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 第3577期 | 陈诗哥：我的童话观

　　摘要：世上最早有三本书:《神话之书》是由孩子记录神的话语，《童话之书》是由神记录孩子的话语，《故事之书》则是由人记录自己的故事。探索本体论意义上的童话，应当从文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等范畴，去思考童话与神话、与寓言、与故事、与孩子、与哲学、与现实等等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终不难发现，童话不仅是一个儿童文学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甚至超越了本体论而成为一种信仰—童话是对世界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

　　关键词：童话；神话；寓言；故事；哲学

　　我是一个童话作家。有趣的是，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童话，长大后还看不起童话，认为不过小儿科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但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直到2008年，我鬼使神差一般成为一个少儿杂志的编辑，开始阅读安徒生童话，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一直想找的，原来在安徒生童话里都有，譬如故事、诗性、哲学、神性……一道神秘之门由此打开。

　　2008年还发生另一件事情：我在汶川遇到了大地震，我是汶川大地震的生还者。从汶川回来后，我有一个多月无法开口说话。几个月后，有一天我在山上走着，像孤魂野鬼一般，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便用手机写下了第一个童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那时，我才感觉自己活过来。所以，童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

　　所以我很好奇，这个童话到底是什么，这个之前自己看不起的东西，为什么能散发出如此动人的力量，让一个人复活？这个问题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爱好对我帮助很大：一、我喜欢读书；二、我喜欢写诗。我认为童话跟诗歌非常接近，它们是两种本源性的精神。我打过一个比喻：“童话和诗歌，在我看来，就像天使的两只翅膀，一个带着快乐，一个带着忧伤。”诗歌是童话最好的镜子。因此，我在思考童话的时候，会把童话放在文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等范畴里去思考，不停地跟它们纠缠、对话。

　　纠缠的结果是，我用六年时间写了一本《童话之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以童话的方式，阐释童话是什么；在文体上，它试图打通童话与理论的界限。

　　有必要说明一下“理论是什么”。在观照哲学史时，我们会发现，哲学的言说方式其实有两种：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

　　亚里士多德式的言说方式，从亚里士多德发端，经由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论文，非常枯燥，喜欢看的人不多。

　　而柏拉图的言说方式呢？柏拉图哲学采用戏剧的方式，也就是讲故事的方式。这种言说方式的继承人有莎士比亚、但丁、克尔凯郭尔（例如克尔凯郭尔的《或此或彼》，简直就是一部小说）、还有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简直就是一部散文诗）、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一部部的哲学著作。而我发现，安徒生其实也是这一线路的继承人。

　　关于理论，在阅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古希腊，“理论”原是奥尔弗斯教派的一个词，它是指“热情的动人的沉思”。我觉得这才是理论的本来面目。

　　在《童话之书》里，我试图从本体论的层面去探讨“童话到底是什么”。童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它不是什么、或者它跟什么东西有什么关系等角度去观照。下面，我把童话和一些基本概念做一些比较。

　　在最初的时候，神话就是神的话，而童话则是孩童的话，两者同时存在。我在《童话之书》里描述了一个刚刚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那是一个童话世界，其实也是一个神话世界：因为有了神话，所以就有童话；透过童话，便可以看见神话。那时人们天真无邪，口中所说的皆是童话，所唱的皆是赞美诗。后来，随着猜疑的出现，人神关系的断裂，原本是两个孩子的亚当和夏娃，迅速成为两个大人，故事从此兴起。

　　我在《童话之书》提了这样的观点：“世上最早有三本书：《神话之书》是由孩子记录神的话语，《童话之书》是由神记录孩子的话语，《故事之书》则是由人记录自己的故事。”

　　我在《童话之书》里讲述过一个“从童话世界到寓言世界”的小故事：

　　有一天，有一样东西掉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注意，它圆圆的，有四条结实的短腿，但嘴里发出老鼠的吱吱声，它会偷偷溜进人们的心里，兴风作浪。它的名字叫做“怀疑”。

　　有一天，甲看见乙从窗外经过时往屋子里看了一眼，便想：这小子是不是想入屋打劫？而丙看见丁的手上有一只大苹果，心想：这只苹果如果给我吃会不会更好呢？于是，也不问一声，丙就动手去抢丁手上的苹果，放进自己的嘴里。丁疑惑不解，感到了委屈，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一股屈辱之情顿时从心底升起，他决定报复，他跑到丙的家里，把他的梨子、桔子和鸡蛋全搬回自己的家里。

　　于是，两个人扭打起来。两个人的战争爆发了。

　　很快，丙和丁的亲戚戊、己、庚、辛、壬、癸等人也加进来；然后，东街和西街的人也加进来；最后，整个世界也加进来了。人们相互掠夺，相互残杀，变得贪婪、血腥、残暴，啼哭声此起彼伏。

　　故事开始变得惨烈。

　　人们给这个世界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寓言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寄托了他们种种的忧愁、哀思、悔恨和骄傲，同时也表达人们的某种希望：寻找故事的寓意，确定生存的依据，从而获得幸福。

　　在这里说一说“意义”。在我看来，意义是人类为了填补人神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空白而发展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处在寓言世界的人们当然需要意义。但是，我们还得追问一下：孩子需要意义吗？不需要。他们天真无邪，百无禁忌，玩起沙子如同在天国里。在寓言世界里，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获得某种意义的过程，但往往也是一个丢失的过程，他们离孩子的世界越来越远。

　　可以说，《童话之书》讲述了一个童话在寓言世界里的故事。我觉得《红楼梦》也是如此。大观园内是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群天真未泯的0—99岁的孩子。而大观园外便是一个寓言世界，它的主人是0—99岁的大人和老人，他们追求享乐的幸福（而非美好的幸福，这点后面会提及），有人通过寻求寓意的方式，有人通过设定规矩的方式，有人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有人通过偷鸡摸狗的方式，等等。结果是：寓言世界都把童话世界重重包围了，《红楼梦》里的第七十四回抄捡大观园，便标志着童话世界的破灭。

　　童话世界为什么会变成寓言世界，人为什么需要意义，十分耐人寻味，富有启发性。

　　这很容易引起误解。没有人不喜欢故事，但人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故事，我认为里面是有深意的，是一个生存论的问题。

　　在《童话之书》里，故事的兴起，是人为了谋求自身的精彩。换言之，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人，却不一定是为了让人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如《三国演义》里，常山赵子龙杀入敌群，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样的故事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但是，如果你很不幸，站错了位置，站到敌阵当中去，恐怕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更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逼站队。我经常想，如果让《三个强盗》的作者温格尔先生来重写《三国演义》，让《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的作者埃格纳先生来重写《水浒传》，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一定会很有趣，很善良，很美好。

　　故事，谋求的是自身的精彩。而童话，更多是为了他人的美好。

　　童话当然也注重故事，但故事不是首要条件。童话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人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像“床前明月光”一样清澈。正是这一点，克服了故事的恩怨情仇。童话之所以为童话，是因为它有一种伟大的单纯。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童话世界里，流淌的是童话；而在寓言世界里，洋溢的则是故事。

　　我从“童话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孩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孩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童话到底是什么”。

　　“孩子”这个概念，在中外的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意思。如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出了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怎样变为负重的骆驼（在尘世中，唯有背负着重担，才有可能获得幸福）、骆驼怎样变为勇猛的狮子（这个狮子否定一切，摧毁一切，其实就是尼采提出的“超人”）、狮子怎样变为纯洁的孩子。孩子为最高的层面。但遗憾的是，在成为孩子之前，尼采成了一个疯子。

　　我想，如果尼采读一读童话就好了。因为，读童话，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孩子。

　　在这里，孩子和儿童是有差别的。儿童是一个生理概念，人不能重新成为一个儿童，因为人不能返老还童。人却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孩子。

　　那么，孩子到底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尼采也有一个界定，他认为孩子就是一种神圣的肯定。我非常认同。

　　我对孩子也有一个界定：孩子指的是最初的人，也就是有一颗温柔、谦卑、宽恕、忍耐的心，他对事物有着直接的喜爱，而非仅仅拥有一个概念。他可能是一个弱者，不会对别人造成攻击。他可能90岁，也可能只有8岁。这样的孩子或许并不完美，他们不一定高大、英俊、美丽、勇敢、聪明，相反可能矮小、丑陋、愚昧、懦弱，但是他们温顺，谦卑，相互信任，相互关心，懂得宽恕。这样一个孩子，当然有别于从哲学角度提纯了的理想人性，后者要求太高，难以触摸。我认为，在童话里，宽恕比正义更重要。在我看来，安徒生《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里的糟老头和糟老太婆便是0—99岁孩子的最好代表。

　　此外，我还想增加一个“适度的理性”，因为目前的现实是一个寓言世界，充满了怀疑、欺骗、暴力和苦难，如果我们稍有不慎，便会麻烦缠身。因此，我呼唤“适度的理性”。如果信仰缺乏理性，是很可怕的。但又无需太多，适度即可。理性太多的话，味同嚼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个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

　　这样一个孩子，如果再有一些趣味，那么他说出来的话，我认为都可以称之为童话。

　　这并非说某些童话故事蕴含某些哲理。好的童话，自然会呈现某种程度的哲理和诗意。而是说，童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一种最高的哲学，正如耶稣、老子、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哲人把孩子奉为最高的层面。

　　哲学通过概念认识世界，清晰明了，但概念始终隔了一层难以捅破的纸，不够亲切与喜悦。譬如，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桌子，可看见，可触摸，千奇百态，各式各样，美中不足的是，这张桌子会磨损，会毁坏，因此不是完美的；所以，柏拉图认为还有第二张桌子——一张理念中的桌子，这张桌子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黑不白，它是完美无缺的，它不会磨损，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桌子都是对它的模仿，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看见它，无法坐在它旁边吃饭，喝茶，写作业。它只存在于理念之中。

　　我认为还有第三张桌子。这张桌子在日常中随处可见，它会磨损，但我们喜欢它，可以体察到它的欢乐与忧伤，它也是有生命的，有尊严的，有灵性的。那么，这样的桌子是由什么做成呢？举一个例子：

需要什么

罗大里

做一张桌子，

需要木头；

要有木头，

需要大树；

要有大树，

需要种子；

要有种子，

需要果实；

要有果实，

需要花朵；

做一张桌子，

需要花一朵。

　　请看，这样一张桌子，原来是由一朵花做成的。

　　这第三张桌子，由一朵花做成的桌子，我想大概需要张开童话的眼睛，才能看见吧。

　　现实是复杂的，那么，单纯的童话有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吗？我区分“现实”和“真实”。我很喜欢温格尔先生的《三个强盗》，它讲述三个凶恶的强盗，有一天抢来了一个小女孩，带回了山洞。第二天小女孩醒来，问三个强盗这些金银财宝有什么用，这三个强盗竟回答不出来。于是，三个强盗决定用抢来的财宝买了一座城堡，把所有走丢的、不快乐的和没人要的小孩统统找来，让他们在城堡里幸福地生活。我觉得，这本书是对“强盗”这个词语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也就是说，那三个强盗才是真正的强盗。这里有两个词语“强盗”和“真正”：不抢劫不足以为强盗，不善良有趣不足以为真正。这也意味着：有时候，虚构比现实更接近真实。就是说现实不意味着真实，虚构不意味着虚假。我想，用这个观点来概括童话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很贴切的。

　　《童话之书》的后半部进入具体的历史：“战争”、“上山下乡”和“文革”，这正是寓言世界的典型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带有“黑童话”的色彩，犹如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正童话的样子。书里有一个人物李红旗，从小读了很多童话，并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王子。因此，他以王子的脑袋思考，以王子的举止做事，以王子的口吻说话。但命运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王子，在历史的漩涡中，他不得不离开家庭告别城市，成为一名山区代课教师。然而，不甘心的他想娶村长的女儿（他认为的公主）为妻，以便自己成为一位王子，结果却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他为此感到不解，并怨天尤人。他把怒气撒在“童话之书”身上，认为世上根本没有童话。他把“童话之书”留在臭气冲天的公厕里，从此斩断与童话的联系，不知所踪。

　　与李红旗相对应的是一群孩子。在“童话之书”的启示下，这些孩子自封为小国王，每天“穿过细碎的野菊花香气，在日过下奔跑，巡视他的国家，就是几棵树、一口水井、一个小山坡、一间鬼屋、一栋炮楼、远一点的玉米地、蚂蚁窝、田鼠洞，还有偌大的天空……”这些孩子与李红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灵性的孩子，后者追逐世俗的繁华；前者是为了他人的美好，后者是为了自身的精彩；前者是童话，那菜地便是大地上的天国，后者则成了一则寓言，警醒世人。

　　我还很喜欢《我亲爱的甜橙树》一书。这本书讲述小男孩泽泽生在一个巴西贫民家庭，生活穷困潦倒，时常挨揍受罚，还有各种各样令人难过的误解和失望，作品毫不回避这一艰难现实对泽泽造成的痛苦；作家在处理泽泽如何应对苦难现实时，也处理得很有想像力，所谓想像力，不在于小主人公泽泽充满了奇思妙想，而在于泽泽用想像力来处理现实中苦难问题：再苦的生活也吞没不了孩子蓬勃的童年精神，窘困中的泽泽总能发现属于他自己的快乐，他拥有一棵可以和他对话、游戏的甜橙树，拥有一个随时能够变成动物园或野性亚马逊丛林的后院，而这一切都是他用想像力来创造的。如此一来，泽泽沉重的生活就变得很洒脱了。两者的结合赋予作品的叙事一种奇妙的韵味：沉重之轻，轻之沉重，既引人落泪，又令人微笑。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一本小说。而在我看来，这是一本真实的童话。孩子用想像力应对现实中的苦难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童话。这个童话让读者品尝到一种“丰富的痛苦”（穆旦语），这大概是灵魂最好的食粮。

我还区分美好与快乐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有重叠的地方，但也有本质的区别。有的美好很快乐，有的快乐很美好；但是，有的快乐很丑陋，有的美好很沉重。就自身而言，快乐来自感官的满足，是一种快感；而美好来自灵魂上的愉悦，很恬静。前者可以轻易获得，后者则可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

　　在《童话之书》里，我用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来探讨这个问题。

　　大约三千年前，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来到一棵树下，思考他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他看到两个女子朝自己走来，一位高贵纯洁，目光谦和，举止有礼，穿一身洁白的长袍。另一位雍容华贵，雪白的肌肤抹了香粉和香水，她自我欣赏一番，又看看有没有别人在仰慕她。

　　后者抢先一步对赫拉克勒斯说：“亲爱的王子，如果你选我做你的伴侣，我可以领你走上一条最舒适的生活道路。在那里，你可以尽享生活的乐趣，没有任何烦恼；你睡在柔软的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任何劳动，就可以尽情享用别人的劳动果实。”

　　赫拉克勒斯听了这诱人的话语，诧异地问她：“美丽的公主，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的朋友称我为幸福。”她回答说，“而那些恨我的人却给我起个绰号叫‘邪恶’。”

　　这时候，另一位女子也来到赫拉克勒斯的面前，说：“亲爱的王子，在这个世上，神明赐予的一切美好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经过辛苦努力才获得的；你如果希望获得神的宠爱，那么你首先应该敬奉他们；你要得到朋友们的爱戴，那么就该为他们做好事；你要国家尊重你，你就应该为它服务；如果你想赢得战争，那么你就得学会战争的艺术；如果你想身体强健，那么你就得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而邪恶的享乐公主，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里没有智慧。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

　　赫拉克勒斯听了这番逆耳的忠言，诧异地问：“那么，美丽的公主，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也叫幸福，人们却把我称作‘美好’。”

　　这恰好形成了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架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赫拉克勒斯，在我们面前始终存在这两种抉择：究竟是以最舒服的方式走向享乐的幸福，还是经过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追寻美好的幸福呢？

　　我相信，美好和快乐都是幸福：童话追寻的是美好的幸福，而故事则是追寻快乐的幸福。

　　童话是幻想文学吗？我不这样认为。幻想当然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似乎不能因此就把童话称为幻想文学，正如我们身上有手，手也很重要，而不能因此把人称为手。“幻想文学”这一称谓本身也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幻想是假的。但是，童话是真的。准确的命名可以唤醒事物中沉睡的力量。我认为童话的概念比幻想文学的概念要宽广得多，深厚得多，美丽得多，因此，我呼吁幻想文学重回童话的名下，以免发生误会。

　　童话遵循儿童逻辑。儿童逻辑充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诗性逻辑，与成人的概念性逻辑不同。儿童逻辑充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诗性逻辑。譬如说，妈妈把鸡蛋打破了，小红说：“快看，鸡蛋里流出了一个金黄的太阳！”蛋黄和太阳都是圆圆的，都是金黄的，小红一下就发现了这两者的诗性联系。又如顾城有一首诗《安慰》：“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我说：/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嗯，红太阳肯定是甜的，因为红苹果也是甜的。甜甜的东西，无论是甜甜的微笑，还是甜甜的蜂蜜，都是可以用来做果酱的。这便是童话。

　　童话并不需要钢铁一般的事实，它在探寻一种未经历史、文化沾染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儿童式的可能性。不过，它是真的。如舒比格的《小女孩与死神》，做功课那么重要，居然可以延缓死神的脚步，而死神居然又那么憨厚，陪小女孩做功课，在小女孩长大的同时自己却变得更老了。然而，这是真的。

　　童话当然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譬如《去年的树》、《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我亲爱的甜橙树》等这些形式不同、风格多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去年的树》形式可能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通过一个繁复的故事保护一种单纯的精神，而后者则是单纯精神的直接展现。

　　而《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呢？曾有评论家说《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不是童话。我的看法则是：如果这不是童话，那么这世上就没有童话了。这个童话非常美，首先是因为它很真实，可以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而这两个糟老头子和糟老太婆，我想说他们是真正的王子与公主。因为，在老太婆心中，老头子就是一位英俊王子；而在老头子心中，老太婆就是一位美丽的公主。而他们那间草房子，一点也不比王宫差，因为他们总觉得放弃一些东西是没什么关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裕的生活方式。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就像童话那样美妙。这是因为相信。相信童话，没有相信，就没有童话。老太婆相信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不是因为老头子办事能力很强，而是她相信，老头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把她考虑在内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把别人考虑在内的话，童话就会产生。但这又十分困难，大概是因为我们身处寓言世界。

　　童话也不一定要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譬如这个：“洋葱、萝卜和西红柿, 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默地成长着。”寥寥数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故事，胜过千言万语。又如佛教偈语：“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翠翠青竹，尽是法身。”这既是诗，又是童话，表面上无法构成故事，里面却又蕴含无数的故事。

　　总而言之，我认为，童话是孩童式的话语，是一种想把大海装进一个杯子里的艺术，而孩子们也有这样的胸襟。我认为这个定义也把幻想包含在内的。

　　我曾遇到几位同行，他们表达了同一个观点：他们要写只给儿童看的作品，意思是要把成人排除在外。我不太赞同。

　　相比之下，我更欣赏台湾童话作家林世仁先生的观点：童话以儿童为中心，但不以儿童为界限。我还有另一种理解。前两年，在深圳一位老师的《童话之书》公开课上，有个小女孩的发言让我很受触动。她说，在读《童话之书》三遍之后，她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她爷爷，因为她爷爷非常看不起童话，还叫她不要读。当时我很感慨，成人比孩子更需要读童话，因为他们离生命的本真越来越远。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而我更想说：“救救大人。”

　　因此，我觉得童话的使命，是让0—99岁的大人和0—99岁的老人，重新成为0—99岁的孩子。这便是童话的救赎。

　　因此，童话不仅是一个儿童文学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甚至超越了本体论而成为一种信仰：童话是对世界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

　　世界为什么需要重新命名？因为世界已过于老迈。千百年来，经过历史和文化的沾染，世界变得太复杂了，任何一个简单举动，都会引起很多误解；世间万物也蒙上厚厚的隐喻的尘埃，失去了本来面目，以至于戈达尔说：“我们发明了许多钥匙，可是锁在哪呢？”世界如何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当政客和哲学家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孩子的单纯、热情以及重新命名世间万物的智慧和勇气。

　　我想起米切尔·恩德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幻想王国正在毁灭，因为我们把幻想视为谎言，天真女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人间的小孩为她起一个新的名字，她和幻想王国方能得救。我觉得这个桥段好极了：唯有回到单纯的源头，才能因应繁复的事象。

　　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存在一种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童话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