。中央现在交代我们一个任务，这也是基金委反复呼吁的，就是在中国的条件下怎么实施有实名推荐制度的非共识项目的遴选，当然这样的项目不能太多，那样我们搞不过来。所以将来非共识项目在什么范围内、什么层次下，以什么方式来搞，这是一个开放的课题。

我们就是这样，在大面上找最佳解，个体实践我们通过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不漏掉有创新潜力和有集聚效果的项目，这是我们目前的办法。

当然随着科研环境的不断优化，大家都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项目的遴选，最佳状态就是小同行答辩、小同行评审。目前采取的是小同行函审，大同行会评，再加上非共识项目遴选，在目前这个阶段下是一个比较具有操作可能的办法。

韩启德：大同行评的时候讨论吗？

窦贤康：讨论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讨论原则，不讨论个人。我们对医生的评审就是这样的，首先他是一个好医生，然后他要做基础研究，并且基础研究对他的科学研究有帮助。

在讨论的过程中，你要考虑两个权重怎么平衡，怎么判断他是一个好医生，你不能具体说“韩启德的水平怎么样”，你问的时候他必须在现场，他离开了再去讨论就不公平，哪怕有一个人说他的负面意见，他没有回答问题的机会，这样对他不公平。

韩启德：我举个例子，我在多年前参加基金委的评审，那时候人还不太多，只有六七个人，评完以后大家开始讨论，所有人都说其中一个人非常好，但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人不行，因为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别人没有我懂。他做的是狗的心肌梗塞的面积与心率失常发生的关系研究，我说他用狗做实验肯定会失败，因为狗的梗塞范围大于30%都会死掉，小于这个范围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讨论的话，只有我一票反对，其他人都通过了。既然你让同行评，他们都会有鉴赏力，不会被左右。讨论到底有没有用，我们一定要权衡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

潘建伟：我认为要讨论，但是讨论要有规则。第一，如果没有规则，乱讨论肯定是不行的。第二，在没有特殊问题的情况下，也要给被评审的人一个申辩的机会。好多年前我发现，平庸一点的被投票的都排在第一，但是做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不会排在前面。因为做得好的支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一样很多。认为应该以小同行的意见为准，现场如果有一个小同行确实认为他做得不好，指出来之后就要签字，大家也应该尊重这个小同行的意见。而且这个是有历史记录的，今年这个小同行当了评审之后，明年你就不能当小同行，如果第一年你没被评上，第二年可能还有机会评上。小同行的意见写下来，还有大同行在旁边看他的评价是不是中肯的。还有一点就是要让他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有人说你不是原创的，他能来解释清楚就可以。在“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里面，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也是非常细致的。

施一公：对于窦贤康主任刚才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如果在大同行里评议的时候展开讨论，会容易被一个人的观点左右，如果这个人的观点不是很公正，不是基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对被评议人会很不公平。所以在现阶段，也许先不讨论，之后有一个申辩的措施跟上，把一些真正好的项目拿回来申辩，这是现实的做法。我认为这是现阶段“”渐进式、中国式”的做法。

但是根本上，我同意建伟的说法，今后我们一定要有讨论才行。我讲一个例子，我在普林斯顿做了7年NIH的评委，当时的讨论是非常充分的，也是非常激烈的，是基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实事求是的。我评过很多项目，有一个项目有3个评委，我是主审，没想到我很看好的一个项目，副审反对，第三个评委也反对，这个项目基本就没戏了。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我就据理力争，结果没想到在现场有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实际上是那个项目申请人的竞争对手，他也站出来支持我，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一起投票，支持申请者拿到了项目。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大同行的讨论是必须的，但是一定是基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如果是基于其他的一些非科学的原因，危害可能会很大。

窦贤康：讨论有不同的方式，我们不是不允许讨论，但我们更多是给答辩人和评委更多沟通的机会，而且我们尽可能选择学术水平比较高、相对公平公正的评委。我们基金委唯一的功能就是不断地了解在这个领域里面哪些是公正的科学家。所以我们认为交流的过程更关键，刚才韩主席讲的问题，我认为不太可能存在，比如他的科学问题里面有明显的错误，他在这里的时候你讲就行了，因为这样他就有机会解释，如果他的解释被那些评委认可了就行，如果他的解释评委不认可，这个项目就通过不了。我们尽可能不要在答辩人不在场的条件下进行评价，比如你是小同行，你说了一个观点，大同行不知道你说的对还是不对，但是答辩人又没有机会辩解和解释，这样可能就有更大可能性出现偏差。这也是基金委二三十年来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优化组织的方式，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现在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最主要的国家机构，我们的责任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向国家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我们要给中国科学家争取提供更多的科研条件。

另外我们基金委内部也不断地改善工作方式，不断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不断地使我们的评审机制更加公平合理。用一句漂亮的话讲，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韩启德：窦主任已经作了总结，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居然可以讨论得这么热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用聊天机器人问一下这个问题，大同行评议的时候是讨论好还是不讨论好，相信它回答不了你。我们今天有了这场活动，为它们做了贡献，可能再查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观点。如果我们办10场这样的会议，它的回答结果就会好很多，所以我们也在“培养”。

我们这样的讨论是很实际的，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今后我们还要办得更好。我是很有信心，把我们的对话越搞越好，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也有这样的意思，每年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都举办一场这样的对话，这样慢慢形成一个品牌，他们还建议如果一直办下去，可以起一个名字，他们问我起什么名字，我说可以广泛吸收在座的各位的意见。他们同意了，但是让我先提一个名字，我提的是“平方对话”。为什么叫“平方”呢？我们是在50²论坛上进行的，另外“平方”说明我们的讨论是平和、方正的，是一场对话，不是报告，不是演讲。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今后每年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都举办一场这样的平方对话，我们会连续办，把它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