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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历史不能仅仅看某件事本身的记载，还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区别只是主观意愿，还是已成客观事实；是出于宣传，还是准备实行；是特殊个案，还是有普遍性。
特别是对未来的胜利者在竞争过程中或上台前做出的承诺，发布的政令，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千万不要都当真，至少要看看他们在获胜后、上台后做什么，效果如何，再肯定、再赞扬不迟。
屈兆麟 白头作品欣赏
有一个成语叫“约法三章”，在今天它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指双方或者多方定一个简单明了的约定、契约。比如我跟你约法三章、我跟大家约法三章或者相互之间约法三章，就是这么个意思。但原来的出处却不是这样。
《史记·高祖本纪》里有这样的记载：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秦国首都，今陕西咸阳东北）以后，他就召集周围各县的父老豪杰，跟他们约定“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法律只有三条：杀死人的判死刑，伤了人的和偷东西的要抵罪）。据说，因为他废除了秦朝非常苛刻烦琐的法律，规定从现在开始就那么简单的三条法律，所以得到了那些豪杰和父老的拥护。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几句话复原历史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纯粹是一种欺骗或者说是一种公关的手段，因为实际上这三条法律是没有办法执行的。要确定杀人、伤人、盗窃罪，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杀人罪还比较好办，人是不是被杀死了不难判断。伤人和盗窃罪就麻烦了，因为程度相差太大，有轻伤、轻微伤、重伤、终身伤残，还有伤重致死的，或者过了很久才死的。偷盗更麻烦，偷一个钱、偷很多钱、偷巨额的财富，或者偷了无法估价的东西，怎么区别？难道所有的伤人罪与盗窃罪都没有区别吗？如果没有区别，怎么抵罪，抵多大的罪呢？就算罪行明确，又怎么抵？是不是打断人家一条腿的人也得被打断一条腿？如果做不到对等怎么办？比如说杀人偿命，问题是杀人有各种情况，一部分是故意杀人，很明显；还有的并非故意杀人，或者是偶然原因致人死亡，甚至原因不明，如医生给病人治病，结果病人死了。难道这些都与故意杀人一样抵命，合理吗？抵命怎么抵呢？秦朝执行死刑的办法有多种，用哪一种？包括自杀吗？
再说罪犯怎么可能都主动承认，怎么审理调查？审理过程中能不能动刑？如果证据确凿，嫌疑人死不承认，能不能定罪？而且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很多，远远不止这三种情况，有人犯了其他罪怎么办呢？比如说强奸、纵火、诈骗、斗殴，还有其他很多罪行，这些罪难道都不处罚吗？要处罚的话，归到什么罪名呢？因为罪名就这三个呀！
再仔细看一下当时的记载，我们以上这些分析实在是多虑了，因为这些纯粹是一种宣传，是汉朝官方历史为了美化刘邦，故意要突出这“约法三章”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从刘邦进关中入咸阳，到项羽入关取代他的控制权，时间总共不到两个月。即使他公布“约法三章”当天就有人提出控告，到刘邦的权力被项羽剥夺时，说不定这个案子还没有审完。
这一段时间里，刘邦和他的部下在忙着接管秦朝的政权机构。将领们“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都抢着到仓库里、管理机构里，把黄金、丝绸等财物都抢过来，大家分了。而比较有心机的部下，像萧何，就趁这个时候搜罗秦朝丞相和御史衙门里所收藏的律令、图书、档案，包括户籍，都接管了。还要准备对付即将入关的项羽和其他诸侯军队，根本顾不到处理百姓中闹出的小乱子，根本顾不上执行“约法三章”。
而且刘邦实际控制的地区，就是咸阳一带，即使实施过“约法三章”，影响范围也很小，时间又那么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事的宣传效果不错，为这位高皇帝“拨乱反正”的开国历史增添了有利的记录，得以载入史册，流传至今。那么刘邦自己控制的地方，或者他得了天下以后，有没有实行“约法三章”？也根本没有。到那时，他不得不承认“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约法三章”不足以对付各种罪行），由他的大臣萧何所制定的《汉律》，就是在秦朝《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篇，成为《汉九章律》。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汉律》的全文，但是从延续下来的唐朝的法律《唐律》中就可以看出它的大概，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三章。所以，作为宣传，可以让老百姓欢喜一时，相比秦朝的严苛的、烦琐的法律来讲，多么简单！但真正等到他治天下的时候，汉朝的法律非但不会比秦朝的法律简单，反而是更加严密了。后人如果把宣传手段当作事实，那就上了刘邦和汉朝史官的当。
刘邦自己当了皇帝以后，也根本没有受到“约法三章”的约束，甚至早就忘了还有过“约法三章”。
比如刘邦对自己的大女婿赵王张敖，动辄随意辱骂，引起了赵国的相国贯高等人的不满。贯高等人要谋杀刘邦，阴谋未遂，事情败露以后就主动投案。刘邦为了追查张敖的责任，对贯高严刑逼供。六十余岁的贯高被鞭打几千下，又用燃烧得炙热的铁锥刺他，使他体无完肤，以至于没有办法再找到用刑的部位。因为贯高宁死也不诬陷张敖，总算使张敖得到赦免，但自己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统统被杀。贯高还没有来得及杀人，刘邦却要他的三族和本人都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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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兆麟 蝙蝠作品欣赏刘邦在攻打东垣城时，守军曾经在城上骂他，后来这个城投降了，刘邦还是将骂过他的士兵全部都杀掉。“约法三章”中并没有骂人的罪名，骂人的行为最多能归入“伤人”罪，那么对骂人者只能“抵罪”，无论如何不够死罪呀！此时的刘邦，早已忘记了他当年信誓旦旦的“约法三章”，也完全不理会自春秋战国以来早已形成的战争中不杀降人的底线。
功臣韩信、彭越都是因为被刘邦判定为谋反，对他们的杀戮就极其残酷，骇人听闻。其实他们有没有谋反，也是刘邦说了算。比如韩信，掌握几十万大军的时候没有谋反，到了已经被剥夺一切权力，实际上被软禁的情况下，还谋得了反吗？有没有谋反的事实其实并不重要，反正刘邦要定他们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他们不仅被杀了“三族”，本人都被“俱五刑”（使用五种刑罚），先在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砍掉两脚，再用板子把他们打死，然后割下头颅，尸体剁成肉酱，分别送到各地去展示，甚至赐给一些人品尝，给诸侯群臣作为警戒。
到了司马迁作《史记》，将“约法三章”载入史册的汉武帝时代，汉朝的法律和司法早已难见“三章”的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其严酷烦琐的法律条文，远远超过秦朝的“苛法”。《汉书·刑法志》记载：“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于是召集张汤、赵禹等人，编定法令，制订明知有人犯法不加举报故意放纵、主管官员必须连坐的法律，对刻意从重从严执法造成的后果宽大处理，而对宽大放纵罪犯的罪行从严惩罚。此后那些不法狡猾的官吏就利用法律的缺陷，通过案例比较扩大其适用范围，可以罗织的罪状越来越多，界限越来越密。法律条文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可以判死刑砍头的罪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项罪名，死刑可参照类比的判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相关文书堆满了档案库，管理人员也看不过来。）“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不法官吏通过对法律条文的引用解释牟利，想要解脱免罪就找轻判的案例，想要构陷重判就找死刑的案例。）
刘邦当年“约法三章”中的第一章“杀人者死”已经可以列出一千八百多项罪名，需要由一万三千多件判例作为参照类比，当年怎么可能靠一个“死”字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读历史不能仅仅看某件事本身的记载，还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区别只是主观意愿，还是已成客观事实；是出于宣传，还是准备实行；是特殊个案，还是有普遍性。
特别是对未来的胜利者在竞争过程中或上台前做出的承诺，发布的政令，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千万不要都当真，至少要看看他们在获胜后、上台后做什么，效果如何，再肯定、再赞扬不迟。
本文转自葛剑雄著《不变与万变》，原题为《刘邦与百姓“约法三章”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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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图书馆前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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