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法版《Vogue》杂志将艺术类专题对准了日本艺术家小野洋子（Yoko Ono），以及她当下正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个人回顾展——心灵之音（Music of the Mind ）。
与此同时，她的名字还曾出现在今年奥斯卡获奖作品中，在最佳动画短片《战争结束了！》（War is Over！）的完整标题后写着“灵感来自列侬和小野洋子的音乐”。
法版《Vogue》杂志所用的标题是：
“Yoko Ono voit sa carrière (enfin) honorée à la Tate Modern de Londres。（终于，小野洋子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见证她职业生涯的荣耀。）”
回到上世纪那个激昂，热血，充满色彩的年代，回到洋子的故事里。那些细腻温柔的诗歌，呢喃的歌声，美好的爱情和真挚的宣言... 如同她那头标志性的黑发，充满无尽的生命力。
和许多饱受争议的艺术家不同，小野洋子并没有在一个糟糕或贫穷的家庭环境中出生。
相反，1933年她出生于日本东京的财阀家族，她的祖父是明治时期就赫赫有名的金融巨头，父亲小野英助在各大国际银行内部担任高管，母亲小野矶子则是日本头号金融财阀——安田财阀创始人的亲孙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名门淑女。家族中更不乏许多艺术家和社会名流。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战争年代，小野洋子却能够自由地往返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和东京，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被母亲精心打扮成洋娃娃的模样，上着日本最顶级的国际学校。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普通人来说自然是赢在了起跑线上。但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却是充斥着复杂与矛盾性的。
在二战的岁月里，童年的小野洋子一直跟随父亲任职的居住地辗转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城市，巨大的文化差异与还未成型的价值观形成身份认知上的难题。
同时，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她只能被家中佣人照顾，严重缺少亲人的陪伴和关心，孤独成了家常便饭。
这些问题都成为了一种生活的隐喻，让她在成年后慢慢重新开始探索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社会话题。
不过最初的小野洋子一直希望成为一名钢琴家，但这样的梦想却被父亲早早地扼杀了，因为在那个时代，音乐家并不是女性应该探索的道路。和母亲一样做一个优雅的淑女，才是她能够选择的方向。
洋子的离经叛道或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那个在外人眼中美丽优雅的母亲其实过得并不快乐，她甚至认为孩子和家庭剥夺了原本的轻松和幸福，还告诉洋子不要结婚。
小野洋子也一直对家族事业不感兴趣，那些金融商战，权钱交易让她感到厌烦。于是大学时期，她不顾父亲的反对，选择在位于纽约郊区的莎拉·劳伦斯学院进修诗歌和音乐。
这所学校虽然相对低调，但却诞生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和编剧，另外，著名的华裔婚纱设计师 Vera wang 也曾毕业于此。
不过，这仅仅是洋子“叛逆计划”的第一步。
那时候的美国，亚裔学生并不多，所以即使洋子的口语非常流利，但依然免不了学校里的一些孤立和偏见，她觉得自己有时候会“格格不入”，而当她回到日本时，又因为过于外放的性格和外在，同样被视为“异类”。
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泡在纽约的美术馆，画廊和音乐厅里，积极参与艺术文化活动，并逐渐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和作家朋友。比如艺术家赖瑞·瑞沃斯、音乐家大卫·阿拉曼、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等等。
这些人的作品和艺术观念逐渐影响着小野洋子对于艺术的视野。在一次聚会中，他见到了和她有着相似背景的日本先锋作曲家一柳慧。两人一见如故，迅速坠入爱河。
一柳慧也将自己的朋友们介绍给洋子，包括音乐，艺术，戏剧，诗歌等各个领域。她逐渐走入纽约最前沿的文化圈子内。一心想要做自己的洋子索性直接退学。并与一柳慧闪婚。
婚后，她回到日本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积极探索个人风格。她厌恶架上绘画，对观念和行为艺术充满兴趣，同时也和丈夫一起创作实验音乐。
然后，彼时的日本刚刚战败，社会文化也相对保守。洋子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关注与认可。甚至在同一场演出里，人们会对丈夫一柳慧大家赞扬，而选择性无视洋子的才华。
她再一次陷入身份和时代的困境中，与丈夫的关系也逐渐走向危机。这一次，她没有选择逃避。1961年，小野洋子和一柳慧离婚。同时，她的精神状态也逐渐下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这或许是许多艺术家都曾需要面对的一道坎，探索世界的过程其实就是探索自己的内核。
在精神康复中心，她遇到了来自纽约的电影制作人安东尼·考克斯。对小野洋子来说，这个男人的到来似乎象征着某种暂时的救赎。纽约自由热情的创作环境让她心心念念，很快，她放下了东京的一切，迅速和安东尼·考克斯结婚并回到纽约。1963年，她在美国诞下一个女儿。
前文中提到的艺术出版物《葡萄柚》，就是她在这段时间创作的。这本段短小精湛的文集包含了诗歌，观念，行为艺术，电影，音乐等领域的阐释，天马行空却又饱含精神感悟。
比如书中曾写道:
“与尽可能多的人握手。写下他们的姓名。试试在电梯、地铁、自动扶梯、大街、洗手间里，在山上，在暗处，白日梦里，云上，等等。把手洗干净或喷香水，手执一朵鲜花，成就一次美妙的握手。”
或是：
“把一种记忆存放在你的半边脑袋里。关起来，忘记它。让另外半边脑袋渴望它。”
她将独特的脑洞以柔轻巧的日式俳句呈现，你能够感受她那颗温柔而炽热的内心。
时间很快来到了60年代后期，轰轰烈烈的新浪潮运动在欧洲展开，伦敦现代艺术协会向小野洋子发来号召，邀请她前往伦敦重塑艺术理想。洋子欣然前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开启。随之而来的，是那段已经成为经典的浪漫往事。
1966年11月，洋子在伦敦的一间画廊筹备个人展览《未完成画作》。展厅里有一件特殊的概念作品叫做《天花板上的画》。这是一个极为迷你小小画作，藏在展厅天花板上，配有一个白色的扶梯。
小野洋子认为，如果有人愿意爬上去认真观察这幅画，那么对方一定与自己有缘分。她观察了很久，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在她几乎快要放弃时，一个戴着细圆框眼镜，有着长卷发的瘦高男人爬了上去，拿起放大镜，看到了那个小小的“YES”。
这个人就是当时已经红遍欧洲的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
不过对于小野洋子来说，她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那一个愿意花时间走进她内心的路人。但她不知道的是，彼时的列侬正陷入被社会舆论和狂热粉丝困扰的烦闷状态，当他看到那个小小的“YES”时，焦虑的心被柔软击中。
他走下楼梯与洋子四目相视，而后面的故事想必也不用多说了。
后来，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非常孤独。有一种站在巅峰而如履薄冰的感觉。我在画廊中看到小野洋子的作品，觉得非常有趣。我好像一下就能理解她的幽默，很温暖。”
遇到对的人时，似乎一切都变得疯狂而合理。1969年，小野洋子和列侬都放下了过去的感情婚姻，两人以最简单纯真的方式步入婚姻，甚至洋子结婚的当天只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短裙。
1970年，披头士解散，小野洋子和列侬组成“塑料小野乐队”一同创作和发声。这时候的洋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更像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宣扬爱与和平，将生活与艺术完全融合。比如那个最经典的行为艺术“床上和平行动”，其实算是两人的蜜月。
他们穿着睡衣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总统套房里躺了七天的时间，房间内贴满了反战标语，期间，他们接受大量记者和媒体的采访与拍照。
▲ 在列侬40周年纪念日，小野洋子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经典的照片
2003年，在巴黎兰奈拉剧院，小野洋子上演了一场名为《切片》的行为艺术。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可以上台剪下她身上的一块布料。
至于剪下哪里，究竟会形成怎样的裸露程度，是否会有危险，一切都是未知。被动的身份状态与象征权利的剪刀相遇，似乎是某种社会现实的映射。
实际上，这场表演在她的人生中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65年的纽约卡耐基演奏厅，第二次是1966年11月的伦敦。前两次的表演结果是令人愤怒，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她几乎半身裸露，西装的袖口，内衣的肩带都被裁开...
虽然现场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她本人也在日后的采访中表示自己有一瞬间是“充满了愤怒和动荡”的。
而时隔四十年后，在巴黎的这场演出，我们能够感受到洋子内心那种真正的笃定和宁静。演出开始时，她说：
“来吧，剪下我的衣服，随便哪里；每个人剪下的面积不要大于一张明信片，并请将这碎片送给任一个你爱的人。”
舞台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没有太多的表情，但似乎已经找到了她一直在追寻的答案。
如今，泰特美术馆为她举办的这次回顾展,包含了许多珍贵难得的资料和手稿。
包括《难民船》、《白色棋盘》、《影子碎片》等等，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她的核心永远是对人们的呼吁，倡导爱，和平和希望，改变这个世界需要从改变此刻开始。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环境似乎在如今依然没有完全好转。我们需要小野洋子这样的艺术家，需要她的坦诚和无畏，需要她身上那种无法取代的温柔和坚韧。
正如这次展览的名字“心灵之音”，这是来自小野洋子身上那股超脱一切感官的直觉和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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