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旅战斗故事】战力剧社排演文安堤垄四十八村打响抗日第一枪

民生   2024-11-08 20:11   河北  

战力剧社记事

      战力剧社是一九三九年独一旅成立时命名的,一九四六年初奉师政治部指示改为战力宣传队,它的前身是冀中军区独立四支队的群声剧团。从一九三八年三月群声剧团在任邱县鄚州成立起,就在部队政治机关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红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以及左翼文艺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文艺工作始终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胜利,作为它自己的根本任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剧社随部队转战冀中、晋察冀、晋西北、陕甘宁、绥包,参加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中,剧社同志为部队和群众进行了数千次的演出活动。在演出活动上,力求短小精悍,形式多样,既有讲演、歌咏、化装宣传、街头剧、相声、双簧、大鼓书、数来宝、传统京戏等,又自己动手编歌曲、新编京戏、儿童剧、活报剧、话剧、歌舞剧、秧歌剧等,演出了“五四”以来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著名戏剧《李秀成之死》、《八百壮士》、《白毛女》、《血泪仇》、《周子山》……等。在长期的演出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战力剧社本身的特点和艺术风格。

      在“在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的召唤下,剧团经常参加动员担架、看护运送伤员、押送俘虏、写标语、散传单,这些都是剧社(宣传队)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剧社和部队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经常派人到连队去做文艺宣传辅导,教唱歌,培训文艺骨干,采访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体验生活等。遇到有战斗任务,剧团同志就和战士一起参加战斗,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先后参加剧社(宣传队)的同志近二百人,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上级给予的各个时期的任务。

一、战力剧社在抗日高潮中成立,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独立四支队的创建,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九三八年年初部队建立了政治部,宣传科下属一个宣传队,不久改称群声剧团,队长王振武,骨干有田金树(田伟)、刘莲池、牛书新、霍炳岭等。宣传队成立后唱的第一文歌就是救亡进行曲,是支队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从保(定)属省委开会回来教唱的,再由宣传队分头教唱。部队驻地周围很快传遍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当时,宣传队的任务很明确,宣传党的全民抗战主张,搞“四大动员”,即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群声剧团的成员都是“四大动员”来的,很多同志在家吃饭,自带乐器,自筹化装品、服装道具,家境好些的从家中要钱供剧团使用。当时剧团同志工作热情高涨,演出形式多样,双簧、相声、莲花落、太平歌词、街头剧等。有的同志还模仿天津“卖布头”、“卖梨膏糖”的曲调即兴用新词演唱,如:“日本鬼子吃了我的梨膏糖,脑袋必然撞在我的枪口上……大嫂子吃了我的梨膏糖,送郎参军打东洋……”。每场演出,反映强烈。由于部队严明的纪律和剧团的演出,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军头是个正牌”(指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打日本的),参军的,献枪的,捐款的,络绎不绝,剧团受到极大鼓舞。每个成员对工作分配从不计较,如演员刘莲池曾调到回民大队任过教导员,冀中军区决定将该大队合编到回民支队后,他回到剧社仍然扮演他的“八格牙路”(日本鬼子)。

      为了联合霸县胜芳保卫团共同抗日,剧团随部队负责同志高士一、杨琪良到了胜芳,除了给保卫团和群众演出外,并多次参加了由领导主持的和当地中、小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和联欢会,经宣传动员,先后有不少人参军,仅参加剧团的就有张力荪、胡克竞(胡零),张宝刚、刘永汉、袁广和、张兰波(张铮)等,这些同志后来都是剧团的骨干。一九三八年中秋节,在雄县史各庄开纪念大会,演出了平(京)戏,由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科长杨子祥、剧团团长王振武分别扮演重要角色,盛况空前,这是群众在“七七”事变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的大戏。

      经过战斗生活的锻炼,剧团和部队一样,发展很快,艺术活动质量有很大提高,特别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平(京)剧形式,编写的抗战戏,当时被文艺评论家称之为“旧瓶子装新酒”,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如《张家店》一京剧,取材于冀中区远近闻名的娘娘宫战斗,故事梗概是:日本鬼子闯入张家店村,奸淫烧杀抢掠,张老头(牛书新饰)、张大婶(袁广和饰)及全村男女老少奋起杀敌,几十个村庄群起响应(号称四十八村),一百多鬼子无一漏网,这个剧久演不衰。一九三九年四月,正在召开庆祝独一旅成立大会时,日寇吉田大队来犯,全旅战士奋起杀敌,在齐会战斗中,剧社的同志除了动员担架、看护运送伤兵、到战壕里给战士们送慰劳品,进行宣传鼓动外,还做了一次奇特的宣传,把鬼子的尸体、徽章符号、护身符、照片、奖章等,分头用马车拉着到各村游行示众,观看者甚多,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一九三九年夏,部队奉命过平汉路到晋察冀行唐地区休整,从一二〇师师部战斗剧社调来徐一鸣同志任社长,田伟从抗大学习回来任指导员,王振武任戏剧组长,白宝善、杨国稳(杨采)任儿童歌舞组长。学习排练很紧张,剧社经常派人到部队帮助布置救亡室(亦称列宁室)并做文娱辅导工作。新排节自有儿童剧《反正》,活报剧《誓死保卫全中国》等等。九月,在陈庄战斗中,剧社沿途设鼓动棚,当时部队对剧社的同志都很熟悉,每个人的真名实姓他们都知道,给一些同志起了很多亲昵的绰号,如把儿童组年仅十二、三岁的四个最小的同志叫“四大金刚”,把演员牛书新叫“张老头”,把袁广和叫“张大婶”,把刘莲池叫“土匪司令”等等。在行军中,部队见到剧社的同志就呼喊起来:“张老头来一个”,“四大金刚唱一个”,呼喊声中点到谁的名,谁就表演节目并高呼口号,部队也跟着高呼,情绪热烈。四〇年元旦,剧社更加忙碌,踩着河北大秧歌到各单位去拜年,王振武男扮女装,耳朵上挂着两个大辣椒,在路上见到战士和老乡,也冲着他们扭一番,所到之处一片欢笑声。

二、信心百倍,以苦为乐,在艰苦奋斗中成长。

      晋西北本来就比较贫瘠,加上军阀阎锡山多年的搜刮,老百姓吃的是稀溜溜的照影饭,日本鬼子一年到头频繁进行“扫荡”,后来又搞“三光政策”、“蚕食政策”,部队生活极端困难,缺吃少穿无药,营养极度缺乏,剧社有很多同志患了浮肿和夜盲症。演员郝集成肿得最厉害,眼睛成了一条缝,唱歌时大家偏偏推举他出来打拍子(指挥),夜盲症数张宝刚同志害得最严重,在夜间行军的时候,他和领着他的刘永汉同志很乐观地讲:“要演瞎子算卦,这个角儿肯定是我的。”当时穿的也极困难,夏天一套土布军装,很快就破了,把膝下打绑腿的那一段裤腿撕下来补肩和背,洗衣服时往往找个僻静的河沟,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才能穿上回来。冬天一身羊毛絮的棉衣光身穿,人人都生虱子。很多人生疥疮,根本没有药物治疗,常常聚集在一间小房子里用柴草烤,呛得睁不开眼,咳嗽不止,患处先是痒得钻心,然后就是疼痛难忍,王振武是个很幽默的同志,苦中有乐地说:“真舒服啊,给个县长也不换!”

      由于生活极端艰苦和缺少医药,张宝刚、何通江、田文元、董富等同志先后病故。张宝刚同志才华横溢,能编能演能唱能画,幽默风趣,从部队首长到连队战士都知道他,去世前两天还在带病排练,病故后王尚荣副旅长连连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何通江死时才十四岁,因为他在贺龙师长面前讲过一次“怪话”,部队因此洗过一次澡。事情是这样引起的:一九四〇年夏,一二〇师在兴县举行体育比赛和文艺会演大会,一天队组织了专业学习,大家刻苦认真,正象当时自编的 顺口溜说的:“戏剧队成天装疯卖傻,文美队又写又画,音乐队喊爹叫妈,平剧队折跟头‘起霸’。”还组织了语文、数学等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罗霍如指导员还辅导一些同志学习英语。在绥德大生产运动中,剧社的同志们主要是纺棉花,半天工作半天生产,一周每人可纺二、三斤线,张战英、郝集成等同志能纺出可供缝纫机用的特等线,生产任务以小米计算。剧社参加了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整顿“三风”等文件,明确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及小资产阶级感情转变的重要性,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剧社同志多次看了延安鲁艺工作团的演出,并请他们上课,传授经验,对剧社的创作演出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期间创作演出的节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好的时期,主要作品有:《打石门墕》、《劳动英雄冯振僧》、《在平原上》、《民兵偷枪》、《秋收》、《组织起来》、《纺线》,歌曲有《贺龙投弹手》、《刺杀歌》、《怀念大清河》、《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等;平(京)剧有《史可法守扬州》、《秦始皇》,还上演了《逼上梁山》、《四进士》、《审头刺汤》;河北梆子有《辕门斩子》等,在实践中形成了战力剧社的特点和艺术风格。创作和演出的节目,都是取材于现实斗争、又服务于现实斗争的作品,作品中所反映的大部分是真人真事,有模特儿,为部队熟悉,感到亲切,因而也易收到教育效果。部队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本身就是典型,就有教育意义,一经编演即收到很好效果。如《打石门墕》这一出当时被观众和行家普遍称赞的好戏,仅在绥德的中山大礼堂就演出数十场,把直接的战斗场面做为重场戏搬到舞台上,这是个发展。“美军观察组”还拍摄了纪录片。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演出此戏时,仍然反映强烈。冯振僧是部队的第一位工厂劳动英雄。在延安的劳模大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他题词。剧社编写了《劳动英雄冯振僧》的剧本,副社长胡零等几位同志在冯振僧所在单位写完初稿,经冯振僧及有关同志座谈修改“认可”后,才带回剧社进入排练的。演出后对推动部队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战力剧社将各种表演手段融会贯通,别具一格。剧社(宣传队)从成立的时候起,综合性很强,有京剧、话剧、歌剧、歌舞、说唱……等,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如李增禄同志是个很有才华的话剧演员,在京剧中也常演一些角色,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在他主演的话剧《李秀成之死》中,运用了很多京剧的表演手法,丰富了话剧演历史题材人物的表演手段。京剧队余清波同志是专攻武丑的,颇有功夫,在歌剧《民兵偷枪》中演一个民兵,他运用了空中翻扛子(在布景枝叶茂盛的大树掩盖下)等惊险动作,表现了民兵的机智勇敢。有些演员演京剧是主角,演话剧也是主角,如牛书新(文、武小生)演的日本鬼子、刘永汉(京剧花脸)演的八路军基层干部,刘莲池(话剧演员)演的“三花脸”,都很有特色。在导演中,写实的、象征的、戏曲的、话剧的等手法往往用于一个节目中而和谐统一,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由于部队群众性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好,剧社(宣传队)人员虽几经大的变动,但创作演出活动从未间断过。二团政治处经常集中一些文娱骨干,经过短期的排练,就有两、三台晚会节目给部队演出。七一四团编演了《真假李板头》等讴歌练兵模范的好节目。各级都有很多文娱骨干,二团有一位赵参谋,战士们称赞他:“有眼会吹,有弦会拉”。这样,剧社的专业活动就有了保障。一九四六年初,奉一二〇师政治部指示,战力剧社与师的战斗剧社合并,旅成立宣传队,原战力剧社全友、梁良二人任正、副队长,全队仅十余人,政治部抽调了一些业余骨干帮助,在很短时间内,便排练了大型歌剧《周子山》、《二流子变英雄》等,并恢复了战力剧社的一些保留节目,经常到部队巡回演出。一九四七年,为加强战力宣传队,从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队调来程秀山、李圭、华恩等同志,程秀山、梁良任正、副队长,李圭、全友任正、副指导员,华恩任教员。在这个时期大量的工作是唱英雄唱胜利。部队在西北战场连连打胜仗,英雄模范多。随采集随编随演唱,如战斗英雄周黑子、孟万生、田丰亮等人的事迹都及时演唱过;劳山抗击、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凌霄塔、沙家店、瓦子街等战斗中,都及时编写了各种形式的演唱节目为部队演出。此时期还演出了《白毛女》(与战火宣传队联合)、《血泪仇》、《上战场》、《牛永贵负伤》、《报阶级仇》等。事隔一年,一军调宣传队成立军文工团,战力宣传队又换了一荏新人,由梁良、杜子任正、副队长,杨采、聂福祥任正、副指导员,又从部队抽调了一些文娱骨干,继续上演了一些保留剧目,并创作演出了大型活报《蒋(介石)李(宗仁)双簧》、秧歌剧《回汉一家人》等。由于领导对业余和专业、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解决得好,宣传队没有因为人员的大变动而带来工作上的大起大落,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工作活力,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发展。

      由于剧团同志重视深入生活,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因而创作演出的节目亲切逼真,有浓郁的部队生活气息和“火药味”。剧社(宣传队)先后有许多同志直接参加过战斗,宣传员李俊在一次解放大西北的追击战中缴获过一挺重机枪。邵耀先同志在瓦子街元宝山战斗中和战士一起冲锋时牺牲,芦融同志为了采访战斗事迹牺牲在蟠龙战斗中。在西府战役中宣传队和旅警卫连与马步芳骑兵遭遇,宣传队组织过抗击突围。战斗生活锻炼了宣传队,孕育了创作激情和培育了艺术风格。

一九五四年,上级确定撤消师宣传队的建制。战力剧社(宣传队)十几年来出色的完成了各个时期的任务,培养了不少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先后在战力剧社(宣传队)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当了电影制片厂厂长、剧院院长、文化厅、局长,部队的军、师级干部。

近五十年过去了,当时参加剧社工作时年龄最小的也已年逾花甲,在剧社(宣传队)各个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些同志王振武、罗霍如、徐一鸣、胡零、田伟等同志已经去世,回顾剧社的战斗历程,有助于我们提高贯彻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自觉性,激励我们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而奋勇前进。

在革命战争年代光荣牺牲的文艺战士们永垂不朽!

以上资料由廊坊高乐民先生提供,陈雷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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