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中国社会都离不开商人，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是要办大事的，但办大事所需的资金，但靠农业收入，肯定是不够的。技术的需求，也必须工商业才能供给，否则，不仅军械不堪敷用，就算朝廷的享受，也没人来满足。但是，真正的官办工商业，又肯定是少慢差费，活不下去，即便是垄断性的商业，比如盐业和外贸，也得商人替他们办。所以，尽管历代面上的政策，差不多都是抑商，但都得让商存在。即便是军人政权，也不能例外。但是，工商业和商人，又长期不能得到正当的地位。古之四民，士农工商，士为首的意思，就是商人就别想染指政治。若要做官，就得转型，由商人转型士人，从科考出身，才能做到，做到了，也就不是商人了。一旦有点特别的需求，政府首先要剥夺搜刮的，就是商人，而士大夫们抨击的，也是商人。在社会道德上，商人永远抬不起头。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从一开始，人家就有自治的城市，拥有城市的管理权，即便需要给封建主缴纳租金或者赎金，其自治地位，还是比较稳定的。封建主有大笔的款项需求，得跟商人借，而不是像中国古代那样，无偿地索取。没有政治地位，财产就没有保障，即使把自己变成士人，甚至官僚，也只是好了一点。因为，商人的财产权没有保障，别人也是休想。所谓的大宪章，从根子上讲，是一个走向工商社会的国家才能有的。
所以，自古以来，但凡有点规模的商人，即便不是专靠官府的官商，也得跟官府，尤其是跟具体能管到他们的官员，搞好关系。现在留下来的明清时代的商业会所，没有一个是商人在城市的自治机构，都是用来优待士子，跟官员勾兑的场所。这种状况，进入民国之后，稍微好了一点，但并没有根本好转。在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就通过巧取豪夺，控制了金融业，之所以能攫取中国和交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渗入金融业的青帮势力的配合，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在强势政权之下，商人的软弱。在抗战中，迁到大后方的企业，其实并不多，因为条件不允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的企业进行甄别，凡是跟敌伪政权有点关系的，都划为敌产，以予接收。结果，沦陷区就没剩下什么企业了。这当然说明国民党政权的霸道，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企业要想活下去，不跟郑虎搞关系，事实上不可能。这样一种尴尬的现实，当然首先是之杜问题，恶劣的郑智现实，逼得商人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这种现象一旦成为一种上千年的传统，就会变成商人的习惯，跟恶劣的郑智扭结在一起，使得改革非常困难。
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不打破这样一种政商关系，市场经济在中国没有出路，没法健康发展。但是，具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郑虎不乐意收回自己那支看得见的手，而商人也有人乐意钻空子，搞名堂。中国的商人，即使到了制度比较好的国度，也会有人把在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还不见得都会碰壁。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政商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但打破恶性循环，却让人不知从哪儿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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