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至22日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来自198个国家的代表将共同商讨资金承诺、减排目标、全球碳市场等气候变化中的核心议题。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3日，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在巴库专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
《与世界对话》：您认为COP29的成功标志将会是什么？如果本届大会能够达成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或共识，您最希望看到的成果是什么？
索尔海姆：我认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会是达成关于碳市场的协议。虽然对于公众来说碳市场看似技术性很强，但它非常重要，因为碳市场可以为红树林和森林的修复、植被恢复、自然农业等提供资金支持。通过碳市场，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并且可以对信息技术产业、航空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的力量加以利用。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就是达成碳市场的协议。
《与世界对话》：您如何看待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平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索尔海姆：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常谈的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必须依赖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这就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的发展模式。然而，进入21世纪，太阳能变得廉价，甚至风能也比化石燃料更便宜。因此，转向绿色发展不仅能节省成本，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现在在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也减少了大城市的污染。这表明中国在这个市场中拥有巨大的机遇。
《与世界对话》：在支持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您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立场有何不同？
索尔海姆：中国的主要贡献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投资计划，并且越来越注重绿色环保。这项计划在非洲修建了铁路走廊(rail corridor)；在印尼，雅万高铁也已建成，未来有望能延伸到泗水；此外，还在老挝的万象到中国的昆明之间修建铁路，在全球范围内还建有大量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设施。“一带一路”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欧洲和美国则需要停止空谈，多采取行动。不幸的是，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能会减少。这些市场将更多地被中国主导，但这并不是中国的错，而是由于美国在非洲的投入减少，导致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与世界对话》：在过去，发达国家依靠先手优势完成了产业升级，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分担气候与环境治理的责任与义务。但如今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绿色转型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例如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发展、吸引绿色投资，此时发达国家改变态度想主导全世界的绿色转型，尤其是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进行压制。您如何评价这种行为？这是否会给全球绿色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索尔海姆：早期欧洲曾表示中国的绿色技术不如欧洲先进，因此需要征收关税，以确保中国企业不会破坏欧洲的绿色发展。然而，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如今，欧洲和美国表示中国的技术非常先进，尤其是在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领域，其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因此担心中国将主导市场。这种保护主义的态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欧洲和美国需要采取新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绿色竞争对世界有益，它会带来更多的绿色产品，而保护主义则会对世界有害。在过去200年中，西方在全球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是西方主导了市场。现在，中国在绿色领域具备了类似的主导能力。那么，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请加入竞争，而不是抱怨。
《与世界对话》：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似乎让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极有可能再一次退出巴黎协定甚至其他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合作。这将给全球气候合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索尔海姆：前景目前尚不确定，但事实是，美国是对气候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的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到今天为止，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八倍，是印度的二十五倍，这个差距在非洲国家更大。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对气候问题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
然而，好消息是，其他国家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挑战。中国、印度、欧洲都不会因为美国退出而停止气候行动，因为这些国家并不是为了美国而行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美国，许多企业也明白，如果不生产绿色产品，就会失去市场份额，例如，如果美国无法制造电动车，那么其他国家会填补这一市场。像加利福尼亚、纽约这样的州肯定会继续推进气候政策，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经济体甚至在全球也名列前茅。因此，尽管特朗普将要退出《巴黎协定》会是一个挫折，全球的气候工作会更加艰难，但中国、印度、欧洲将继续提供领导力，同时美国的一些州、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会提供支持。
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时任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表示不会逃避减排责任，并访问中国 ，寻求在清洁能源技术、碳交易市场机制等方面与中方加强合作。图源：法新社
《与世界对话》：欧盟是否也会效仿美国，将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放在待办事项的末尾？
索尔海姆：我完全不认同这一观点。欧洲各国的政治家都致力于气候议程，并会继续推进。虽然可能会有少数人试图效仿美国，但欧洲明确地致力于继续推进行动。而且，欧洲已经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就在两周前，西班牙发生了巨大的洪灾，导致200多人死亡，这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欧洲民众深刻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此外，欧洲企业也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创造就业和繁荣的巨大机遇。
《与世界对话》：在缺少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在达成新的气候目标和协定时面临哪些主要挑战？中国是否有能力填补美国退出气候合作后留下的真空？
索尔海姆：中国需要挺身而出，提供更多全球领导力。你可以看到在巴库的中国展馆是最引人注目的展馆之一，去年在迪拜也是如此。当然，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长久的全球领导力的传统。美国在过去100年中一直是全球的主导力量，引领大多数议题，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但是现在，我们将依赖中国，欧洲也会提供领导力。在美国的领导力缺位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必须承担领导责任。
特朗普也许会被视为“和平候选人”，他可能会结束俄乌战争，不再让美国卷入全球各地的冲突，这一点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欢迎。如果特朗普更多地专注于美国国内事务，并促成乌克兰等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这可能对气候斗争也有积极影响，使气候议题重新回到全球政治的核心位置。
《与世界对话》：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要实现《巴黎协定》1.5°C的目标，各国需到2030年将年排放量减少42%，到2035年减少57%。在您看来，这一目标对各国的NDC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各国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以达成这些目标？
索尔海姆：最重要的手段仍然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像中国、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如果能制定合适的政策，就能快速推动减排进展。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行政审批的效率。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就无法建设太阳能发电场或风电场等清洁能源设施。整个流程必须高效、快速，不能拖延多年。我曾与丹麦一家风电公司沃旭能源（Orsted）的代表交流，他们告诉我，获取风电场的许可证所花的时间比实际建设风电场所需的时间更长。所以，制定正确的政策是所有希望真正受益于绿色革命的国家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如果某个国家做得好，其他国家应该借鉴。所有试图征收关税、减少国际合作的单边行为都是失败的策略。
《与世界对话》：您在联合国和挪威政府有着丰富的履历，在气候外交方面有非常宝贵的经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为全世界的提供了大量优质产品，但中国和西方在绿色转型的领域仍然存在一定分歧，例如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施加关税的问题，以及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施加关税问题，您如何看待绿色转型与大国竞争之间的冲突？中欧双方达成共识的关键是什么呢？
索尔海姆：我认为最基本的，是理解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明白，如果我们想解决气候变化、环境破坏、贫困、教育普及、疫情以及乌克兰、中东、苏丹等地的战争等重大问题，就需要合作。如果彼此冲突、相互攻击，人类必将失败。这个基本概念对于创造一个更和谐的世界至关重要。当然，对其他国家征收额外关税并不符合合作的理念，这会让绿色转型进展变慢，因为绿色产品会更昂贵，从而减缓绿色转型的进程。
我真心希望中欧可以坐下来找到避免这些关税的方式。其中一个办法是让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从而为欧洲的绿色转型带来就业机会，并通过这种投资向欧洲传递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电动车电池等方面的技术。事实上，这也是宝马与中国企业宁德时代的合作方式。宝马作为一个非常严格的客户，促使宁德时代收获了技术、商业实践等宝贵经验，而现在宁德时代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公司。通过互利合作，技术才能得到转移和发展。
《与世界对话》：您如何看待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未来有哪些合作领域值得期待？中欧美三方有哪些重点关切？
文章来源于凤凰网《与世界对话》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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