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诺奖三年后，他用剪刀自尽，留下妙手捕捉的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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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6 09:00
北京
今年是马丁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0周年。回望其一生，幼年成为孤儿，辗转于不同的寄养家庭和机构，尝尽人生悲苦；青年时亦漂泊无定，浪迹天涯。这些磨难都没有击败他，反而激发出他的文学天才。
马丁松的作品中表现了20 世纪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社会不公正、战争与和平、商业文化和汽车文化、核武器和环境破坏等。他的思想领域因科学理论而丰富，现代科学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科学语言随处可见。在迄今12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马丁松的作品可谓独树一帜。
今年是20世纪瑞典著名作家哈里·埃德蒙·马丁松（Harry Edmund Martinson，1904-1978）诞辰120周年，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0周年。马丁松于1949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他与另一位瑞典作家、同为院士的埃温德·约翰逊（Eyvind Johnson，1900–1976）分享了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马丁松以诗歌和散文见长，语言富有表现力和原创性。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马丁松的作品 “捕捉住露珠而映射大千世界”。这是迄今最近的一次由两位得主分享文学奖，时任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卡尔·拉格纳·吉罗（Karl Ragnar Gierow）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中特别强调：约翰逊和马丁松是 “无产阶级作家或工人阶级诗人的代表”，因此可看作为整个一代文学家颁发的奖项。约翰逊和马丁松是20世纪瑞典文学的两位伟大作家，然而他们的国际知名度不算很高，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书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特别是马丁松的作品本土色彩非常强烈，他还常常自创瑞典语词汇和结构。尽管马丁松对于瑞典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描绘牢牢扎根于故乡的土地，但他也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和观星者，打开了观察外部太空和微观世界的视角，不断寻找人类在宇宙中迷失的愿景。马丁松的作品中表现了20世纪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社会不公正、战争与和平、商业文化和汽车文化、核武器和环境破坏等。他的思想领域因科学理论而丰富，现代科学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科学语言随处可见。自然和文化、科学和艺术，在马丁松的作品中融为一体，在迄今12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可谓独树一帜。
1904年5月6 日，马丁松出生于瑞典东南部布莱金厄省（Blekinge）的亚姆斯霍格（Jämshög）教区，他是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马丁松6岁时，其父因肺结核去世，一年后他的母亲抛下儿女移民美国，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后来唯一能支撑家庭的长姐病故，马丁松和其余姐妹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被迫拆散并辗转于不同的寄养家庭和机构，尝尽人生辛酸苦辣。他仅在公立学校读了六年书，不断逃离寄养家庭和学校，成长岁月中充满了不安全感。马丁松16岁时背井离乡出海闯世界，漂泊无定，浪迹天涯，在船上打杂、做司炉工和厨师，度过了六年海上时光。他23岁时由于肺病不得不上岸，以打短工或乞讨为生。马丁松的文学天才正是在航海和流浪生涯中生发的。1927 年起，马丁松开始写作并在报刊上发表诗歌。1929年，他与另外四位瑞典年轻作家一起，出版了诗集《青年五人组》（Fem unga）。他们深受流行的未来主义影响，以自由诗体的形式挑战了当时的文学惯例。他们对于原始主义和 “生命崇拜”的倡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本诗集有 “古老的酸涩文学稻草中的火焰堆”之称，被认为是瑞典现代文学（特别是工人文学）的开创性作品之一。年轻作家们在年龄、出身、经历，尤其是艺术品质上的一致性，失业而不是职业工作赋予了他们青年时代的性格，成为瑞典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家群体。马丁松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从最严酷的经历中汲取人性的温暖和智慧，很少有瑞典作家从小就有像他这样悲惨的命运。同一时期，马丁松遇到了比自己年长14岁的女作家赫尔加·约翰松（Helga Johansson，1890–1964）。她以 “莫阿”（Moa）作笔名，为同一家劳工运动报纸撰稿。与马丁松一样，莫阿出身贫苦、命运多舛。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于 1929 年结为夫妇。莫阿婚后随夫姓，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瑞典女作家之一。这段婚姻存续了十余年，虽然风雨飘摇，却充满了创作灵感，两人在这期间均完成了各自的许多重要作品。马丁松终生为自由事业而奋斗，1939年底他作为唯一的瑞典作家志愿者，参加了苏芬冬季战争，他在散文集《现实至死不渝》（Verklighet till döds）中记述了这段经历。1942年，马丁松与英格丽·林德克兰兹（Ingrid Lindcrantz）再婚，育有二女。1929年，马丁松的处女作——诗集《幽灵船》（Spökskepp）问世，其中大部分是以海洋和海员生活为主题的诗歌，是他当水手多年后丰富的诗歌创作结晶。在随后的诗集《游牧者》（Nomad，1931）中，马丁松开辟了一个新的主题——对游牧世界的梦想，以敏锐的细节大胆描绘了大海这个特殊的时空，随后他又撰写了关于飘泊生涯的散文游记《无目的地的旅行》（Resor utan mål，1932）和《告别海角》（Kap Farväl，1933）。“出海让你觉得春天或夏天仅仅像一阵清风”，游牧、探险、幻想是马丁松创作生涯的重要母题，他把游牧生活看作乌托邦。马丁松在 “靠近大海”一诗中写道：
1935年，马丁松出版了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荨麻开花》（Nässlorna blomma），次年又出版了续篇《出路》（Vägen ut），书中真实细致地描述了其苦涩孤独到极致的童年，他的离经叛道和奇思妙想。荨麻是北欧乡间常见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遍体多刺、自带毒汁，即使开花也很不起眼。在北欧童话中，开花的荨麻可以驱赶恐惧、阻挡灵怪。小说中十岁的主人公小马丁的童年如荨麻般卑贱，在风雨摧残中依然顽强开花，他的成长过程就像一场孤独而刺痛的童年驱魔。小马丁喜欢与森林和溪流为伴，长姐告诉他地球的形状与世界的域限，他还从一份周刊中知道了 “原子”的概念。小说不仅揭露了社会的残酷和冷漠，还讲述了小马丁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何被唤醒。《荨麻开花》拥有浓厚的中世纪黑暗气质，同时又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冷静思辨。马丁松在书中对他的另一个自我——小马丁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和审讯，在小马丁的童年宇宙中充满了仇恨和冷漠，他幼小的心灵游弋于光明和黑暗之间。在瑞典，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荨麻日”（Nässlans dag），也是离马丁松的出生日最近的周日，这个主题日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他笔下的荨麻花。在俄罗斯现代主义的启发下，马丁松写出了第三部诗集《自然》（Natur，1934），诗集中闪现着印象派图像，却因“矫揉造作”和“巴洛克式膨胀”受到严厉批评和冷落。在这之后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写过一首诗，直到1945年才出版了新的诗集《信风》（Passad）。
马丁松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作家和“生态主义”诗人，大自然始终是他寻求心灵平静的沉思和治愈之地。对自然的体察是瑞典文学的重要基因，然而很少有人像马丁松那样，被公认继承了现代生物分类学和生态学之父、18世纪的瑞典大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的精神。马丁松与林奈一样，追求对自然界的精确观察和科学描述，对细节十分着迷。然而与林奈将人类置于中心地位不同，马丁松在动植物自身的层面上与其相遇，探索人类可能达到的边界。他相信自然是包罗万象而不可翻译的，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我在自然界的位置。尽管马丁松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自然，但他从来没有将动物和人的价值等同起来，很早就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马丁松的作品以语言创新和频繁使用隐喻为特点，或俯视昆虫、或仰望星空，他对大自然的描绘来自大众的、科学的和个人的三重观察，他笔下的自然短诗如同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映射出瑰丽隽永的大千世界。早在知道大麻莎草、田旋花、苦叶和酢浆草的名字之前，马丁松就学会了喜爱这些杂草，并寻找昆虫运动的模式。他成年之后将自己真实的尘世经历转化为充满诗意的文本，从生活哲学和广阔的文化视角描述自然。1937-1939年间，马丁松以自己和莫阿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农场生活为出发点，创作了自然散文集三部曲：《飞蛾与蚊虫》（Svärmare och harkrank，1937）、《仲夏谷》（Midsommardalen，1938）及《简单的和困难的》（Det enkla och det svåra，1939）。在之后的散文集《草丛中的景色》（Utsikt från en grästuva，1963）中，马丁松这样描写昆虫：“它们将一千根想象中的高压线从一朵花延伸到另一朵花，将夏季的草地变成了一个紧张的生活场景……一种为花朵服务的无限复杂的替代神经系统……”他还写道：“最小的景观，即鞋子周围的簇绒，只要考虑得当，也能像名山大川一样具有丰富的意义。”马丁松认为 “描绘自然的人必须首先在孤独和沉默中学习心灵的艺术”，他将自然的概念扩展到整个人性，试图将其“作为文化表达、人类善恶、邪恶与战争、政治制度建设和哲学思想的最深刻和终极的起源”。在写作之外，马丁松还绘制了许多富有超现实主义气息的风景画，他的画作色彩绚丽，极具视觉冲击力。马丁松的自然哲学观深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自然》出版之后，他经过长时间的内心自我审视，开始寻求“另一种简单性”，即超越“复杂功能的穹顶和迷宫”的成熟简单性，颇有“大道至简”的意境。《信风》（Passad）由各种哲学思想和自然诗篇组成，马丁松说是受到老子《道德经》的启发写成的。自然界的信风是海洋的守护者，他以信风作为美好和善良的象征，追求外向的流浪者和自我陶醉的沉思者之间的统一，在西方人文主义和道家神秘主义中寻找精神出路。马丁松借用以画竹著称的宋元画家李衎的名字，以及宋元画家的道家风骨。在宁静简朴的长诗“李衎树下说”（Li Kan talar under trädet）中，马丁松描写了一群在树影下坐而论道的哲人，他们用沉静的感知接近真相，了解思考之外的真实。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北宋著名画家易元吉的《梧桐树上的长臂猿》，马丁松为此撰写了散文“在一幅中国画前的冥想”（Meditation inför en kinesisk målning，1959），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东方文化。他感觉易元吉从精神的层面看待自然，这幅画就像一阵诗意的清风吹进冰冷的心灵。马丁松写道：“在那里风景和灵魂相融合，以自由和开放的形态在宇宙中共存”“山谷里翻腾的雾气表达出风景中的一种精神变换”。《信风》中的另一首诗“参观天文台”（Besök på observatorium）被收录在“旅行者金唱片”（Voyager Golden Record）中，1977 年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旅行者号”探测器一起进入太空。诗中写道：
左：东亚博物馆收藏的易元吉的国画（局部），右：旅行者金唱片马丁松的哲学散文集《陀螺仪》（Gyro）于1947年完成，但直到作者去世八年后才首次发表。“旋转”是马丁松环境思想的一个关键概念，地球本身就是陀螺仪的一个例子。在马丁松的解释中，旋转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平衡，是创造中的平等法则。生命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生物回转装置，“生命的旋转比最巧妙的机械还深刻……”。陀螺仪拓宽了宇宙的视野，从定量走向定性。马丁松推崇一种与道家哲学中“回环时间”相联系的发展范式，认为时间更多的是一种周而复始、萦绕上升的无限运动。从马丁松少年时代起，欧洲大陆就处于战争的阴霾中，1940 年代是战争、大屠杀和原子弹的十年，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美好未来的可能性。马丁松出生后不久，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撰写了名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影响了全世界几代读者。1958年拉格洛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马丁松在诗歌“大雁之旅”（Vildgåsresan）中抒发了自己的童年梦想，向这位伟大的前辈致敬。马丁松写道：“我们追随老师的渴望踏上冒险的天空，在那里一切都已改变，学校的干粉笔化作雪白的雁颈，指向阿卡（注：Akka——《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领头大雁）在凯布讷山（注：Kebnekaise——瑞典的最高山峰）的远方家园。”主人公尼尔斯变成了 “我们第一次飞行梦想中的飞行员”，而被马丁松尊称为“老师”的拉格洛夫则“永远与年轻的飞翔旅程及神话中的群鸟联系在一起。”
20世纪初的瑞典处于动荡和巨变的时代，新的技术发明不断进入日常生活，工业化进程逐步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旧的农耕社会走向解体，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或移民北美新大陆，马丁松的母亲就是其中一员。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自然浪漫主义潮流悄然而至，越来越多的人怀念失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梦想回归乡村和自然。马丁松在另一部经典之作——小说《通往钟王国之路》（Vägen till Klockrike，1948）中，讲述流浪汉博勒（Bolle）在社会边缘及无尽的旅途上徘徊和反思，这是从流浪汉的角度来看待拉格洛夫笔下的尼尔斯，而博勒的目标是“钟王国”——一个永远处于保留状态的地方。全书充满了对瑞典自然环境的赞美，以及对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批判。1956 年，马丁松创作了由103首诗歌集结的科幻史诗《阿尼亚拉号》（Aniara），获得巨大成功。阿尼亚拉号是一艘大型宇宙飞船，定期将八千名移民从遭受环境破坏和核战争的地球运送到火星和金星。在一次飞行中，阿尼亚拉号不幸偏离航线，离开太阳系进入飞往天琴座的轨道，漫无目的地在茫茫太空中游荡，面临最终毁灭的命运。宇宙飞船上的米曼（Miman）是真相讲述者和幻想保护者，伊萨格尔（Isagel）代表清晰和求真的思想，诺比亚（Nobia）代表善行和道德上的自我牺牲。马丁松在创作《阿尼亚拉号》的同一年参观了巴黎的数学博物馆，他在其中一首诗里选择碗作为宇宙图像，可能是受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 “弯曲空间”的启发，他还说自己从狄拉克的“空穴理论”中获得灵感：
《阿尼亚拉号》1959年的歌剧首演剧照和2018年版的电影海报《阿尼亚拉号》的副标题为“对时空中人类的一次检讨”，包含了人类历史上各种重大事件以及文学典故，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星球之歌”及“一个关于人类脆弱和愚蠢的史诗故事”，具有里程碑意义。《阿尼亚拉号》问世时正值冷战初期，作者在史诗中深刻表达了对于科学进步所引发的灾难及人类远离原初自然的忧虑。这首史诗围绕着希望和绝望展开，是马丁松对于个人和人类命运的隐喻性及存在主义的思考，也是关于失落天堂的哀叹，可以象征性地解释为人类走向不确定命运或者在内在精神空间旅程的故事。马丁松使用了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令人回味的创新语言，同时带有独特的诗意光芒。《阿尼亚拉号》对多部科幻小说都产生了影响，并先后改编成音乐剧和电影。2019年，太阳系外行星HD 102956 b以史诗中的伊萨格尔命名。马丁松的作品深深植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然而他的思想和艺术灵感常常具有前卫性。当原子能被用于战争时，马丁松比大多数作家同行更早地做出了反应，人类道德是否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成熟这一问题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马丁松的诗集《战车》（Vagnen，1960）中大部分是自然浪漫主义诗歌，而结论部分 “关于战车的声音”中对于当代汽车文化的批评，却得到很多负面评论。虽然后来该书部分内容被重新评价，却明显影响了他的心理健康。晚年的马丁松以新的热情创作了《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诗》（Dikter om ljus och mörker，1971），其中包括多首受科学启发的诗歌。例如在“电子”中，他将注意力转向物质内部和微观世界。诗人把电子旋转比喻为“蛹化，最里面的茧不会自行打开”，是“内在的变形、更深层次的摇曳，舞者内心深处的演奏。”1974年10月3日，瑞典文学院投票决定授予约翰逊和马丁松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根据诺贝尔奖官网记载，截止到1973年，二人均获得12次文学奖提名。两位作家的获奖得到读者大众的赞赏，却遭遇本国多个媒体的严厉批评。尽管批评者并非质疑获奖者的文学资质，而是针对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奖颁发给自家院士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受到深深的伤害。1976年约翰逊因肺癌去世，对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马丁松来说，这些批评更是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于1978年2月用剪刀切腹，自尽离世。1909-1974年间，共有六位瑞典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37年后，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G. Tranströmer）才成为本土第七位得主。1974年12月10日瑞典国王向马丁松颁发诺贝尔奖证书及获奖后的约翰逊和马丁松（右图左一、左二）
马丁松的悲剧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并且有非常早期的预兆。早在 1934 年，他就在一封信中谈到时间的痛苦如何像魔罗一样折磨自己。这种反复出现的对人类的绝望，通过战争年代和阿尼亚拉的愿景一直延续到马丁松生命的晚期。也许正如20世纪的美英著名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言：“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2006 年10月12日是《阿尼亚拉号》出版50周年，这一天被命名为 “阿尼亚拉日”（Aniaradagen）。马丁松与阿尼亚拉号飞船中的乘客一样踏上了不归路，然而他的精神却已进入时空的永恒。谨以马丁松在《战车》中的诗歌 “小岛”（Den lilla ön）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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