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刘科：我们不能再继续以GDP论英雄

问：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很大部分由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但现在房地产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您如何看待我们的房地产问题？未来中国的经济支柱可能会是什么？

刘科：房地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中国不可能再像前几十年靠钢筋水泥来拉动经济了。但凡造楼就要钢筋水泥，钢筋水泥从哪里来的？靠煤。钢是铁矿石加煤，水泥是石灰石加煤。

耗了这么多煤，耗了这么多能源，排了那么多碳，造了一堆东西出来。GDP是上去了，下一代城市居民好像不少人都有几套房，但假如这个东西没有使用价值，那它是没用的。

在很多三四五线城市，很多空房子是没有亮灯的，大家折腾半天搞一堆空楼在这里，一到晚上黑压压一片。

中国的高楼数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美国或者欧洲，高楼并不多，只有当核心地区用地紧张的时候，就稍微造一点高楼。

比如说巴黎的摩天大楼并不多，就在郊区造一些（大部分是木质结构的）房子，N年之后不能用了就原地拆了再建一个，成本并不高。

但我们现在呢？城市里动辄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周围全是一片高楼森林。这些高楼是有生命周期的，迟早会有不能用的那天，到时候怎么办？这些楼拆了之后的钢筋水泥要往哪里堆？沿海城市还可以填海，那内陆城市怎么办？钢筋水泥是不能够生物降解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以前大家为了追求GDP建了那么多房子，发展了那么多行业，那是否提升了大家的幸福程度？前几年大家都说自己有几套几套房子，但现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有价无市，因为它不生产价值。

但是这个房地产的量确实很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很大，它突然停了下来，但经济还要发展，靠什么行业来取代房地产等大基建继续发展经济？像互联网金融、游戏、文旅这些也都可以做，只是它们的量有限。

中国现在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能源安全问题，一个是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能源绿色问题，既要保证有足够的能源，又要绿色化，能源的绿色转型就是一个万亿级的产业。

当然能源转型也包括汽车的转型，汽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大产业。

未来我们还要关注粮食安全，不能让老百姓吃不健康的东西，不能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我也一直在提倡要解决我们的绿色食品问题。

我个人认为，宁可把建房子的钱花到对人类最重要的地方去——阳光、空气、水，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能源转型。

我们要有蓝天、白云、青山、净水、绿地，就像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能源转型不仅涉及环境问题，还要解决对人类最重要的空气和水的问题。

当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洁了，喝的水更安全了，吃的食品更健康了，这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关心的日常问题，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说你拥有几套房子，那只是一个数字，那个数字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呢？

现在既然房地产不能像之前拉动经济了，但我们还要发展，那么国家提出的碳中和、绿色转型这些就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这一代年轻人不用太在乎一些事，比如虽然有些老板买了几十套房，过了多少年还是一堆混凝土垃圾。人的一生就几十年，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有一百套房又怎么样？

还是要尽量把有限的资源花在对百姓真正有好处的地方，我们有些过度投资产生的问题，今天又反过来花了多少钱治理？

30年前人们没用手机也活得好好的，今天时间一久就变成“鸦片”了。一味地追求快只能叫锦上添花，我们要多做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先把人类最基础的事情做好，然后再去追求那个“快”，不要本末倒置了。

现在人类好像在拼命地发展AI，电不够用了就拼命再建一堆火电厂，然后又来污染水和空气。AI的发展首先要基于人们有清洁的水和空气，有可持续的资源和绿色的食物。

AI发展到最后，归根结底是电的耗能问题，而电的耗能首先就要解决有足够的清洁能源供应。

不用为了追求快那几毫秒，而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房子也一样，你投资很多套那叫锦上添花，但我们更应该关注雪中送炭的事情。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问：当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刘科：人们总要反思，自己忙活半天是为了什么？

杰克·韦尔奇曾经说，所有的管理，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区域，还是企业和个人，所有的政策制定就只围绕两个关键词——measure（衡量）和reward（激励/奖罚）。

当你的衡量标准对了，你再拿这个标准去进行激励和惩罚。

前些年，我们一直拿GDP做衡量标准。某个市在它所在省的GDP最大，那市委书记就是这个省的省委常委。某个县在它所在市的GDP最大，那县委书记就是这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全中国都在拼GDP。

个人觉得，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这样做是对的，但到了如今很多产品都过剩的时候，如果继续拿之前的标准来衡量，就会造成更多的过剩。

我们现在都在说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强调的就是大家不要再按“量”来比了。GDP是一个量的概念，未来可能还要用“质”来衡量。

为什么房地产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因为按照我们衡量每个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的标准，最快的方式就是盖房子，用最快的时间把地价跑高、拉高GDP。

一个市委书记可能到这个城市啥也不干，先把地价翻3倍、房价翻1倍，突然GDP就好像翻了一倍，但其实啥也没干。假如全中国都这样来进行衡量，那必然会导致今天的状态——就是过剩。

接下来如果再按照房子和GDP来进行衡量是行不通的，我们都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随着AI时代的到来和自动化程序的发展，人类的生产能力会远远超过自身的消耗能力，所以今后生产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更有效地进行分配。

但在这个新阶段，如果衡量标准还按照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来，谁生产得多谁是英雄，谁GDP更高谁是英雄，那必然会导致所有产品都过剩。

当然这个过剩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以前我们的制造业是世界工厂，所有的产能是按照供给全世界的的量设计的。

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地方不进口我们的东西了，要加关税了，一旦国际大循环因国际政治的变化，不能像我们刚加入WTO那些年那么畅通的时候，就意味着会有很多过剩的产能。

产能过剩的时候，如果全国上下还用GDP来衡量，就会让产能过剩问题雪上加霜；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调整衡量标准（measure）和与时俱进。

中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后不能光靠“量”来衡量了，要根据“质”。至于这个质到底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个问题还需要大家来研究。

如何更好地推动创新？

问：我们该如何在体制机制、教育等方面更好地推动创新？

刘科：这个问题很复杂，总体来说，我们的教育水准以及中小学的基础教育等是很扎实的。很多北大、清华的学生到了美国各个大学，考试分数都很高，但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

一方面与我们这么多年的文化有关，从小就是教育大家听话，不强调独立个性。从幼儿园开始穿统一的服装，排排坐、吃果果，然后小升初、初升高、直到高考都是强调大家的学习能力，长期下来无形中把一些人真正的创新能力给泯灭了。

马斯克这样的人在中国很难生存，他要是从小在中国接受这套教育，完全以考试论英雄，等他大学毕业他的创新能力也泯灭的差不多了。

教育的问题不单单是教育体系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问题，最终还是看怎么衡量一个人。你如果用考试成绩衡量他，那么每个人都会追逐成绩。

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都希望自己在这个群体里做得比别人好一点。你怎么衡量他，他就朝什么方向发展。

你衡量他的标准是GDP，那每个人就拼命改善GDP；你衡量他的标准是听话，那他就去听话；你衡量他的标准是班级第一、好好学习、考高分，那他就只能变成一个考试机器。

假如你衡量他的标准是独立特行，凡是这种人社会才会表彰回馈他，老师领导肯定他，一个社会只有能容纳更多这种人，才能有创新。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你得允许每个人海阔天空地去想，允许所有孩子对所有事物产生疑问，他得提问题。只有鼓励孩子对任何事情都要有疑问，他才能创新。

只有真正让这些独立特行的孩子能够成长起来，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才会提高。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的应试教育不改，说再多教育改革也没用。我一直感觉，应试教育是我们整个民族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要有更多教育界的人士来发声，至少要先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意识到，然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改变。

现在我们是小学决定初中、初中决定高中、高中决定能考几个北大、清华。

高考这么多年也不是那么容易改的，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喊了许多年，但是改不了，因为大家担心公平性的问题。可我们不能因为公平性而牺牲了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短期之内应试教育制度无法改变，那么能不能研究一下，将来是否能改一改高考的出题方式。先动一小步，试着在考题上不要再鼓励大家死记硬背，或者靠死记硬背无法再得高分，大家就不会再一股脑地给孩子施加压力。

中国有那么多聪明的人，那么是否能在这块进行一下研究？哪怕犯几年错也没关系。

当我们先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解决思路，再通过这种考题研究，按着这个方向试个一年、两年、三年，慢慢地四五年之后考题就一定会有变化。孩子们就不用靠着死记硬背和晚上熬夜学习去得高分，这也许是改变应试教育的唯一办法。

如果考题这样变了，大家也就不拼谁刻苦了。这样，那些靠死记硬背考不了高分、但却有奇思异想的孩子反而能在这种考题中脱颖而出。

任何事物还是从衡量标准开始的。只有这个东西改了，后面才能改，才能把那些有创新能力、有独立特性和个性的孩子选出来。

让那些靠死记硬背拼努力的学生反而考不上最好的大学，而那些有奇思异想的、有创新能力的反而可以上北大、清华；这样才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

高考出题的改革需要一个摸索阶段，开始出点错也在所难免；但只要大家把标准先定好，朝这个方向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的现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问：您曾经提到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两批人，一批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另外是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企业家”，此外您还提出了“CTO教育”的观点。它们对于创新和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具体应该如何实践？

刘科：我说这两句话有一个背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完全靠商业模式的创新来发展了，拼多多、阿里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到了今天需要拼硬科技了。

硬科技创业就需要两批人。第一，创业者最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他既能掌握这些硬科技知识，有这方面的背景。第二，企业家同时也要增加一些科学方面的素养，能够培养出未来型人才。

所以我们最缺的，就是这些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大家一提起硅谷就提到斯坦福，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的今天。但其实你仔细看，对硅谷产生和斯坦福办学有重要影响的就两个人。

一个是原来斯坦福大学的工学院长——“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特曼当时强调大学必须要跟社会结合，鼓励大学教授和学生创业，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惠普。

惠普最开始是由两个学生在车库创业起家，特曼从学生阶段就开始培养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一直支持他们到公司上市。

另外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约翰·汉尼斯，他也被称为“硅谷教父”。这个人说过一句话，“技术转移不是技术的转移，而是人的转移”。

要将技术发明转化为市场产品，需要让技术创新者加入转化过程，而非单纯的技术转移。

我们就思考，这个人、这个技术创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砸这么多钱但是技术转移这块并不成功呢？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

有。

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像斯坦福大学产生这么多企业家，推动硅谷的发展。原因在哪儿？

在我们的大学，传统的技术转移模式有两种。一种就是教授搞研究，搞完之后交给学校的技术转移中心，这种方式并不是很成功。还有一类是教授亲自操刀去创业，虽然有成功的，但是概率不是很高。

那么这个“人的转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一辈子带了100个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这里头可能95个都不适合做企业家，但总有几个是既懂技术、又有领导力、又有企业家精神。

这样的研究生对教授的技术体系非常了解，而你从学习阶段就开始培养他的创业能力，于是他就有了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这样的人才是斯坦福大学校长说的能完成技术转移的人，是我们要有意去挖掘和培养的人。

每个教授都要有意识地去发掘这些人，尤其是工学院的教授们。

就是这么少部分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也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这批人拿着技术去创业，然后教授不断支持他，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前期也是这个创业公司的研发中心，这样才能完成技术转移。

此外，我多年在美观察到，在美国这么多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CEO、一个是CTO，属于公司的头号与二号人物。

一般一个好的CEO及CTO加入或离开一家高科技上市公司，会引起公司股价数亿甚至数十亿美金的变动，可见在Nasdaq（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CTO作用的重要性。

但我发现，我刚回国担任CTO时，很多人把CTO翻译为技术总监，而总监在国内大部分情况下属于中层领导，向公司副总汇报，因此在大多数中国公司，还没有形成CTO的文化。

对于不同公司也有不同情况，比如马斯克和比尔盖茨他们，既是公司的CTO，又是CEO，又是行家又有企业家精神，这是最好的情况；

但也有创始人（CEO）不是技术专家的，就需要一个既是本行业的专家，又有领导力的人来做CTO。

在国内，大部分公司还是各自独立的，比如之前马云是CEO，他有王坚做他的CTO。

在Nasdaq上市的高科技公司的CTO，要确定整个公司的技术战略。每年公司多少亿美金的研发经费、上万人研发团队的升迁调派，都由CTO决定。CTO给董事会负责，保证公司的研发技术要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CTO的工作是否有效，直接影响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市值。

CTO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可以把好的技术翻译成好的商业计划书，让华尔街那些搞资本的人听懂然后投资公司。

反过来，他还可以把市场和华尔街的语言进行翻译，让内部研发团队形成战略、行动方案及合力把产品干成，是链接公司技术及研发团队与董事会及投资者的核心人物。

所谓“技术转移不是技术的转移，而是人的转移”，就是指CTO这种人。但我们当时连CTO怎么翻译都不知道，就说明我们的企业及教育文化理念里缺这样一个环节。

斯坦福大学因为这种教学理念，培养出一大批这种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又能和华尔街的资本大佬们有效沟通的人，后来才慢慢形成硅谷的创新生态，变成全世界的创新高地。

为了培养这些人，我们的衡量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美国很多大公司的CTO去申请美国工程院院士，很容易就获批。比如我20多年前供职的美孚石油公司的CTO，微软的比尔盖茨等等都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看谁给社会创造的贡献大。

我们现在选院士基本上就是选一批从事科研的人，我们也要鼓励大学培养一批CTO，一批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人。

当然科学院还是靠论文、靠专利、靠学问去选，那么工程院能不能选类似国外CTO的这么一些能领着千军万马、把改变世界的技术推向市场，这样一批改变了世界的人？比如微信的发明者张小龙。国家的科技进步奖能不能选一些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 

一个大学培养了多少教授和科学家固然很重要，培养一批改变世界、有着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像这些高科技公司CTO的人也很重要。

现在国内大家一讲创新，就说我们的基础研究太差，但我们现在文章已经写成世界第一了。前段时间关于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文章，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中国占了九所。

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基础研究，还要加强工业研究；每个教授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都要去挖掘身边那些有领导力的年轻人，这种有领导力潜质的人是不一样的。

一群孩子在那里玩，你观察一下，自然就有一个孩子慢慢地成了孩子头，这就叫领导力。这个孩子又跟着教授读几年研究生，学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再加上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他自然会成长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

整个教育体系要尽量允许这些有CTO潜质的人能够脱颖而出，但这些人往往会比较带刺，所以我们要容忍他们的独立特行，从学生阶段就不断鼓励他们，培养他们成为未来高科技公司的创业者。

每个大学都要有这种教学理念，理念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这种理念之后慢慢开始去做，等到5年、10年、20年之后，自然就会有这么一批人产生。

可能纳斯达克有好几千家公司，有好几千位CTO，那我们将来也可以培养好几千位这样的CTO。创新社会的建设，这些科技界的CTO类领军人物必不可少。

但如果社会还是把做学问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工程院院士大部分还是大学里的教授，靠发表多少文章获选，那孩子们还是会朝着这个社会公认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些CTO是培养不起来的。

产学研结合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了，还是没做好。如果做好了，很多知名大学自己创的企业也就不会倒闭了。

南方科技大学的口号是“创知、创新、创业”。

什么叫创知？你写了文章， 一旦发表，就成了人类共有的知识，就不能卡别人脖子了，就是我们说的基础研究。 

什么叫创新？它的英文innovation，这个词暗含把人类共有的知识转化为能产生价值的、有用的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工业研究。知识浩如海洋，你要怎么把知识转化为能产生价值的技术？卡脖子技术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什么叫创业？当你掌握了能产生价值的、有用的技术，再通过资本的投入，通过CEO及CTO带领创业团队把技术产业化，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最后创造价值并产生社会财富，这叫创业。

有了财富之后再投到第一步的创知（基础研究），投到第二步的创新（工业研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在创知、创新、创业的往复循环中发展起来的。

既不能过度强调基础研究最重要，更不能强调工业研究最重要，这三个环节都重要，都需要有很好的衡量和激励。

第一步做基础研究的人，可以用发表文章来衡量，有多少引用，发了多少篇好文章。

第三步创业的人也很好衡量和激励，产生了多少价值和财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激励机制。

但是第二步做工业研究、掌握了卡脖子技术的这些人，这些人往往不在高校及中科院。有些不能写文章，甚至一些绝密的技术，专利都不能报，那该如何衡量和激励这批人？

理论上是要看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但如何量化？如何让他们能冒尖和脱颖而出，这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教育上，我们既不能只培养搞基础研究写文章的人，也不能只培养工程师。如何培养一大批有创新能力的人，能把知识转化为有用的、能产生价值的技术的像CTO这样的人，如何让金融能助力创新、支持高科技创业？这都是我们创新创业学院要研究的问题。

深圳的创新实践证明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有创新能力的，在短短40年间，把一个小渔村打造为引领中国创新的大都市，其奥妙在哪里？

由打造了两个世界500强、原中国建材董事长及国药集团董事长，被称为中国的稻盛和夫的管理大师宋志平先生和我合著的新书《创新高地——深圳创新启示录》一书，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探索。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竟然上了今年6月的中国好书榜，从侧面也反映了目前全社会对创新的重视。如何加强我们创新社会的建设，很多内容在这本书里都已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