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79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亦曾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本文来自2022年访谈。
浪漫的哲学家们有一种幻想，以为历史的早期，个人是自由的，而历史进化的过程则剥夺了个人原初的自由。卢梭就曾经说过，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的，是社会把他变成奴隶。实际上，原始人是任凭强者摆布的，这些强壮的家伙会抢夺他可怜的赖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根本就免谈。自由的概念向来所指的乃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上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个人绝对地独立于世，根本就是虚幻的概念。生活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得指望他人为他提供福利，反过来，他也必须为他人提供福利。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互相交换服务。假如个人有机会进行选择，那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他处于暴力或暴力胁迫下而只能屈从于某一个交换条件，不管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都失去了自由。这种奴役状态绝对是一种不自由，因为，这是主人给他指派任务，并决定在他完成任务后，只能接受什么回报。 说到镇压与强迫的社会组织即政府，跟自由根本就沾不上边。政府从本质上是对自由的否定。为了使所有人都遵守政府的命令，它必然依靠暴力或暴力胁迫，它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的命令呢。一旦政府的权限扩张，那就只有强迫威压，而没有自由了。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制度，是确保社会协作体系平稳运转、免受境内外歹徒暴力行为破坏的手段。政府并非如某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种必要的恶。它不是什么恶，只是一个工具，惟有它能使爱好和平的人们得以共存。但它仍是自由的对立面。它在殴打人，在监禁人，在吊死人。政府不管干什么，最终都得靠全副武装的军警撑腰。如果政府想建立学校或医院，它就要征税，就要强迫公民们来买单。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一事实，即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暴力行为的控制，自然的人既不会有文明，也不会有和平，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府称之为最有益的人间组织机构。不过，事实却是，政府仍意味着限制而非自由。自由只存在于政府没有干预到的范围内。自由向来就是免于政府之干预，它是对政府干预的一种约束。自由只有在公民有机会选择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的地方才能发育成长。公民权利的意思就是，把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限制个人自由行动的范围限定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之内。 人们组建政府的终极目的乃在于，使按劳动分工原则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合作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如果人们所欲求的是社会制度，是全权计划社会，那就没有自由的容身之所。全体公民在方方面面都得屈从于政府的命令。这样的国家是全能国家，政权则是极权主义的。只有政府能制定计划，并强迫所有人按这唯一的计划行动。在市场经济下，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欲整合进社会协作框架的方式和途径。一旦市场交换的范围扩展，各个部分的人就可以自发行动做出反应。这一制度下的这种状态就被称之为“自由放任”，费迪南·拉萨尔称之为“守夜人国家”，这里才有自由，因为个人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目的制定自己的计划。 左翼人士必须承认，在全权计划制度下不可能有自由。然而，他们不承认市场上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中有什么自由，企图以此抹杀奴役性国家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区别。用全权计划制度的辩护士的话说，每一次市场交换，“都是对他人自由的一种强制”。在他们看来，人们交税与向地方官员交纳罚款之间，自己买份报纸与获准看一场电影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这里的每种情况都一样是人们屈从于支配性权力。他没有自由，因为黑尔教授曾说过，某人的自由是，“不受妨碍地运用他的物质资料”，意思就是：一位妇女织了一件羊毛衫，可能送给他丈夫作了生日礼物，这样等于就妨碍了我使用它，因此，我就是不自由的。我反对别人使用我的牙刷，所以，我就在限制别人的自由。按照这种教条，我这么做的时候，等于是在行使私人的支配权，一种跟公共政府权力类似的权力，一种跟政府把某人投入监狱类似的权力。 对如此令人惊异的教条的那些解释，最后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自由。他们断言，他们所谓的经济压力，跟奴隶主施加给奴隶的压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拒斥他们所谓的私人支配权，却并不拒斥政府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他们倒要把他们所谓的限制自由之权力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他们攻击私人财产权制度，以及他们所说的“用来强化财产权、否定他人按自己的方式侵犯这种权利”的法律。 在自由的国度里，那些能比别人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的人，发起财来，挡都挡不住。他所需要的只是好点子和勤奋工作。英国一大串杰出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坎南说过，“现代文明，或者说差不多一切文明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那些讨市场喜欢的人自己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而那些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就什么也没有。”在这里，谈论什么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没有任何意义。公司越大，它所服务的人就越多，它能做大，靠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越多，企业规模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掌握在消费者手中。 资本主义企业的每一种产品和生产方式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得不断地创新，每天都得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新、更好、更廉价的产品。任何生产活动的格局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总是有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产品涌现出来，排挤掉现有的产品和生产方式，这是大趋势。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上层是不断流动的。有些人之所以能爬到企业权力顶端，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提出新点子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才干。但是，企业的大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旦它不能适时调整自己，经常进行创新，以寻求满足消费者的最新最好的方法，它也一样搞不下去。而政治家和自命不凡的改革者却只看到了企业静态的结构。他们自认为很聪明，可以从商人手里夺取工厂的控制权，并可以按照已有的套路管理这些企业。那些将成为未来企业大亨的雄心勃勃的暴发户，正在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业准备计划，然而他们所能想出的，只能是重蹈覆辙而已。还没听说有哪个官僚机构搞出了产业革新并将其付诸实施的。如果你不想陷人停滞，就得让那些现在根本就不知名的人物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人类向前，使我们的环境越来越让人满意。而这正是国家的经济组织力所不能及的。 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并不会限制任何人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自由，相反，它令普通人处于购买者的位置，从而赋予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能刺激一个国家中最有进取精神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所有人服务。总之，西方社会哲学的最具特色的原则就是个人主义。它旨在创造一个空间，个人可在其中自由地思想、选择和行动，不受强制和压迫性的社会组织的拘束。西方文明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成就，都是自由观念的产物。 这种观念与个人主义的政策及其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即资本主义，毋须任何辩护式宣传，已取得的成就会说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