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已然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最容易激发矛盾和争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宗教更加能够诱发冲突。我们之前提到，世界范围内比较大的宗教，总数不超过十个，但是民族却有两千多个。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大的宗教冲突几乎销声匿迹，不再可能发生类似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相反，民族之间的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民族的背后又涉及深刻的宗教、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背景，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引起世界冲突的三个实体，一是宗教，二是政治意识形态，三是民族。而民族问题在近代以前并不是很显著，过去也曾出现过大民族征服小民族，大国征服小国，导致被征服的民族受到奴役的现象，但是这些问题在历史中并不显著。到了今天，民族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其中涉及宗教、国家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从源头开始梳理民族问题。如果要追溯民族的根源，甚至可以从种族说起，我们人，统称为人类，是同一个种类，无论是什么人种，都可以通婚并且生下后代。但是随着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人类学的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按照不同人类的肤色、头发的曲直、头颅是圆还是方，以及躯干的粗壮程度将人类分成四类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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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高加索人种（欧罗巴人），通俗的说就是白人，高加索人种又分为北边的的诺迪克和南边的伊比利亚类型。伊比利亚类型的人种，肤色不是特别的白，比如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都属于伊比利亚人种，另外一部分伊比利亚人种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北，被称为暗白色人种，正因为西班牙所处的这块陆地，被称为伊比利亚半岛，所以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法国等南欧地区的人种，统称为伊比利亚人。此外，诺迪克人生活在北欧，特征很明显：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身材高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芬兰、丹麦、瑞典等国的人种。无论是南欧的伊比利亚人种还是北欧的诺迪克人种，他们都属于广义的高加索人种。此外还有所谓的闪米特人，就是今天中东一代的阿拉伯人、以色列人等，而闪米特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种的名称，它是一种语言，叫作闪米特语。也有研究表明，其实当初使用闪米特语言的人种多数也是前面提到的暗白色人种，也就是伊比利亚人种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阿拉伯人的长相，和南欧地区的欧洲人长相非常类似，在广义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第二种，蒙古利亚人种，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主要指生活在东亚的这一批人种，大约在五万年前，蒙古利亚人中的一部分在追逐猛犸的时候，曾经越过现在的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然后一直往南，分布在今天的北美洲和南美洲，构成了印第安人的祖先。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印第安人和东方人长得非常相像，只不过肤色偏黑，但他们的体态和我们差不多，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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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尼格罗人，尼格罗这个概念带有贬义，因为人种划分的概念最早由西方人确定，并且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而尼格罗人指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也包括了生活在非洲以外的印度文明开创者：南印度人种——达罗毗荼人。这些人种普遍皮肤较黑，扁平鼻子，身材相对矮小。第四种是澳大利亚人种，主要指当时生活在波利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毛利人等广大南印度洋地区人种，他们的特点是褐色皮肤，但既不是黑色，也不是黄色和白色。我们今天基本上很少看到这个人种，但是在古代，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特别擅长航海的民族：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航迹遍布整个太平洋，并且有着非常独特的宗教崇拜，包括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玛雅文明都和他们有着一定关系，更重要的是类似复活节岛上的巨石文化，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遗迹。当人类开始走向文明，而最初的文明都是发生于沙漠中的绿洲，我曾经在友朋会做过三次关于人类历史演进和当代世界格局的宗教背景的课程。当时我们就说过，在旧大陆最初有五个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以及以克里特岛为起源的爱琴海文明，这是五个最早的文明发生地。在此前没有发现文明，并且在这五个文明之外也没有文明，都是蛮荒之地，而当初这些文明的诞生地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人类初级文明地区的发展，逐渐扩张，我们看地图可以发现，这些文明的诞生地，基本都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之间，而在这些文明的南边，除了中国黄河流域以南还是有广阔的平原，其他文明的南边几乎是沙漠或海洋，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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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明诞生地的北边，一般都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草场，生活着很多游牧民族，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前指出：游牧民族没有明确的民族概念，因为他们习惯于逐草而居的游动生活方式，每到一个地方，要么通过战争，要么实行通婚与当地民族进行融合，他们没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概念。所以虽然游牧民族越来越强大，但都以集合的概念进行民族融合。比如匈奴人，被汉武帝击败后，向西边迁移，可此时的匈奴和后来多瑙河边的匈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他们仍然是匈奴。也就是说，匈奴在迁移的时候，不断融合迁徙之路上的其他部族，进行一种滚雪球式的发展，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个部落站出来说，我们不是匈奴人，我们是被征服的。反而是定居下来的农耕文明，发生了最初的民族概念，当西方第一个文明形态，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的城邦时代，希腊人产生了非常明确的概念，认为只有希腊人是文明人，其他的民族都是野蛮人，不仅北边的游牧民族被希腊人看做野蛮人，甚至把波斯人也看做野蛮人。所以，当一个文明形成的时候，人民很容易形成非我之人，皆为蛮夷的认知。无独有偶，中国自夏、商、周三代开始，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国家，这些中华初民们，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我们是文明人”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华夏”一词上看出，这个词沿用至今，中国第一个有迹可考的王朝是夏朝，而“夏”字在《说文解字》中，是中央大国的意思，而“华”意为冕服华章，所以“华夏”一词，就是文明开化，中央大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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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知道夏朝没有文字遗留，很难考证。但从商、周开始，无论甲骨文还是青铜器，很多文物中的铭文阐述了“夏夷之分”的概念。所以，农耕民族在早期便有了视游牧民族为蛮夷的心态。中国的初民们也有了最初的民族意识，认为我们是夏，其他人是夷。当时华夏民族将四周的非农耕文明用贬义词称呼，东边的叫“夷”，是小人的意思，或者尚未开化的生番，所以“夷”是个贬义词，而“夏”是褒义词，以至“夏夷之分”包含了很强的价值判断，说白了就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关系。那么当时中国将周边统称为“夷”，具体说来，东边叫“夷”，西边叫“羌”或者“戎”，“羌”字从“羊”，表示以牧羊为主，北边叫“狄”，南边叫“蛮”。我们都知道，中国字是带有象形含义的，有的是反犬旁，有的是虫字底，而“夷”又表示小人，都是代表贬义的。所以中国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已经有了夏夷的概念，到了春秋时期，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同样强调“夏夷之别”，这时候已经有很强的族类概念。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汉族，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已经形成了很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类似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人，而除了希腊人外都是野蛮人。所以可以说，中国最早的民族概念（华夏族和夷狄族），可以追溯至夏商周时期。在西方世界，亚历山大东征，向东方进军，但并没有向北进发。当东征开始时，东方和南方的文明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东方有波斯帝国，南方有埃及文明，这些地方在文明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希腊，所以亚历山大的东征，可以理解为不同文明的融合，并没有太多涉及到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此前的希腊人将波斯人、埃及人看做野蛮人，但是当亚历山大东征后，却发现这些地区并不野蛮，从更高层面上来看，被征服的文明甚至可与希腊文明进行互补，所以亚历山大极力鼓励希腊人与东方人通婚，他本人也娶了波斯国王的两个女儿，这样以来，实际上形成了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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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包括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在内的部分希腊人并不赞同民族融合的做法，他们认为希腊人是文明人，天生就应该当主人，而别的民族包括波斯人和埃及人，天生应该做奴隶，因为他们不是文明人。但是亚历山大本人，作为东征的亲历者，虽然一把火将波斯波利斯烧成了废墟，但他不得不承认波斯的文明水平相当高，绝不是像希腊人认为的蛮荒之地。所以他坚持要推进民族融合的政策，尽可能把西方文明、希腊文明与东方的波斯文明融合起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的时候，埃及已经被波斯人统治多年，但是埃及仍然有着非常丰厚的文明积淀，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民族融合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并没有涉及到文明与野蛮之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罗马帝国时期后，罗马帝国征服了很多地方，这些地方有文明的故址，也有蛮荒之地，比如西班牙、高卢、那些地方都是属于比较蛮荒的地区。另外罗马征服了小亚细亚，征服了希腊、埃及、北非，这些都是此前两千年间有着非常辉煌文明的地方，所以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将地中海囊括其中的超级大国，随着罗马国家的建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关系的问题逐渐显露，由此，民族问题开始突显。原因很好理解，在被罗马帝国征服前，无论是文明之地还是蛮荒之域，都是各自治理，互不相干，不会发生很明显的民族冲突，但随着被统一进罗马的版图中后，必然面临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以及各个被征服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的罗马以政治方式进行划分处理，以授予“公民”的方式界定各种人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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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罗马从意大利一个小区域逐渐发展壮大，首先完成了对意大利的统一，而崛起的罗马人，属于拉丁民族，是意大利半岛上诸多民族中的一个。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首先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完成了对意大利的统一，将意大利半岛上诸多族群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这时候，罗马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拉丁民族和非拉丁民族之间的关系，当时的罗马发展迅速，每征服一个民族，不仅不奴役，还给予被征服者与拉丁民族等同的政治待遇，将公民权赋予这些地区的人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凯撒时期，基本已经完成了将公民权赋予整个意大利半岛人民的过程。由此将原本几十个民族的意大利整合为同一个罗马拉丁民族，这其实是一个化零为整的过程，使得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同样享有罗马人的政治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从而将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差异彻底抹平。就像我们的汉朝一样，无论之前是楚国也好、赵国也罢，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部成为秦国的子民，接着汉承秦制，顺理成章的，所有原六国百姓，也全部成为大汉帝国的子民，这样一来，被统一的人民就有了同一种身份，大汉子民。在意大利也是同样，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凯撒完成了整个意大利的罗马化，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罗马却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今天的罗马是意大利的，而当初的意大利却是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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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知道，罗马化的过程，仅仅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在凯撒时期，罗马帝国不仅拥有意大利，还拥有西班牙、高卢、北非、埃及、希腊、小亚细亚、西亚和今天的伊里利亚（即南斯拉夫）地区。在凯撒完成了意大利的罗马化后，其他罗马治下的人民也同样要求获得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时的罗马法律已经非常完善，罗马法对于所有治下的人民，使用两套法律体系，一套是《公民法》，用于专门处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另一套叫《万民法》，顾名思义，就是处理罗马公民和非公民的自由人之间，以及非公民的自由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非公民是自由人，享有人身、财产等各方面的权益，但是却不具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比如在政治方面，自由人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而罗马的《万民法》，则可以看做是今天国际法的前身。所以这样一来，在罗马境内就有三种人，一种是罗马公民，这个概念已经在凯撒时代扩散到整个意大利。第二种是非公民的自由人，指的是在罗马治下，不享有公民权，但属于自由人，并且其生命、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三种就是奴隶，不被视为人，在罗马法中不属于人法范畴，而是属于财产法的范畴。所以罗马的人法只处理公民和自由人这两种人的事务。在凯撒时代，虽然公民权已经赋予整个意大利人民，但其他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却未能获得公民权，随着各地人民的不断争取，罗马的公民权开始向外扩展，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差异也在随着公民权的外扩而不断缩小，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约公元212年，当时的统治者卡拉卡拉皇帝，是位有名的暴君，罗马帝国到了此时已经开始走向衰弱，国库空虚，无法支持庞大帝国的开销，所以卡拉卡拉便萌生了以公民权换取税收的想法，他将罗马公民权赋予了罗马境内的所有自由人，目的却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税收。随着公民权的全民化，所有罗马境内的人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罗马公民，由此，民族的差异又一次被抹平，此时的罗马国内，已经没有清晰的民族概念了，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埃及人，都是罗马人，所以罗马人这一概念，成为了普世概念。这里有一个需要指出的是，在民族发展和衍变的过程中，其中有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叫分离主义，另一个叫普世主义，分离主义就是不断的化整为零，每一个民族都变成独立的个体，而这每一个个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关系问题，发生矛盾和冲突。而另外的普世主义，或者也叫帝国主义，就是将不同的单元和区域进行整合，化零为整，这个过程使得越来越多原本不同的东西，开始趋于相同，实行我们今天说的全球化、一体化，这一过程，在罗马公民的全民化中，已经得到很好的阐释，普世主义过程将不同民族间的差异逐渐抹杀。所以我们要始终记住，在所有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原则是始终相互交替进行的，不断此消彼长，而我们知道在大帝国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帝国还是大的阵营，只要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它的主旋律一定是化零为整的，所以在南斯拉夫，铁托时代为什么要搞大南斯拉夫主义，目的就是为了抹平境内小民族间的差异，无论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是小克罗地亚主义，更或者是小马其顿主义，都得融成大南斯拉夫主义，包括苏联也是一样，要搞社会主义大联盟，取消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再回到罗马，对于这个身份已经趋同的罗马民族来说，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就和罗马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他们是蛮族。所以当罗马帝国使得全体自由人公民化后，罗马与非罗马人的关系变的简单了，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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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希腊因素的出现，导致了与罗马一体化正好相反的趋势，被罗马征服的地方，很快就被罗马化了，比如高卢、西班牙、伊里利亚，甚至包括埃及、北非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罗马化了，但有一个地区，长期以来始终与罗马一体化格格不入，相互抵触，这就是希腊。我们曾多次说过，罗马人在政治和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反而征服了罗马。所以我认为，希腊是罗马的政治殖民地，而罗马是希腊的文化殖民地。正是因为希腊文化水平很高，不像高卢、西班牙、伊里利亚等地的文化水平完全不能和罗马相提并论，所以这些地区很快就被罗马同化了，但是希腊的文化高度是罗马人望尘莫及的，并且小亚细亚、西亚等地，在被罗马人征服前，早已被希腊人征服，这些被征服地，说希腊语，历史文献都是用的希腊文字，流行的主流文化也是希腊文化。所以当时以亚德里亚海为界限，东边是希腊文化圈，西边则是拉丁文化圈，虽然罗马完成了统一，但是亚得里亚海东部这些地区始终不买罗马人的账，他们虽然在身份上成为了罗马人，但在文化上，始终对罗马怀有鄙视之心，与罗马之间的隔阂始终存在。虽然罗马将公民权赋予境内的全民族，完成了政治上一体化的过程，但在东方原希腊文化圈的覆盖区域，文化上与罗马始终格格不入，所以该地区始终有一种与一体化相反的分离趋势存在，这个因素就是希腊因素对罗马因素、拉丁因素的抵触。后来又由于罗马帝国自身内部的分裂，最终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成了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伊斯坦布尔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正好是以亚德里亚海为界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前的希腊文化圈与拉丁文化圈的对立，由于政治上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东西罗马的公开对抗，因此也导致了两个民族的出现，一个是西罗马的拉丁民族，另一个则是东罗马的希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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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在分裂之前，随着罗马公民权的开放，罗马一体化的过程达到了顶峰，然而到了公元四世纪末，罗马的一体化开始走向分裂。虽然东西罗马帝国，都叫罗马，但我们都知道东罗马其实是希腊人组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起初由于国家的崛起，所有的民族化零为整，后来又由于国家的分裂，至少又分成了两个民族。后来西方又出现了基督教，产生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分裂，基督教也分成了两支，一支叫罗马公教（天主教），另一支叫希腊正教（东正教）。我们再接着看东方，中国经过秦始皇完成了很重要的统一，如果我们倒退至春秋时期，当时虽然名义上还有个周天子，但天子已经越来越变得名存实亡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将我们的中华民族概念丢掉，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有赵国人、齐国人、燕国人，彼此之间分属不同的民族。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只认他们的国君，并不会有太多的周天子才是至高无上的统一君主，这么一种概念。所以我认为东周和西周最大的区别在于，西周也是封建制度，也是分封，但是西周的天子是具有权威性的，诸侯们对他还是真正俯首听命，但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时期，周天子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此时很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再往后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被废黜了，天下就完全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了。分裂在秦始皇时代结束，秦始皇的统一给了治下人民一个全新的概念，有了后来所谓的“中国”概念，由此“华夏”就和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后来汉虽然推翻了秦，取而代之，但汉也是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秦汉以来形成了一种统一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模式从秦始皇起，至今未变。并且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很短，最长的分裂也不过是在南北朝时期，而且南北朝主要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到了隋朝又恢复了统一，这样一来，从秦汉开始形成的中央集权式大一统的中国概念就渗透入后来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心里。虽然这一点和西方中世纪不太一样，但至少和罗马帝国时期是一致的。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其实也是完成了一个化零为整的过程，将不同的国度和族群，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概念，也就是一直留存至今的“中国”概念。随着公元五世纪前后，日耳曼人南迁，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自此以后，就不存在统一的罗马人概念了，前西罗马帝国的版图被日耳曼蛮族瓜分，比如东哥特人首先占了意大利，后来被伦巴第人取代，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后，经过今天法国的图卢兹，最后到了西班牙，建立西哥特王国。法兰克人越过了莱茵河，进入了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另外还有萨克森人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不列颠。正是因为这些民族一个一个的将西罗马帝国逐渐瓜分，所以构成了今天西方的几个最主要的民族，比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等，当然其中每个民族的发展历程不一样，有的是因为不同的蛮族之间相互征服更替，比如意大利以北的地区，今天仍然被叫做伦巴第，这也是其中的一支日耳曼蛮族，而以法兰克人为主的民族构成了今天的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主要成分。另外西班牙最初由西哥特人占领，后来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入侵，被统治了700多年，虽然后来西班牙又光复了，但是西班牙掺杂了很多伊斯兰教的因素。无论如何，这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在日耳曼蛮族大入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说，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大一统的时期后，开始逐步走向衰弱，最后经历了化整为零的分裂，也就构成了今天欧洲的主要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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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汉朝一统江山，当时刘邦击败项羽，固然有很多技战术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政治上的分歧点很重要，即他们两个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国家主义政策，刘邦要一统天下，完成统一，削弱所有诸侯和藩镇的实力。而项羽却是要分裂天下，实行分封，重新回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一点就像我们当初说的布匿战争，汉尼拔最后之所以输给了罗马人，就是因为罗马要实现统一，而汉尼拔要恢复希腊式的城邦制度，这其中确实有时宜的问题，毕竟有的政治取向已经被淘汰，不合时宜了。当初秦始皇已经完成了统一，一统天下成为了大势，从这一方面来说，刘邦是顺势而为，而项羽却是逆流而动，想重新回到春秋时代各个诸侯画地为牢的格局，这可能是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在汉朝建立后，刘邦便规定：非刘姓者不得为王。将天下所有的异姓诸侯全部削弱，虽然这些刘姓王在汉武帝时期也有叛乱，但都给镇压了，从汉朝开始，中国出现这样一种格局，虽然中央政府分封了藩王，但是这些藩王无权统治当地的人民，这叫“封土而不临民”。这与欧洲日耳曼蛮族瓜分罗马帝国后出现的封建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封建制度的意思是，各地的统治者不仅仅拥有这片土地上的经济权力，并且可以治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特点，但是在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藩王只能在封地享受一定的经济权力，但在政治上没有统治当地人民的权力。管理这块土地的人民的，是朝廷派出的官员，这些官员只对中央政府负责，不受当地藩王的管辖。这样就加强了整个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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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待少数民族也是同样的政策，在当时，匈奴是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常常威胁汉朝的边关，随着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击败匈奴，致使匈奴分裂，其中北匈奴一路往西迁移，导致了亚欧草原上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最后一张牌压倒了衰落已久的罗马帝国，日耳曼人正是无法战胜匈奴人，才将矛头指向了罗马人。而另外一支南匈奴，并没有迁移，仍然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境外，后来南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导致分裂，所以当时很多南匈奴的人民进入到汉朝统治的山西一带。此时的东汉，采取驱逐北匈奴，而怀柔对待南匈奴的政策，这批进入汉朝的南匈奴人，纷纷吸收汉朝文化，甚至很多贵族率先改汉姓，匈奴人的姓随母亲，而汉初时期，汉朝曾经与匈奴进行和亲，因此很多匈奴贵族的母亲，其实是刘姓汉族人，所以当时的匈奴贵族中改姓刘，是一件很荣耀，很时髦的事。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绿林起义，三国鼎立，当年的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了大片袁绍的土地，而袁绍的土地主要是在河北、山西一带，曹操便招募了很多匈奴人进入魏国军队，成了曹魏军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再往后到了魏晋时期，南匈奴人又死灰复燃，与鲜卑等少数民族造成了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很多少数民族进入黄河以北建立了政权，他们的达官贵族纷纷采取汉姓，比如当时的鲜卑拓跋氏中产生了八个汉姓，现在的贺姓，就是源自鲜卑拓拔族的贺兰氏，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李”姓，独孤，慕容，胡，都是源自拓跋族。这些少数民族在采取了汉姓后，很快就被汉族融合了，所以也导致了中国在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和西方的不同，西方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构成了组成当今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中国虽然也有少数民族入侵，但是却被汉族逐个汉化，完成了华夏族对夷狄族的改造，这样以来，中国自从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过程并没有由于魏晋南北朝和五胡乱华而终止，而是进一步发扬光大，到了唐朝以后，更是有大量东、西域的民族融入汉民族，比如当时的新罗，也就是高丽，很多贵族改姓金，包括后来宋朝的女真族，在被蒙古人击败后，几十万的女真难民南逃进入南宋，随后也纷纷改为汉姓，最后到了满族，满清的晚年，八旗子弟也都改了汉姓，今天几乎再也找不到爱新觉罗的姓氏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始终是化零为整，或者以华夏族文化改变夷狄族文化，最终达到大一统的局面，然而西方由于日耳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被大卸八块，导致了欧洲主要的大民族由此产生，当然在这些大民族中也包含了很多小民族问题，南斯拉夫就是个例子，南斯拉夫包含了六个民族，这六个民族又分成了六个国家，此外还有个一直未被中国承认的科索沃。然而在分裂之后，这些小国家中还是会有更小的民族问题，比如波黑，又包含了三个不同民族：穆族、塞族、克族，乱象丛生。这就是东西方在古代呈现出来的不同民族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