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的字，乍一看去似乎与“美”无缘，甚至让人怀疑是否该归入“丑书”之列。然而，随着岁月流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份“丑”，发现了背后隐藏的非凡魅力。
这就好比那些初尝不惯的粗粮，细细品味之后，才知其营养价值丰富，别有一番风味。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纸本，行书，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这个人就是杨维桢，一个在元代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在那个以赵子昂为代表的秀美书风主导的时代，杨维桢却以一己之力，用他那看似“丑陋”的书法，硬生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艺术符号。
他的作品如同一股清流，与赵子昂的温婉细腻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元代乃至后世的书坛增添了色彩。这种艺术上的对峙，非但没有削弱彼此的价值，反而共同拓宽了书法艺术的表达边界。
究竟是什么让杨维桢能够在众多书法家中脱颖而出，成就了他那“丑而不俗”的书法呢？答案或许就藏在他的生平经历与性格特质之中。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家中藏书万卷，少年时代的苦读与颖悟，使他在诗文上早早展露头角，被誉为一代诗坛领袖。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古乐府诗，自成一派，被后人尊称为“铁崖体”。
不仅如此，他还精通音律，善于吹奏铁笛，“铁笛道人”之名由此而来。这些丰富的文化积淀与艺术修养，为他的书法创作打下了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杨维桢对待朋友真诚热情，对待权贵则傲骨铮铮，从不求媚于世。这种率真与倔强，反映在他的书法上，就是那种奇崛峭拔、狷狂不羁。
他的字仿佛是他个性的直接表达，既不受传统束缚，也不迎合时下潮流，真正做到了“字如其人”。
在他笔下，章草、隶书、行书等不同书体的精髓被巧妙融合，看似杂乱无章，实则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充满了强烈的抒情意味。
他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认为书法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简单的技艺展示。因此，他的“丑书”实则是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性格的审美体验。
理解杨维桢的书法，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美学框架，用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欣赏。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位性情独特之人定义为“怪人”一样，我们也不应轻易给杨维桢的书法贴上“丑书”的标签。
在那些看似不羁的线条中，蕴含着他对生命的独特感悟，这是一种超越形式美的高级审美追求。只有当我们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才能体会到那份“字中有我，我中有字”的书法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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