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近期披露，拜登政府对美国核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强调“应对多个拥有核武器的对手”“保持美国核武库的灵活性和应对能力”。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代理助理部长维平•纳朗在8月1日的演讲中就此宣称，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核时代”。
美国着眼于“新核时代”的战略调整随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全球安全形势日趋不稳的当下，这些变化无疑将引发新的系统性安全困境。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及其军事化应用的发展，战争形态明显呈现新的特征。无论是正在进行中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网络战、太空战等各种新兴领域的战争场景，都在改变着传统的战争形态。然而，新战争形态的出现，目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核武器在战争博弈中的作用，特别是核威慑对于国际安全与国家间对抗的影响分量仍然巨大。这是因为，核武器的杀伤力、破坏性及其曾被真实用于战争的事实，构成了核武器能够形成威慑的基础。而那些新兴军事技术和能力的发展，诸如无人装备、智能化技术、高超音速武器等，目前并未展现出如此真实有效的破坏力。这就决定了此类技术能力虽然得到各国更多重视，但短期内还无法形成类似核武器的威慑效果。能否具有实际威慑作用，实际上决定了核武器不同于其他军事能力的特殊地位。
这种核武器与核威慑效用的延续，决定了核大国的战略调整足以加剧并触发新的安全困境。美国作为首要核大国，其战略调整势必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新的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拜登政府调整后的核战略是“历史上首次针对多个核对手”，并针对“对手采取协调行为”“出现有限核战争”“军备控制努力失败”等三种潜在场景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核战略”。这表明美国对于核领域安全态势的判断有了根本性变化，标志着美国从传统的“威慑与军控平衡”转向更强硬、更具进攻性的核政策。如果将之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来看，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便不断降低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定位，奥巴马政府甚至提出“无核世界”构想，对比之下，拜登政府有关“新核时代”的战略调整无疑是颠覆性的。加之，特朗普执政时期也大力强调发展核力量，在这种两党共识的背景下，“新核时代”一说俨然已使“无核世界”彻底无望。
▲萨当弹坑，最大直径390米，最大深度98米，形成于美国在1962年7月6日在内华达试验场的核子试爆，地点位于内华达州51区的东南方约19千米处。
美国的战略调整将冲击脆弱的全球战略平衡，引发军备竞赛和安全恶化的恶性循环。美国重新抬升核武器定位，以及此前不断喧嚣的中程导弹部署问题，已经给相关地区国家带来广泛的安全忧虑，“核阴影”在各种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场景中不时出现，这是冷战结束多年后不曾出现的情况。甚至那些在美国“核保护伞”庇佑下的盟国，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刺激之下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拥核，《经济学家》就此评论称，美国用于保护盟友的“延伸威慑”可能因此变成“延伸的不确定性”（extended uncertainties）。
除核武领域的重大动向，美欧近期还相继出现强化导弹防御建设的论调。美国共和党党纲宣称“建立铁穹导弹防御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倡导建立欧盟的共同防空体系“防空盾”。核武器定位与导弹防御问题同步重新升温，这种态势似乎也在暗示着国际军控领域“冷战思维的回归”。这些无疑都是由核问题引发的安全困境的鲜明体现, 即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增大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同时，鉴于核武器部署所需的投入较常规武器更为庞大，美国刺激之下的核及相关领域军备竞赛也将给相关国家平衡安全与发展带来新难题。这将是一种更为系统性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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