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在今年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文/盛松成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消费在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发展中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理论界和政策层面已经统一认识的情况下，通过重视消费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
12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而且把消费放在投资前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提法。因为这说明我们在政策层面已经基本上统一认识，肯定了消费对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投资也很重要，而且要提高投资效益。所谓“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会议还提到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因为中低收入群体正好是我们消费需求的主力军，“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指已经退休的人员；同时，“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关系到还没有退休的人，有助于稳定预期，对现在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都有促进作用。要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标准，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两新”政策中就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我们国家目前非常有潜力的就是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消费的场景和消费的方向。
我首先想说的是，消费和投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我在大约两年前就发表文章《消费和投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在去年我也发表了近两万字文章，论述了消费和投资的相互促进与良性循环。实际上我在一系列演讲、论文当中一直在强调促进消费对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消费和投资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带动投资，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过程。我们往往能看到无效的投资，但没有无效的消费。而且消费需求对供给的促进更有效、更直接、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和科技的进步，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所以消费在经济发展当中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目前的消费是明显偏低的。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做了计算，从全球10个代表性国家（GDP总和大约占全球的63%）的平均水平看，当人均GDP处于10000-15000美元区间的时候，消费率达到了73.22%。目前我国人均GDP正好处于这个区间（2023年我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但消费率只有55.6%。这表明我们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
第二，我想讲的是增加收入是促进目前消费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增速是趋缓的。大家知道，消费的提升需要有收入、有对未来稳定的预期，否则消费很难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的工资涨幅从2021年的9400多元下降到了2023年的6669元。也就是说，虽然工资在上涨，但是涨幅是在下降的，2023年工资涨幅已经回落到了2017年的水平。
同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居民部门债务与GDP之比。请大家看一下，2020年我们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了62.3%，已经超过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当中所占的比例62.2%。截至2024年三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高达63.2%。居民部门的债务主要是房贷。从图表中可以看到，我国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在60%-65%左右，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而且提高得非常快，这就影响了个人的或者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我们再看一下再分配。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高于居民部门可支配总收入比重，这反映出我国再分配的调节效应比较弱。因为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也就是说，我国再分配时对住户部门的转移调节力度是不足的。由于真正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再分配以后的收入，如果再分配以后，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反而更低了，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实际上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向消费倾斜。我想提几方面的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和促进消费的增长点，能有效促进就业和收入增加。目前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52%，而美国差不多65%。在美国，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大概是82%，服务业就业人口占了全美国就业人口的约85%。而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所以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既能够促进就业，又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
从具体的领域看，比如说老年人照护、托幼等等，这些我不详细展开讲了，大家都很清楚。我建议可以进一步发挥普惠养老专项债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我国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是比较充分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基本上占了中央银行总资产的15%左右（高的时候超过17%），它包括了比如说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对消费的扶持，以及对房地产的扶持等多个方面。我只举个例子，比如说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这也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像这样结构性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我觉得也符合我们的需要。
接着我还想说，要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从而促进消费。这是我的建议，比如提高特定人群收入，主要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因为这个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也更需要支持。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个方面开始有所研究、有所行动了。我建议可以把补贴人群延伸到比如说婴幼儿、多孩家庭。此外，也可以考虑增加社保补贴等等。
最后，我想说的是，充分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作用。我国居民非房消贷仍有提高的空间。从数据看，2023年中国居民部门非房消贷余额占家庭债务的比例是24.7%，而美国长期维持在30%左右。金融机构可以发挥自身大数据的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挖掘重点场景和客户潜力。
总而言之，消费在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发展中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在理论界和政策层面已经统一了认识，开始重视通过消费来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
（作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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