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哲｜为未来产业营造适宜的创新生态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此后，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从科技创新、区域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角度对未来产业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对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作出重要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这都需要我们深刻认识未来产业的内涵，面向前沿技术和新兴领域，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的新机遇，完善优化创新生态，为开辟产业新领域、挖掘发展新动能创造条件。

未来产业的政策内涵。自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内涵和如何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明确了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更是形成未来产业的核心要素。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一旦获得成功，将迅速成为市场主导技术，重塑产业和市场竞争格局，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新的跃升，从而形成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基于重大科技创新，特别是前沿、新兴、交叉、颠覆性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大正向溢出效应的产业，对经济社会变迁将产生关键性、支撑性、引领性作用。二是以人才为第一资源。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重视跨学科科研，推进跨学科教学，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三是以企业为关键主体。培育发展未来产业，需要整合并使用优质的、新型的生产要素，以拓展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企业既能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又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关键的主体。四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未来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形成适宜的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作用，更好地平衡体制机制稳定性和灵活性间的关系。

未来产业的理论内涵。针对未来产业，诸多学者从概念、特征、发展条件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探索。对于概念，一些学者认为，未来产业是由前沿科技与颠覆性技术突破所推动形成的具有引领性和高成长潜力的产业。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更能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变迁起到关键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对于特征，有学者认为，未来产业具有战略引领性、超强颠覆性、高成长潜力等典型特征，且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到成功产业化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非连续创新过程，其科技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十分突出。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对未来产业发展的路径、方向和国际竞争格局具有关键影响。创新前沿颠覆性技术攻关组织模式将成为化解我国技术供需结构失衡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举。许多学者对发展条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如潘教峰等认为，需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完善要素市场、构建良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优化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以及创新领域管理模式、持续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体系。张越等认为，我国应面向未来产业建立长期、动态的颠覆性技术甄别与支持机制。陈凯华等认为，未来产业的科技发展动力体现在科技要素供给、科技场景培育、科技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构建未来产业科技发展的创新生态，需要关注科技多元治理、科技转化、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李军凯等认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围绕未来产业培育与发展形成的各种创新群落，在创新环境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构建的动态性开放系统。李晓华认为，我国应充分利用在体制机制、企业主体、科技创新、产业配套、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前瞻布局、加快培育未来产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产业发展之路。

未来产业的科技内涵。其一，未来产业聚焦于特定的科技领域，代表着技术经济周期波动的最前沿，也代表着现代化发展的新形态。现代化的概念发轫于工业革命，现代化发展进程与技术经济周期同步，呈现周期性、叠加性特征。在两次科学革命和五次技术革命的引领带动下，全球现代化进程呈现多轮“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变革”的叠加。每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部门并被经济社会活动充分消化吸收后，这一轮现代化才基本完成。

其二，未来产业相关技术具有突出的通用性、颠覆性特征。回顾过去几次科技革命，往往是科技在某个行业或领域形成重大技术突破，带动这些行业或领域实现创新性发展，但跨领域、跨经济部门的消化吸收时间较长。与以往不同，当前这一轮技术革命的通用性、颠覆性特征明显，跨领域、跨经济部门的消化吸收时间大大缩短。颠覆性技术创新一旦获得成功，将迅速成为市场主导技术，重塑产业和市场竞争格局，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新的跃升。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极大而迅速改变着各行各业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业发展由分工深化逐步走向相互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并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三，未来产业相关技术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未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科技，技术轨道跃迁、新生技术奇点和颠覆性创新带来的“从0到1”、从无到有的科技创新，是催生未来产业的根本驱动力。未来产业的技术“门槛”高，通常具有“锁定效应”和“先发优势”。一旦这些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很可能实现“赢者通吃”，能够最大限度获得“技术红利”。这不仅对抢抓科技发展制高点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也凸显了未来产业在国家技术经济竞争层面的特征，即能够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国家，在这一领域必然是先发国家。或者说，同样的产业转移至后发国家后，也许仍然是高科技含量、高经济回报的产业，但已经不能被认为是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特征。创新生态是一个经济体通过科学、技术因素有效参与生产函数以实现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影响创新生态的因素有基础条件、演化动力、竞争机制和开放程度等。创新生态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价值为导向，以公共政策为引导，以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为依托，以“科技—经济—科技”良性循环为演化动力。从科技创新的现实活动来看，创新主体、创新资源、组织机制、制度环境等共同组成创新生态的基本要素。通过对未来产业政策内涵、理论内涵、科技内涵的分析可以发现，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既体现了科技创新生态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一些独有的创新生态特征。

一是能够形成最前沿的科技突破。未来产业的“锁定效益”，决定了创新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对前沿科技突破的激烈竞争，这就要求创新生态具备门类齐全的学科和高水平的科研活动。二是能够形成市场化的场景应用。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是未来产业的关键环节，但这些技术并无现成的产品或工程来带动，往往需要设定特定的场景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科技要素，带动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三是能够形成数字化的资源平台。数字技术是这一轮技术经济周期的主导技术，无论是数据自身作为资源，还是数字技术作为资源管理手段，抑或是科研范式的变化，数字化程度都决定了创新生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四是能够形成智能化的组织机制。在科技创新组织信息化、扁平化的基础上，“科层制”的组织机制将进一步被削弱，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深度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有的环节甚至将取代人为选择。五是能够形成弹性化的制度环境。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其中涉及复杂的伦理、安全等问题，需要形成相对宽泛的制度空间，推进包容审慎监管，进行弹性治理、敏捷治理。

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科技突破。前沿科学技术是形成未来产业的内在因素，决定着创新生态的基本形态。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后半段，由数字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进入“深入拓展期”，突出表现在数字技术日臻成熟，技术门槛和产业门槛大幅降低，其潜能加速向其他经济部门广泛融入和带动，推动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各领域技术实现群体性突破、呈现跃进态势，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数字空间等成为各领域技术变革方向。

第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加速突破应用，引发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产业变革。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大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技术、人机协同增强智能成为产业重要发展方向。量子信息取得重大突破，量子计算机具备超快并行计算和海量信息处理能力，人类对量子世界的探索正从探测走向主动调控。物联网技术正推动硬件和应用场景相融合，为万物互联的经济社会提供强大基础支撑。区块链在共识算法等技术环节持续发展，为未来世界创造新型的信用机制。

第二，融合机器人、新材料等先进制造技术加速推进制造业转型。机器人、智能工厂、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成为推动高端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机共融的制造模式快速推广。光子集成技术、柔性混合材料电子技术等应用使大规模量产和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纳米、碳纤维、石墨烯等新型材料的广泛应用将极大降低产品制造成本，提升产品性能和质量。

第三，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变革。基因编辑技术向更精准、更高效、低成本方向演进。脑神经科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的跨学科交叉，为记忆、思维、意识和语言发生等重大神经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思路和方法。疫苗、干细胞技术、组织工程技术推动核心的再生医学不断取得新突破。

第四，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引发全球能源变革。以传统能源清洁利用为核心的能源技术将形成清洁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形态，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能效提升。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技术的突破应用，将加速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将推动能源数字化、分布式精准管理。

第五，空天、海洋与网络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新疆域。空天技术方面，新型运载火箭与推进技术发展迅速，可重复使用运载技术取得重要进展，空间感知、导航通信能力不断增强。海洋技术方面，以卫星遥感、全球定位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海洋领域加快应用，海洋资源勘查与开发技术向深远海发展。网络空间方面，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改变着人类的认知方式、活动范围和安全属性。

以科技企业为引领的创新群体。创新主体是不同类型、不同环节创新任务的基本载体，主要包括企业、科研机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等。其中，科技企业是颠覆性、前沿性技术转化为未来产业的关键主体。

美国在领军企业科技创新、未来产业企业培育方面领先，我国企业创新也具备更多先发优势。根据《欧盟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的统计数据，过去十年，全球研发投入前2000名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增长了130%，表现出对未来竞争力的持续布局。从区域分布来看，2022年美国和中国大陆是进入欧盟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前2000名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是686家和507家；其中美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占比42.51%，领先其他经济体；中国（17.33%）、欧盟（17.30%）处于第二梯队。根据《2022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43%最具影响力的未来产业相关企业来自美国，中国排名第二，这一比例为17.5%。美国在未来产业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产业（量子信息、智能机器人、元宇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而中国各领域发展较为均衡，在量子信息、绿色能源、智能机器人和元宇宙等领域创新优势突出。

我国企业创新的基础相对以往呈现出重大变化，体现在规模、结构、能力等方面。从规模看，2022年中国大陆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前2000名的507家企业，年度研发投入总和达到了2110.95亿欧元，这两项数据比十年前（93家、198.09亿欧元）分别增长了4.5倍和9.7倍。从结构看，各类创新主体围绕创新链不断演进，形态更加多元化、层次更加鲜明。科技领军企业聚焦行业共性技术和复杂性技术研发；“隐形冠军”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呈现“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和科技孵化器企业面向新兴技术；公共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聚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部分社会科研机构和企业专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能力看，2022年中国大陆有32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营业收入均进入全球前500名，华为、上汽、中石化等6家企业的两项指标均进入全球前100名。在2024年自然指数榜单中，中国国内有21所高校进入世界50强。

发展未来产业，企业需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前瞻引领作用，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等主体间加强协同。究其原因，首先，近年来尽管相关部门陆续出台政策，引导企业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开发，但一些政策缺乏配套细则，分类施策的针对性需要完善。例如，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等政策，在实操中无法有效区分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和一般性技术研发，导致企业倾向于投入相对周期短、风险性低的技术研发。其次，“贯穿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研究—成果转化”全链条的创新生态体系不健全。例如，技术要素在价值形成分配过程中所占比例低，技术价值不能得到合理的市场回报，无法形成研发促进转化、收益反哺科研的良性循环。最后，尽管企业、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等创新主体在创新生态中的职责定位较为明晰，但由于各创新主体隶属不同部门，使得各创新主体间的组织协同仍然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以数据驱动为引领的资源配置。创新资源是创新生态运转的基本条件，也是表征创新生态实力、活力与潜力的客观指标，主要包括人才、资本、数据、科技设施等。创新资源不仅需要积累，也需要自由顺畅流动，才能充分实现其潜力和价值。数字技术引领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发挥好数据驱动作用，是培育未来产业的资源配置突破点。

数据成为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性资源。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未来产业领域都与数据密切相关，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分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产业的突破与发展速度。2022年，美国发布《确保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数据公平惠及全美国的新指南》，大幅提升科研数据公开获取与共享水平，推动相关领域研发加速。同年，美国商务部设立首席数据官，推动政府数据与私营部门数据的整合与战略性使用，并主动推动与欧盟和英国达成数字传输协议，为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跨国获取数据、推动人工智能等发展打下重要基础。我国于2023年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为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数据基础。

我国庞大的科研产出、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为发展未来产业奠定了数字驱动基础。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国际论文发表量（含高被引）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这为我国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显性知识资源基础。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23年我国在人工智能、电子与电气工程领域发表的国际论文分别为25453篇和20676篇，美国为10021篇和18009篇。这些具有显著赋能作用的学科领域知识积累，经过数字化编码形成知识体系后，将为未来产业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各领域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线上、线下产业新形态的快速崛起，正推动我国成为数据生产和积累量最大、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消费者群体、科技企业依托数字平台共同助力新兴技术的快速研发、商业化和迭代，为未来产业提供了独特发展优势。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不仅为未来制造、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制造基础，其生产过程形成的海量数据也为未来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天然而连贯的数据基础。

发展未来产业，需要挖掘数据潜力，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能力和效率。相对于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我国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数据资源在营造创新生态中还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解决优质创新资源短缺、流动渠道不畅、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不足、全球资源供给受扰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以人才为例，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发布的“2023年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国大陆高被引科学家数量虽然增长迅速，为1275人次，但低于美国的2669人次。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例，我国发文量世界排名第一的材料科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和人工智能领域，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论文的比例只有2.1%、4.5%和5.1%，均不到美国的一半（4.3%、9.3%、11.8%），因此，我国亟需推动数据资源的转化应用。只有在保持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利用数据技术手段加强各类网络、平台的建设运营，提高资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配置效率，才能适应未来产业所需的资源供给。

以应用导向为引领的创新机制。创新机制是将创新主体与创新资源相结合的作用机制，除市场环境下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自组织机制，以及学术界为追求个人价值与好奇心驱动下的自组织机制，还包括政府为实现目标与需求的他组织机制等。任何重大的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以上各种机制的混合，而适应未来产业的快速迭代，需要高效、敏捷的创新机制。

应用导向、有组织的科研有利于为未来产业提供积极的市场预期。为抢占未来产业先机，主要国家纷纷制定战略规划、明确重点领域，强化有组织的科研，鼓励高风险性研究和非共识性研究。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制定了重大挑战清单和重点领域清单，聚焦战略新兴领域与未来产业领域，同时，授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技术、创新与伙伴关系理事会专职促进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模式快速推广到生命健康（ARPA-H）领域。欧盟第九框架计划引入目标导向的资源分配机制，新设欧洲创新理事会、战略技术平台等机构加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也纷纷通过出台清单和机构改革等方式强化战略新兴技术研发与转化，瞄准未来产业。为推进非共识性研究，丹麦和德国等国家已经开始试点“金票”制度，赋予项目评审人一枚“金票”，确保具有重大潜力的研究申请在其他评审人都反对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资助。

我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不断探索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实施了“揭榜挂帅”“赛马制”“里程碑式考核”“政企联合基金”等一批新机制、新模式，积累了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的丰富经验。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协调能力，为未来产业的技术研发与突破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与此同时，破除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封锁和打压，客观上也优化了我国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的市场预期。

发展未来产业，需要以应用带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四链融合”等机制的完善。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与衔接，重点在于一体化布局与激励约束制度建设。当前，我国在教育评价、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导向性仍不足，尤其是对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共性发展需求的评价导向不足，导致教育、科技、人才激励约束的协调性不足，难以形成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合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资金链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与市场的良好配合。企业在国家科技战略、重大项目设立实施等方面的长期利益衔接机制不完善，容易造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不足，而部门间、单位间的人才流动壁垒，以及创新激励不足等也导致人才难以有效配置到创新链与产业链中。对于高风险性的科研活动，虽然已有类似“项目经理人”的机制探索，但由于缺乏经费、人事等方面的制度试点突破，“项目经理人”仍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协调管理授权。对非共识性研究的资助得到了重视，但依然缺乏稳定的遴选和支持机制，需要在厘清和免除责任风险等方面加强探索。

以技术治理为引领的创新环境。创新环境是构成创新生态的隐性因素，既包括法规制度等硬约束，也包括文化、习俗等软约束。未来产业对技术治理高度敏感，需要关注技术监管、科研伦理等方面的创新环境。

当前，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正在积极争夺人工智能、新一代无线通信等事关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兴技术的治理规则话语权。以人工智能为例，欧盟依托法律、法规和指令等全面实施强监管，2024年5月正式通过《人工智能法案》，被认为是全球首个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性监管的立法。美国通过出台《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指南》、《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和组织协调人工智能领域主要企业作出风险承诺等方式开展监管。

我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治理方面率先展开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针对人工智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相继发布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先后发布。针对未来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文件及治理措施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制度保障。

发展未来产业，需要更有利于可持续创新、开放创新的稳定环境。未来产业依赖有组织的技术突破与攻关，但在更前沿的科学领域，也高度依赖自由探索与开放合作。现阶段，我国中长期自由探索的基础性制度尚不健全，对人才和机构的考核侧重中短期，不利于长周期、颠覆性技术的自由探索研究。同时，由于数据安全等法规约束，当前的科研数据（含跨国公司的研发数据）等跨境流动仍不顺畅，我国主导建设全球性开放创新平台与数据库的能力依然不高，期刊免费开放获取、软件和代码开源的程度与范围依然与领先国家存在差距。此外，在美国主导下，我国与欧美国家的科研合作渠道、资源交互渠道、人员交流渠道等都受到不良影响，原有的国际合作制度框架受到挑战。

加速前沿科技与场景应用的良性互动。提高前沿科学技术的前瞻主动布局能力和应用场景的技术集成带动作用，促进二者间的良性互动，为未来产业提供动力。一是绘制全球科学扫描图谱。针对各领域全球排名前列的科研机构、学科带头人、高被引论文等指标，汇集分析科学问题及最新进展。二是强化技术预见。完善技术预见体制机制，建立新兴领域关键技术评估指标体系，围绕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研究制定技术路线图、产业路线图。三是聚焦特定领域应用场景。依托科技园区等产业创新集群，规划设计具有技术先进性和规模化潜力的应用场景，以应用场景牵引相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实现全链条贯通。

突出企业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引领功能。相较于其他产业，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过程中需要在科技布局上更向前一步，在领域间、领域内带动集成其他创新主体的能力。第一，明确企业技术需求。组织产学研专家共同凝练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清单，跨领域形成“产品—技术—原理”全链条的科技对接。第二，建立政企研会商机制。政府或行业协会针对特定领域，定期组织召开公共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代表性企业会商，以企业为纽带加强创新主体间联动。第三，共建合作平台。鼓励企业利用资本、技术、设施和平台等要素共建创新联合体、未来产业研究院、未来产业实习基地等合作平台，开展“订单式”“实景式”青年人才培养。

推动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以重大项目（工程）为牵引，推进数据、人才、资金等资源优化配置。其一，打好智能化科研（AI for Science）基础。推进数据平台、算力平台、人工智能平台等新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聚焦重点领域新建验证中心与中试平台，推进科研数据、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汇交公开。其二，建立柔性引才数字平台。围绕重大项目（工程）需求，汇集各方面数据形成特定领域的人才数据平台，破除科技创新人才跨领域、跨部门流动的信息障碍。其三，建设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引导银行、证券、保险、风险投资等行业利用数字技术改进金融服务与产品，建设适应漫长研究和开发过程的“深度技术”的创新创业融资平台和基金，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完善资助与评价导向一致的衔接机制。从企业参与、分类支持、项目管理、评价等方面统筹设计，形成创新链前端研发支持与后评价引导相衔接的机制。一是提升科技企业在战略规划、重大项目提出与遴选、重大项目组织实施、项目成果评估验证等方面的参与度与话语权。二是实施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分类分级管理，并综合考虑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特点，差异化设置企业牵头科研项目的比例。三是完善“项目经理人”机制，面向未来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开展管理授权试点。四是理顺教育、科技、人才的评价机制。以国家需求和产业需求为目标，强化教育和人才方面的评价与奖励，吸引优秀人才向重点领域和方向聚集，防止不同领域的考评造成领域内的封闭式循环。

营造包容中长期自由探索的开放环境。针对未来产业发展重点学科领域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中长期自由探索的开放创新环境。第一，鼓励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设立联合基金，加强对中长期自由探索项目的布局，探索实施资助非共识性研究项目的“金票”机制。第二，开展中长期研究项目评价试点，不对研究人员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短期内不做项目进度考核。第三，以可查找性、可访问性、互操作性和可重用性（Findability, Accessi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nd Reusability）为导向，推进科研数据、软件代码、科研成果等方面的内部开放与国际开放，通过开放科学推进科研生态与学风作风建设。第四，通过打造和参与开放科学合作联盟，共建开放平台，打造“开放科学”品牌性学术会议，推进我国科研环境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在科研人员、科研经费跨境流动等方面破除制度障碍，塑造具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12期（注释从略）

原文责编：肖晗题 

原文美编：梁丽琛

新媒体责编：梁丽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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