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率领左路军南下，10月5日，他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史称“第二中央”）。南下期间，红四方面军虽然歼灭大量敌人，但自身亦遭遇很大的损失。最终在一众有识之士的争取下，张国焘放弃南下，重新北上。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此后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结束。长征结束之后，张国焘被解除兵权，他也前往延安，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等职务。
1937年3月，中央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其中一项就是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会议最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自知理亏，写了《我的错误》，过关了事。不过，张国焘的这次检讨错误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一次包藏阴谋的“以退为进”。
时间很快就来到1938年4月，在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期间，国民党决定派出代表前往黄帝陵向黄帝致祭，因为当时两党处于第二次合作期间，所以国民党也邀请我党派出代表祭祀黄帝。经过研究后，中央派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参加祭祀活动，就这样，张国焘得到了一个离开延安的机会。
4月4日清明节的当天，张国焘与国民党要员蒋鼎文参加完祭祀黄帝的仪式后，便让随行的警卫人员以及办事人员返回延安，自己前往西安。张国焘的警卫员非常吃惊，因为按照计划没有这项安排，警卫员就追问张国焘：“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回答自己要去西安找林伯渠谈点事情，说完后就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警卫员也只能跟随张国焘前往西安。到西安后，张国焘住进了西京招待所。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前往武汉，动身之前，张国焘专门让警卫员给林伯渠打了个电话，告知他自己即将前往武汉，让林伯渠到车站等自己。
林伯渠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到车站，见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对林伯渠说自己在延安受到批判，待不下去了。林伯渠苦口婆心劝说他，但张国焘心意已决。林伯渠无奈，赶紧返回驻地，把张国焘的去向报告给中央以及长江局。
中央马上给身在武汉的周总理发去电报，要他设法找到张国焘，并督促他返回延安。不过，直到4月11日，周总理安排的人才在车站接到张国焘。在这之后，周总理多次苦口婆心劝说张国焘迷途知返，但张国焘去意已决。4月16日下午，周总理陪同张国焘见到了蒋介石，张国焘对蒋介石一副奴颜婢膝，周总理严肃批评了他的这种思想，张国焘却不以为意。
见完蒋介石的当天下午，张国焘又找各种理由要求上街，目的是逃离汉口办事处。办事处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张国焘，但张国焘在街上兜兜转转，想甩掉工作人员。幸亏工作人员机智，张国焘无可奈何。工作人员劝说张国焘返回办事处，被张国焘拒绝，因为天色已晚，两人住进了一处小旅馆。
工作人员找机会把这件事报告给办事处，办事处立刻派人来到旅馆，但张国焘依然拒绝返回办事处，此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张国焘安排到中山路太平洋饭店，4月17日上午，周总理、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再次尝试劝说张国焘。
当时周总理向张国焘提出了三个条件，让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听完之后，明确表示第一条已经不可能，第二条与第三条可以考虑。令人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张国焘在饭店留下便条，并说自己已经选择第三条，请不要派人找他。至此，张国焘正式走上了叛变投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