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第3586期 | 金宏宇 韩佳童：新文学教育早期实践中的学生力量———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为中心

1928年暑假过后，杨振声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对中文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次年，朱自清开出选修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用一种特殊的目光‘关注新文学的成长’，并由此开拓了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他为这门课程所撰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被追认为“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尽管目前学界对究竟哪所大学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仍有不同看法，但基本认同以朱自清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作为新文学学科的正式起点。聚焦这一事件，研究者们对清华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与变动，改革者杨振声和朱自清的教育观、文学观及与其新文学教育实践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力图从不同维度勾勒早期新文学教育生成的历史语境和具体面貌。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由合力所造成，问题可能要比我们鲜明而自信的结论复杂得多”。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现场，本文重新对《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校刊》）等清华园内旧报刊进行详细爬梳，整理亲历者回忆，以成立于1928年的中文系社团中国文学会为线索，考察该会与新文学教育革新的关系。进而发现在早期清华新文学教育实践中，杨振声、朱自清对学生力量的重视与发动，以及学生在新文学学科诞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杨振声说,1928 年他进入清华时中文系是“ 最不时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压迫的一系”。⑤改变的契机来自当年 8 月 17 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以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就任后标榜要让“ 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①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被延聘入校,其中便包括杨振声。目前研究多以为杨氏上任即高举起创造新文学的大旗,“ 所谓中国文学系,实际上无非‘ 小型的国学专修馆’。  刚刚走马上任的杨振声,开宗明义就要对抗这种风气,明确提出了新的‘ 研究文学的宗旨’,曰‘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而后在大旗指引下铺开变革。② 这一说法颇能显现改革者的果断坚决,却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复杂情形。事实上,杨振声在中文系发动革新时十分讲求策略,他并没有急于宣扬更张计划,而是先为自己寻求支持者。他找到了北大校友、但此前并不算熟识的中文系教授朱自清:“ 我去清华的第二天,便到古月堂去访他。他住在西厢房一间小屋里。” 对于清华中文系弊病,身处其中的朱自清感同身受并正努力尝试改变( 详见下文)。因此杨振声到访,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决策:“ 就在这小屋子里,我们商定了国文系的计划。” ③在获得本系教师朱自清的支持后,杨振声将改革的第一板斧砍向人事。那些抱残守缺的老学究,首先便要请走。于是上一年度还名列教授的左霈、汪鸾翔等人,均不获续聘。同时,钱玄同、俞平伯、沈兼士等教师或专任或兼职,纷纷进入中文系任教。在完成教师的新旧置换后,杨振声将目光投向系里的青年学生。他决定向他们公布新的办系纲领,也就在此时中国文学会成立了。

清华有将各系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的传统,1926 年历史系同学会———历史学会成立,1927年,政治学会、经济学会也宣告成立。1928 年 12 月 7 日,中国文学会正式成立。该会明确表示其诞生受罗家伦刷新校风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自 1928 年暑假后,中国文学系“ 展开一个新局面。一方教授由量的充分进而为质的精实。一方同学由质的健全进而为量的扩大”。此时组织中国文学会,“ 乃斯系发达澎涨之自然的结果”。而当时有人回溯此前“ 别系同学都各有各系同学会,或与此相等的组织。惟国文学系独无”。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杨振声变革系务与中国文学会成立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规制上,中国文学会将系内全体学生列为当然会员,全体教师列为荣誉会员。当然具体运作仍以学生为主,教师实际处于顾问的地位,但从此后教师们积极参与会务来看,中国文学会的成立与活动一定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而该会既然被催生于系务革新之中,也便开宗明义,不光在办会宗旨中提出要研究文学、联络感情,重要的是要“ 谋本系之发展”,④即试图介入系务。青年学生渴望参与到中文系事务尤其是当时的改革中,背后同样有杨振声的支持。因为正是在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上,他“ 带着十二分诚恳的口吻来征求大家对于本系改良的意见”。⑤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他所谓的公共领域面向一切公众,人人皆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同时,他还指出在一种特别的公共领域,“ 学术讨论或文学争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对一个主题的理解,而不是为了展示自我。这里的公众不是由观众和听众构成的空间,而是由相互问答的发言人和受众所构成的空间”。⑥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会以清华中文系师生身份为入会门槛,是一个带有明显边际的封闭性社团,不属于公共领域。但如果仅从致力推动本系变革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会将系内利益相关方全部包纳进来,又具有了特定范围内的公共属性。系主任、教师、学生同处一会,搭建出中文系内部的公共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学生们可以就本系之发展自由倡议并“ 讨论关于本系一切重要议案”,⑦进而参与到杨振声主导的系务革新与新文学教育中。一年之后,该会又提出“ 该系教师、同学均作为正式会员”。⑧ 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师生合作,使教师进一步参与进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文学会会务中,同时也将教师与学生摆到了一个更为平等的地位,师生在会内成为“ 相互问答的发言人和受众” ,使共谋本系发展有了良好的组织保障。此时的中国文学会,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同学会,而更像联结师生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显然具有“ 半官方” 的性质,离不开杨振声为首的系方的撑持。如果后者不允许中国文学会与闻系务,那么“ 讨论关于本系一切重要议案” 便无从谈起,“ 谋本系之发展” 更是天方夜谭。从中国文学会不同于一般社团的独特宗旨及其成立的特殊时点可以看出,该会诞生紧承教师更迭,是杨振声诸多变革举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进入清华伊始,杨振声便看重学生力量在推动“ 最不时髦” 的中文系革故鼎新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致力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动员其以群体身份发声参事。而这一点,在以往一直被研究者忽视。

在推动中国文学会组建后,杨振声才决定公开亮出他对于大学文学教育的主张。他顺理成章地选择刚刚搭建完成的系内公共空间———中国文学会来承担这一发布任务。1928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上,杨振声发表了后来为研究者熟知的关于清华中文系发展规划的演讲。演讲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清华中文系的办系宗旨:“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二是实现这一宗旨的途径:“ 一方面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 三是对应的具体课程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当晚大会除俞平伯等三位教师因不住校内未到,其余师生全体出席。但此前该会章程已定,干事亦经选举确定,所谓成立大会,实际与具体会务无甚相干,最主要的反倒是听杨振声报告系务。当晚七时,霍世休按照流程“ 宣告开会如仪”,然后便将会场彻底交杨振声“ 报告本系发展之计画”。① 中文系学生郝御风为此次大会撰写报道,更是深知重点,将绝大部分笔墨用于照录杨振声演讲内容。也就是说,全体师生到场的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实则被杨振声用来作为舆论平台宣扬其教育理念,为改革张目。俟后,他亲自审定当晚所讲发展规划并发表在《校刊》上,则是为了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动宣传。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在打出“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的宗旨后,花费大量时间详细阐释新拟定的课程体系。这固然因为日常课堂是其教育理念实施的落足点,更直接的原因则在于此次演讲有着明确的目标受众,那就是坐在台下的学生。改革课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并非教师而是受业学生。杨振声自然要向他们仔细阐明,争取他们的理解。在此之前,杨振声通过私下接触结盟、去旧迎新等方式解决了教师中的潜在反对力量,而此番中国文学会公开演讲,则旨在获得学生的拥护。

1930 年暑假后,杨振声南下青岛,所遗系主任一职由朱自清代理。同年 11 月 18 日朱自清辞代理职,次年启程赴欧游学,由刘文典代系主任。与此同时,“ 中国文学系今年新聘教授及新添的同学很多”。② 人事更变,尤其是推动新文学进入课堂的杨振声和朱自清先后离校,由他们开设的“ 当代比较小说” 与“ 中国新文学研究” 两门课自然也被悬置起来,前两任系主任所规划的教育路线还能否继续下去,学生心中多有疑虑。为此,刘文典在代理系主任第一学期内两次到中国文学会开会,“ 报告本系发展大计”。③  此前,有学者提出刘文典“ 根本不认为大学国文系应偏重新文学”,“‘ 新文学’ 还不具备作为学术对象的资格”。④ 但实际是,在中国文学会的演讲中,刘文典展现出了与人们对其保守的古典文学家印象十分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为了打消学生疑虑,刘文典信誓旦旦表示要更进一步革新,“ 拟澈底改革该系的一切,多聘有名教授,以为学生之领导”,而且还要加大新文学课程开设力度,“ 增加新诗戏剧及小说等习作”。关心本系发展的“ 同学闻之,颇为庆慰”。⑤ 刘文典如此表态背后,是他清楚自己是以代理系主任而非个人身份演讲,无论其本人对待新文学都不能背离系里正在执行的教育方针。而且台下学生的态度与反应也是他不得不认真考虑的。纵观之,无论是变革伊始,需要公开亮明办系宗旨,还是人事更替,学生们对新文学教育前途产生疑虑,系方都屡借中国文学会这一渠道与学生保持密切沟通,最大限度满足他们在这场新旧鼎替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这指向杨振声等人对改革最大当事人学生重要性的深刻认知:无论是何种教育理念亦或多么翻新的课程体系,只有赢得学生的认可,才有可能真正在大学扎根。

中国文学会成立使得教师有了向学生宣讲发布的平台,同时也让学生拥有了向教师倡言的渠道。五四以来,青年学生形成了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与传统,对校务、系务常常有所建议批评。比如早期清华学校国文教学不受重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学生便在校园刊物上接连撰文,呼吁改进国文教育。  杨振声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尤其是组建中国文学会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关心本系发展的热忱,而新文学课程又契合他们的喜好,他们便以中国文学会为发声渠道,为发展新文学教育建言献策。

首先是为课程体系改革持续向学校、院系提出他们的主张。杨振声与朱自清共同“ 决定了一个国文系的新方向,那便是:( 一) 新旧文学的接流与( 二) 中外文学的交流”。①  但彼时新旧接流更多表现为一种学术努力的方向,初诞期的新文学课程远不能与考据、训诂等稳固的传统课程相提并论。1929 年,朱自清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 和杨振声的“ 当代比较小说” 先后作为选修课开设。可到了1931 年,朱自清也还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课程,也还是旧的方面占大部分”。②  对于如此课程设置,学生们并不满意。  1931 年 3 月,中国文学会开会就课程设置一事议决“ 请求学校改变课程”,将“ 不重要的必修课改成选修”。③  那么他们究竟希望对哪类课程加以变更呢?  这年十月,代理系主任刘文典到中国文学会回应学生关切,承诺“ 减去抱残守缺之课程”。④ 由此看出,中文系学生希望减少的是那些食古不化的老旧课程。  此后数年,中文系课程体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总体呈现出愈来愈合理精细的趋势。  先后取消了“ 文选学”“ 国故论著”“ 国学概论” 等,代之以“ 鲍照诗”“ 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之研究” 等学术性、问题性更强的选修课。  与此同时,中文系还通过将“ 楚辞” 等课程由单独选修转入 “ 国学要籍” 系列等方式理顺课程体系,力避名目繁多之弊。⑤  上述课程优化提议及相关调整动作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文学课程的成长争得了较为宽阔的空间。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学会在建议缩减不重要必修课的同时还提出“ 增加重要的必修”,即增添“ 注重在时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精神” 的课程为必修课。⑥  这实质反映了学生群体呼应杨振声“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宗旨,进一步提高新文学课程数量与地位的诉求。新文学课程自在清华开设以来,始终位列选修课。1933 年系主任朱自清曾表示为实现“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的宗旨,准备在下学年将“ 新文学习作” “ 定为必修科,并加重分量,这样于我们的目的,将更合适些” 。⑦  这一设想与学生们的要求一致,而后者还要早些。朱自清有这种想法,有其自身考量,也有可能是倾听了学生的呼声。然而限于时代语境,彼时人们对新文学是否具备研究价值尚存争议,因此新文学课程也始终未能由选修拔升必修。不过,学生的建议看似未能兑付,实则对当时已列入选修体系的新文学课程起到了保护与稳定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初生的新文学课程抵御了来自保守势力的压力。

青年学生见证并参与了杨振声主导的教育革新,深知比课程设计更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教师来指导他们。后者对前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影响着中文系的教育理念与发展路径。因此,他们多次建议系里添聘新教师。但他们所希求的教师并非熟治古文的饱学鸿儒,而是与“ 注重在时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精神” 的理想课程设置相对应,指名道姓“ 提出了几个有名的文豪,要求学校聘请”。① “ 文豪” 在这里,显然是指当时国内著名的新文学作家。这一主张得到了系里的重视与回应,1932 年 3 月,《清华周刊》报道“ 至新教授之添聘亦已由刘先生开始四出物色,闻已与嚣声国内之文学家数位,商洽就绪,下学年即可到校任教云”。② 除了向系里建言,他们还直接以中国文学会名义“ 写信要杨振声先生回校”。③ 这一行为既颇显学生们对旧师杨振声的诚挚情意,又体现出他们对于有切身关系的教师聘任及中文系走向的关心,更从侧面证明他们对杨振声及其主导的革新的拥护。学生们的种种努力起到了作用,1931 年郑振铎和冰心来到清华中文系兼课。1932 年暑假后,闻一多也回到了母校,不过此时他的研究志趣正向古典学术转移。值得注意的是,1931 年 9 月 21 日《校刊》刊登的《注册部通告第四十二号》披露冰心授课内容为“ 报告语体文”。④  1932 年 1 月 18 日《校刊》发布冰心与学生谈话会启事,提到冰心授课班为“ 散文班”。⑤  这说明冰心在清华讲授的是新文学课程,内容为白话散文。这门课十分受学生欢迎,季羡林称自己和李长之等“ 都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谢冰心先生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先生板着面孔赶了出来”。⑥ 实际情况是,冰心的课“ 未经选习该课而旁听者居多”,远超原定班额,不得不由注册部发布通告,“ 除已选习之十五人及本系学生得谢先生允许旁听者外他系学生一律不许旁听”。⑦ 此外,上文提到的冰心与散文班同学谈话的启事是以“ 国文学会文书林庚” 的名义发布的。这说明,青年学生不仅积极敦促院系开设新文学课程、聘请新文学作家,还在课程开设以后以中国文学会名义参与教师具体授课过程,协助承担日常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新文学课程建设贡献力量。

除了推动新文学作家进入清华开设固定课程,中国文学会还积极邀请他们到会演说。该会成立当月便讨论“ 请名人讲演事。杨振声先生谓不久徐志摩回平,准即请其到校讲演”,随即又商讨“ 终南社拟会同本会请黄芦隐( 按———原文如此) 女士来校讲演事”。⑧ 次月,徐志摩来校演讲,谈到希望今日能“ 重新估计自己精神的价值”,“ 把本真的同外来的文化,普遍地把他混合起来,造成一个独特的人格”。⑨  庐隐的演讲则梳理了文学创作的动机及文学作品的要素与特性,认为文学对于社会使命重大,“ 文学家的态度第一要真实”。此后,中国文学会曾先后请熊佛西讲《写剧的艺术》,郑振铎讲《中国之新文学》,杨振声讲《今日中国文学所负之责任》等。1932 年,朱自清还曾以中国文学会名义两次邀请鲁迅到清华演讲,可惜鲁迅受与朱自清“ 冷峙” 关系等影响并未应允。此外,该会还通过定期举办读书讨论等方式,探讨“ 旧诗形式是否宜于表现现代思想” ①等问题,体现了“ 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 ②的研究取向。

今日我们谈及新文学学科在清华的发轫,事实上仍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朱自清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 及其讲义上。同期杨振声开设的“ 当代比较小说” 便因为存续时间短、尚未发现讲义留存而无法获得更多阐发。如果没有朱自清的《纲要》流传下来,新文学学科的起始点未必能被如此精准地锚定。但正如有学者在探讨北大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教育时所思:“ 谈论‘ 文学教育’,到底从何入手:是专业课程,还是校园文化?  是教员讲义,还是学生社团?” ③形式多样的演讲与讨论活动也当纳入研究视野,虽然它们并不白纸黑字载于中文系课程规划之中,却能够在开拓学生视野,丰厚他们的新文学素养,浓化新文学研究氛围等诸多方面与正式课程形成对话,进而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新文学教育生态。也只有将课堂讲授与课外活动交织对照,才能更加准确地勾勒出早期新文学教育的面貌。而无论是课堂还是课余的新文学教育实践,我们都可以发现,学生群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从未缺席,甚至有时走在朱自清等教师前面。

要对新文学学科在清华诞生情形进行历史化还原,重新考察这场教育革新的核心成果“ 中国新文学研究” 课程以及重读其讲义《纲要》仍然是必要的。课程负责人朱自清与杨振声一同推动了新文学的学院化,不过有学者指出朱自清在杨振声进入清华之前,“ 并没有将新文艺引进课堂作为主要工作来做,相关动作与言论也不是很多”。④  但其身处“ 满清科举出身的老先生们” 之中,也绝非随波逐流,毫无作为。笔者发现,在 1928 年 3 月 26 日《清华学校校刊》发布的最新修订的国文系课程中,第三年选修科目中有“ 古今歌谣” 一课,四学分。在第四年必修科目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体)” 赫然在列。此课同样为四学分,分为“( 一) 诗( 二) 戏剧( 三) 小说( 四) 文学批评” 四项,修习者只需“ 择一为必修,其他任选”。⑤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体)” 课程名称中带有“ 现代” 二字,还用括号形式明确标注为“ 新体”,足以说明这门课是以新文学为研究对象。有意思的是,这门课程并没有使用当时更通行的“ 新文学” 的叫法,而是采用了 1949 年以后更为流行的“ 现代文学”。考虑当时教师名录及各自专长,以及 1929 年朱自清开设“ 中国新文学研究” 的史实,这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体)” 的计划开设者也只有可能是朱自清。不过此时清华还没有改称大学,罗家伦、杨振声更未就任。我们无法假设如果杨振声没有职掌清华中文系,朱自清的这门新文学课程会否如约开设。但他在杨振声到来之前已凭一己之力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体)” 推入“ 古色古香” 的中文系课程体系之中,说明他对新文学学院化的思考与行动要早于我们熟知的 1928 年暑假后的那场革新。此前有观点认为“ 朱自清在清华开设‘ 中国新文学研究’ 课程,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背后的‘ 推手’,其实是文学院长杨振声。先有杨先生‘ 领导中国文学系走上一个新的方向’ 的决心,而后才有朱先生的新文学课程”。⑥由此形成一种看法即“ 朱自清开设新文学课程是在杨振声影响下的举措”。⑦ 实际上,朱自清将新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有其独立的、内在的思想来由:受新文化思潮与整理国故运动影响,他着力发掘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将目光聚焦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文学。⑧  他对此早有成熟的思考,所以当杨振声拜会他,两人才能一拍即合。这正是为什么杨振声在提到大学中文系里新旧、中外文学的接流问题时会强调“ 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一个”。① 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清华中文系建设新文学学科的场域中,杨振声和朱自清会师时都带着个人独特的“ 生性” 与思想。而非有些研究者所谓“ 清华中国文学系之改革实为杨振声一人主之”。②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破除的叙述壁垒,无论改革者如何富有魄力,新文学教育也必须要获得清华本系教师、学生的共同呵护浇灌,才能真正实现内生性发展而非外在植入。历史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朱自清的新文学课程开风气之先,“ 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口口相传,其他学校学生听说以后也都迫不及待想要引入这门课程。学生的热情推动了“ 中国新文学研究” 溢出清华,在北平大学间进一步扩散开设并增大影响。如北平师范大学学生闻讯后便恳请周作人向朱自清代求课程讲义。后来“ 燕京、师大两校也由于同学们的要求,请他兼课”。③  北平大学女子学院也请朱自清去讲授这门课。1931 年北大中文系课程表上首次出现“ 新文艺试作” 课程,也有学者认为“ 很可能还是受清华国文系的启示,方才下定决心做起来的”。④ 当年的师大学生张清常后来回忆朱自清讲授这门课的盛况时曾说:他这个课安排在星期六的下午。这个时间上课,在当时的“ 大学堂” 里是很稀奇的。平时就常有人缺课,何况在星期六下午! ……何况这课是选修,更是听凭自便。出人意料的是选课听讲的特别多,只好安排在礼堂上课。一个学年从头到尾都是座无虚席,这个号召力可真大! 这是国文系一个系的选修课呀。⑤

事实上,这门课程不光内容新颖时尚,受到学生欢迎,授课方式也很有特色。吴组缃回忆,朱自清总是提前数周布置教学计划,请学生们撰写读书心得上交。上课时,也总要先援引读书心得中的观点。⑥ 尤其是当学生的心得中有什么精彩的见解,朱自清总会向学生表示:“ 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 ⑦而目前留存下来的《纲要》油印本“‘ 剪贴补正’ 之处颇多”,说明朱自清“ 在讲授过程中随时有所补充”。⑧  这显示出“ 中国新文学研究” 课堂教学相长的特点。有一次学生“ 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结果朱自清面红耳赤,以“ 很不重要” 搪塞。学生不肯罢休,朱自清只好严肃地表示自己写的“ 都是些个人的情绪” “ 无愁之愁”。⑨  这固然由于朱自清的谦虚,但学生们的质问无疑反映出课堂氛围的平等活跃,说明他们在课程研究对象问题上拥有发言权。而授课教师朱自清杜绝灌输,要求学生独立思索,并及时吸纳他们的成果来不断完善丰富讲义,更使 “ 中国新文学研究” 这门课程及其讲义在建构之初便同时融汇了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力量。在《纲要》今天所呈现的面目中,二者的贡献自然有大小、主次之分,但如当年课堂上彼此启迪、思想碰撞的互动一样,是无法分割的。

在新文学教育的激发及师长研究工作的熏陶下,学生们也开始尝试着参与到早期的新文学批评与新文学史建构中。这一时期,中文系罕见地出现了一批以新文学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如“ 1931年余冠英论文题目为《新诗之研究》,金大本论文题目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创作小说目录》,赵奇论文题目为‘ 女作者’”。① 中国文学会刊物《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 后更名《文学月刊》) 则成为中文系学生发表其新文学研究成果的园地。赵奇的《现代中国的几个女作者》对庐隐、冰心、绿漪、凌淑华、沅君、丁玲六位女作家的创作进行了批评与比较,对她们创作特点的总结也都比较敏锐精到。比如认为冰心善于表现爱,文字“ 清丽而和谐”。对丁玲,作者认为她“ 把握到现代人心中的苦闷”,可以说抓住了她早期作品的神髓。同时又指出丁玲在《韦护》以后“ 表现的生活力” 是增强了,但“ 心理方面的描写” 却还不如此前《莎菲女士的日记》,颇具洞察力。② 余冠英也在该刊发表《新诗的前后两期》与《新诗的形式》两篇论文。在《新诗的形式》中,他提出历史上“ 中国的诗体都是从民间来的”,而新诗受西洋影响的“ 力量太大”,“ 假如没有西洋文学的影响,则代替旧诗词曲而兴的诗体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小曲一类的体裁”。主张一面接续“ 民间的歌曲” 的传统,一面“ 摹仿外国诗”,建立新形式的新诗。③  而不久前,朱自清在《中国文学会月刊》发表《论中国诗的出路》,同样提出在新诗发展历程中, “ 在外国影响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不妨“ 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创造“ 有些像歌谣,又有点像大鼓调,充满了中国的而且乡土的气息” 的诗歌。④  不难看出学生所受老师影响。而在《新诗的前后两期》中,余冠英又对朱自清以 1922 年为界将新诗分为前后两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主张以 1926 年《诗镌》 出版为界划分, 认为“ 前期的新诗大都受胡适之的影响, 后期则受《诗镌》 的影响”。⑤ 当然,整体而言,学生们对诞生不久的新文学的即时言说存在不成熟的一面,评论的成分大于研究,但是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毫无疑问,这属于新文学教育的成果,但同时也是青年学生投入智慧以积极共建的主体性姿态对早期新文学学科与学术的贡献。

同时,当我们将考察的时间限度进一步延伸又可发现,经过课堂讲授与互动,新文学转化为可以通过学院体制传承的知识,而一旦浸润了这些新文学知识的学生日后成长为教师,他们又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赓续、建设新文学学科的使命。众所周知的是王瑶,他的治学路径很大程度上承自乃师朱自清,1951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明显可以看出《纲要》的影响。还有吴组缃对新文学学术脉络的延展。1942 年经老舍介绍,他兼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为讲授“ 现代文艺” 等课程特意向朱自清借阅《纲要》。这一事实足可见出当年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 课程给吴组缃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学术印象,又体现了走上讲授新文学课堂的他对老师朱自清的新文学教育思想与学术研究范式的传承。1949 年以后,他又在清华、北大先后讲授“ 现代文学” “ 中国现代文学史” 等课程,与王瑶一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拓荒者。这些曾亲身参与早期新文学教育实践的学生对新文学学科及学术的贡献并未停留在那一历史现场,而表现为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学科建构与学术传承。

除了在接受新文学教育的基础上参与新文学学术生产,新文学课程的开设还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从事新文学创作的热情。《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除了刊发中文系学生的新文学研究成果,还发表了吴组缃、林庚等人创作的大量新文学作品。当然,“ 大学里的‘ 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⑥ 即便杨振声明确提出清华中文系要“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也并非意在推动中文系师生直接从事新文学创作,而仍是以研究的方式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朱自清也提到清华中文系并不抱直接培养作家的期许,“ 不敢希望他( 按———指清华中文系学生) 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一个作家”,但同时,朱自清又表示新文学课程可以给热爱创作的学生“ 打好基础,并启发他的才性”。① 面对学生们高涨的新文学创作热情,朱自清主持下的清华中文系甚至还破天荒允许林庚等人以自己创作的小说、诗集等新文学作品代替研究性学位论文,获取毕业资格及学位。无论是朱自清开放、包容的新文学教育理念以及开设新文学习作课程的尝试,还是林庚、吴组缃等青年学生以具体文学创作代替学术写作获取学位的历史事实,都体现了早期新文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方式等方面进行的可贵的创新性探索,并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创意写作的雏形。

由杨振声、朱自清主导的革新最大的贡献便是促使新文学学科的建立。不过随着杨振声离校, “ 当代比较小说” 停开。1933 年以后,朱自清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 也不再开设。有关“ 中国新文学研究” 停开原因,学者们从当时政治环境、清华中文系研究氛围以及新文学课程同传统学科规范的冲突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彼时,清华极力标榜学术化治校方针,除了“ 大学和学术界自身的要求”,更贯注了当局反对“ 左倾”、压制“ 革命” 的目的,“ 针对的便是在学生中影响极大的左翼思潮”。②  在政风的影响下,学风难免也摆出一副保守的面孔。杨振声离开,中文系教师中“ 新” 的力量其实是削弱了,而保守势力却有所抬头。新文学课程不光未能增设,反而逐渐退出清华课堂。杨振声打出的 “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办系宗旨,逐渐虚化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等到 1934 年朱自清撰写《中国文学系概况》,连这句口号也不见了。

而学生层面,面对系里的转向却并没有亦步亦趋。他们通过中国文学会继续开展新文学研讨活动。1933 年中国文学会设定上半年的讨论与演讲,由林庚主持“ 新诗与音乐” 讨论,吴组缃主持“ 大众文学问题” 讨论。③  大众文学、普罗文学成为他们争相关注的对象。  他们兴致勃勃地规划讨论“ 普罗文学问题”,编纂“ 普罗文学书报索引”。④  时代的发展促使着青年进步,他们与其师长在思想上渐渐产生了距离甚至走向某种对立。如当时中国文学会骨干吴组缃,思想进步活跃,因教师徐祖正将文学视为“ 闲人的闲事业” 便发文痛斥其“ 在青年学生间散发其麻醉毒”。⑤ 后来他又在《清华的文风》一文中猛烈批评清华文学创作中的“ 纤弱趣味”,主张文学要走向“ 十字街头”,“ 看一看时代,看一看我们民族的地位,看一看社会的内状”。⑥ 1934 年,《胡适文选》与梁启超的《常识文范》被选定为国文课参考书目,可以想象若在稍早几年此举定会赢得学生支持,但此时的青年对此已完全不买账了,反而认定“ 他们的文章,思想既落伍,在纯文艺的观点看来也无甚价值” 。毕竟“ 现在年青人是需要读鲁迅辛辣的小品文,茅盾洗练的长篇故事……你们难道说梁启超胡适的思想比鲁迅茅盾的进步么” 。⑦  这背后的思想根源,则是当时左翼思潮在北平大学生群体中的普遍流行。正如陶希圣所说, “ 青年思想之左倾,是无可讳言的”。⑧ 清华园内的许多青年学生,也在左翼思潮的引领下大步向 “ 左” 转了。

一方面,在保守的政治与学术环境里,新文学课程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学生群体中左翼思潮日益汹涌。在一些学生那里,他们所要求的其实已经不仅是朱自清讲授的新文学课程,而是更进步的学说。要求不能满足,他们便自行组织学习、研讨。更有甚者,干脆投身现实革命。  比如吴组缃就和胡乔木一同搞起了“ 地下革命活动” 。①  王瑶曾说过,“ 中国新文学研究” 课程停开是朱自清“ 无疑受到了压力” 。②  受此启发,我们可以将这门课停开时所承受的主要压力解读为双重的且来自两个相反的方向:保守者觉其太“ 新” ,进步学生却欲其更“ 新” 。而致其停开的,主要是前者。  需要注意的是,课程负责人朱自清内心其实并不排斥左翼文学。  1933 年朱自清曾同郑振铎、范文澜等人一同参加“ 左联北平支部为团结北平文艺界、扩大杂志影响而举行的” 《文学杂志》 社茶话会。③  茅盾的《子夜》刚出版,朱自清便在同吴组缃聊天时“ 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 。④ 不过无论朱自清内心想法如何,无论他在私下如何对《子夜》大加推崇,他公开讲授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 课程还是迫于外部环境压力停开。  而以吴组缃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却一以贯之,对新文学尤其是普罗文学研究依旧保持着热切的态度,并紧随时代的潮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 20 世纪 30 年代投身救亡图存的现实斗争之中。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颇有体会地说过,“ 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⑤  1928 年杨振声就任中文系主任推动新文学教育改革时,不仅获得学生拥护,还同时兼任着文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人沟通了从学校到学院再到学系的决策通道。尤其是教务长的身份,意味着他的决定能够获得校( 长) 方的支持。也正是在希望实现中国学术独立的校( 长) 方,以杨振声、朱自清为代表的看重新文学学术价值并致力其学院化的教授方,以及热爱新文学的学生方形成的合力之下,新文学学科才得以在清华顺利降生。而在新文学课程停开前后的历史场域内,校( 长) 方、教授方、学生方之间甚至教授群体内部围绕政治倾向、学术取向等方面的分歧均已十分明显,三方合力催生的新文学课程失去原有支持,自然也难免暂时步入低谷。

通过考察清华新文学课程从创设到停开的历程,我们发现,相较另外两方,只有学生群体始终是新文学教育最坚定的拥护者可以说,学生力量的参与构成了早期新文学教育生成、创新最广泛的基础,是推动新文学学科诞生、发展的历史合力之一,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身影、声音却长期在历史叙述中被“ 遮蔽” 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否认,1928 年暑假后清华中文系的变革确实是在教师杨振声、朱自清的筹划下发起的,他们是真正的主导者,学生是在他们的领导与号召下参与到新文学学院化的过程中。  杨振声、朱自清作为新文学学科诞生的谋划者,需要且也有更多的机会对自己的教育理念进行充分言说,而学生以群体身份参与到历史变革之中,缺乏中心人物,难以形成独立、全面、系统的主张。  他们所能留存下来的历史现场的言说和行动的史料不光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且也更为琐碎零落。  又因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缺乏搜寻整理,使用起来更为困难,又构成现实的客观条件限制。而重新发掘被“ 遮蔽” 的学生,发现他们在早期新文学学院化过程中的贡献,既有助于将新文学教育生成这一历史性事件进一步语境化,补正新文学学科史的相关论述;同时也可为今天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大学文学教育的生命力提供一种可能的资源汲取路径。  在面向过去的同时面向未来,这也应当是近些年学界不断呼吁的“ 重写” “ 重返” 学术实践所应包含的双重意蕴。

⑦  王翠艳:《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滥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 10 期。

⑧  李浴洋:《“ 新文学” 与“ 新国学” 的互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 年第 11 期。

①   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见李宗刚、谢慧聪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第 396 页。

②  季剑青:《本土传统与现代诉求:1930 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活动》,《教育学报》2006 年第 5 期。

③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谈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 第 8 卷,第

127 页。

④   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 上)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⑤  张清常:《怀念佩弦老师》,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76 页。

⑥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8 页。

⑦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见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第 225 页。

⑧  赵园:《整理工作说明》,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8 卷,第 124 页。

⑨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见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第 226 页。

①  季剑青:《本土传统与现代诉求:1930 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活动》,《教育学报》2006 年第 5 期。

②  赵奇:《现代中国的几个女作者》,《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1931 年第 1 卷第 4 期。

③  余冠英:《新诗的形式》,《文学月刊》1932 年第 2 卷第 3 期。

④  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1931 年第 1 卷第 4 期。

⑤  余冠英:《新诗的前后两期》,《文学月刊》1932 年第 2 卷第 3 期。

⑥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 29 页。

①  季羡林:《悼组缃》,《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

②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8 卷,第 127 页。

③   姜健、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年,第 113—114 页。

④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见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第 227 页。

⑤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 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