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以为，有这样一些历史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在人的基本权利上推进人的解放，推进人的自由。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意义，也是其根本经验。

无论是农民有了土地承包权还是有了进城的权利，无论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还是填平由所谓出身成分人为划出的社会鸿沟，都带来了人的解放，人的权利的增进，人的自由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很欣慰地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真正活跃起来?

就是因为人的解放极大地激发出全社会的活力。而这也是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的根本原因。

第二，确立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认识重新说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否定文革，纠正两个凡是，严格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大觉醒打开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开端、为标志、为基本内容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而解放思想，解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解放人，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

第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也就是政治路线所确立的“一个中心”，是决定中国发展方向和全局的。

脱离这个中心，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无从谈起，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就会被极大地削弱。

所以，在当代中国，是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一个只涉及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最大最根本的政治问题。

任何专家学者和各级各类官员，如不懂得甚至怀疑、否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只是不懂经济，而且是在根本上不懂政治，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背离。

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要以这个中心统领全局，推动全局，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可冲击、取代这个中心。

不仅要纠正公然动摇这个中心的言行，而且要警惕不知不觉中的动摇。在发展顺利，成就突出时，认为已有条件改变这个中心，是错误的。在问题较多，矛盾突出时，认为已有必要改变这个中心，同样是十分错误的。

第四，始终不渝地坚持富民目标。

从农民冒死分田开始，改革就是人民求温饱求脱贫的悲壮奋争，继而汇聚成十几亿中国人奋起反贫困的历史巨流。改革伊始，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富民思想，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就是富民政策，邓小平用小康这个完全着眼于人民生活的概念来重新定位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是以富民为目标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富民为先，以民生为重的现代化，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根本目的、最高目的的。

富民目标赋予改革以巨大的道义感召力和强劲的动力。

在改革历程中，我们看到，当认真贯彻了富民目标的时候，改革就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就顺利推进，而一旦某些具体的措施、做法脱离了富民目标，如仅仅着眼于政府财政目的而与民争利或向社会甩包袱的时候，改革就不顺利，那些做法就适得其反，就招致民怨。

同样，只有以富民为先，以民生为重的现代化，才是值得我们去争取的现代化，也才是有可能真正成功的现代化。

我历来说，民富然后国富，社会强然后国家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规律，是一个根本的次序，是不能违背的。

第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最具实质性的成果之一是民营经济的生长和发展。

所谓民营经济，就是人民自主创造财富的活动，所谓民营企业，就是民众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不同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契约，自主创办、自主参与的经济组织。

这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根本性质。

因此，民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最深厚的源泉和基础，民营企业是最普遍最一般的企业形态。

也因此，必须为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这包括两方面的重要任务。

一方面，应当从基本理论上而不只是从功利目的上说明民营经济的正当性合理性，认真清除妨害其发展的种种思想观念障碍，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反民企、反资本（民企资本），实质都是反改革的那些论调，都应当予以纠正。

再一方面，应当以充分保护产权为核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确立完备的法律与制度条件，提供完备的法治保障。

第六，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推进市场化改革。

改革过程中，有些具体的措施、做法背离了富民目标，而凡是背离富民目标的，也一定同时背离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实际成为反市场的行为，客观上干扰和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因此，与始终坚持富民目标同样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市场的逻辑。

现实中，有这样三个问题是需要处理好的。

一是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领域是要素市场。如果在要素市场上，市场机制不能足够管用，支配市场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部门、行政权力，那就一定造成整个市场活动的扭曲和大量的资源错配。

二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那么它同时也就是衡量、评价政府作用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只有有利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政府作用，才是好的作用，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那些不利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政府作用，就不好，就应当纠正。

三是要进一步澄清、破除对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包括认为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腐败加剧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市场经济必然造成两极分化，一些领域的乱象是由于过度市场化，等等，这些流行看法都是不正确的。

第七，充分吸收世界现代文明成果。

从封闭转向开放，要义就在于主动参与、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充分吸收现代文明成果。

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但中国毕竟还处于争取现代化的半途，因此不能有丝毫虚骄和盲目膨胀，不能以为已不需要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不能狭隘、错误地把强调中国特色当成是可以拒绝、排斥继续学习、借鉴、吸收世界现代文明成果。

否则，用古人的说法，就叫做器小易盈，殊非泱泱大国之象，而且实际恰恰是丢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

要知道，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优点就在于能够充分地包容、吸纳、融合外部的、外来的文化成分、文明成果，从而造就了中华文化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乃至坚韧恒久的生命力。

在当代中国，可以肯定，只要虚骄膨胀起来，改革和现代化就一定破功，以至半途而废，且前功尽弃。

第八，与此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创造并始终维护和平友好合作的中外关系和国际环境，其中特别是处理好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不与之为敌，亦使之不与我为敌。

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纠正对韬光养晦方针的错误理解。

国内外很多人把这一方针理解为在实力不够时暂时蛰伏并秘密积蓄力量的一种权谋，以至于认为这个方针已经过时，理由是中国的实力已强大到隐瞒不住了。

这样的理解是浅薄和错误的，于大局甚为有害。

须知韬光养晦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方针，具有国策的意义。

其真正含义恰恰是为中华文化所推重的一种优良传统品质，即沉稳厚重，谦逊内敛，不轻躁，不张扬，更不四面树敌、四处出击，而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当代中国，建立新体制，实现现代化，是最大的事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所以，在国际大局上，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此提供长期稳定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九，牢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而留给后人的告诫。

如同在历史上一样，右固然会带来危害，但左始终是、仍然是共产党及其事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最大危害。

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实际上是党的建设、党的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执政条件下，它是一条重要的共产党执政规律。

为什么? 因为一般地说，右翼党容易过右，左翼党容易过左，所以右翼党应主要防右，左翼党须主要防左。

共产党是左翼的党，容易发生且发生后不容易纠正的问题是过左，因此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仅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而且是共产党的一条发展规律、执政规律。

第十，渐进改革，关键在进，不进必退。

渐进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式和途径，所谓渐进改革，要领不在渐，而在进，不是慢慢来，而是要坚持及时推进。

不能以渐进为由，或以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为由搁置、延宕重要的改革。须知，改革越拖延，改革的有利条件和时机就越流失。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为此提供了严重的教训。

更为重要的是，由渐进方式的特点所决定，改革的延宕停滞一定会导致改革的倒退，甚至是大面积大幅度倒退。

这是因为，在渐进过程中逐步、分散地引入、生长的新体制因素与旧体制的整体逻辑是不一致的，与尚未根本突破的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矛盾的，由于这种状况，改革的停滞就意味着由这种矛盾引起的摩擦和冲突必会不断积累加剧，新体制因素也会在旧体制的制约、侵蚀下扭曲变形。

由此就会造成一些突出的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把问题归咎于那些主观上还比较陌生，客观上还很不完备的新体制因素，最常见的是指其脱离实际，不合国情，乃至政治不正确等等。

这时，对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最容易最方便的应对方式就是否定、排斥新体制因素，而向本来十分熟悉的旧体制回归。

所以，改革应渐进，而渐进须快进，须在不断生长新体制因素的过程中尽快向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突破，而不能迟缓，更不能停滞。渐进改革，不进必退，这是渐进改革的一条定律。

关于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当然还可以从其它不少方面去研究，这里谨提出以上十条。这十条不是各自孤立、分散的，而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