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人，一辈子过着波澜不惊墨守成规的日子，头脑中思考的，笔下写出的，却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道德准则。
文：翦一休
来源：华夏文摘
2024年是康德诞辰300周年。
一直以来，康德给我留下的是模糊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批判哲学，他的墓志铭，以及他的自律的生活，勾画的都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形象。直到读过了分别由库恩和古留加撰写的两本《康德传》，心中的圣人身上才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却原来他也曾有过和平常人一样的岁月。然而，传记读罢，却有了另一种惊奇。康德的一生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你会觉得他是近代以来最无趣的哲学家：他从事过的职业只有一个，就是教书；他生活过城市也只有一个，就是柯尼斯堡；他终身未婚，据信对男女之事无有经历；他人品端正，没有话柄也绝无丑闻；他生性旷达，对权力和声望处之淡然。他一生没有壮烈之举，很少被激情左右；没有被迫逃亡，自然也从未仰赖当权者的庇护。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人，一辈子过着波澜不惊墨守成规的日子，头脑中思考的，笔下写出的，却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道德准则。而他的思考，至今还在启迪后辈，他的著作，现在仍被大学列为必读。这两者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令人惊叹。因此不难想象，这两本厚厚的传记都不约而同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讲述他晦涩艰深的学术，一部分描写他平淡无奇的生活。
对康德的学术我当然满怀敬意，但就像球迷崇拜自己的球星，我对自己的偶像的日常起居生活琐事却也非常好奇。传记记载的他生活中的许多小事，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直没有淡忘。这里想要记下的，只是其中的点滴。虽然鸡毛蒜皮，挂一漏万，但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哪怕再琐碎，也仍然带着与康德的学术声誉相配的格调和品味。当然，我更希望，康德生活的平凡能够为他学术的伟大增添一份可以称为朴素的品质。
康德在柯尼斯堡
柯尼斯堡曾经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如今已成为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设在这里。这个城市历经沧桑，城市的控制权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辗转于德国、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之间，似乎始终无依无靠。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而恰恰是因为它的重要性。作为良港和贸易中心，以及普鲁士条顿骑士的发源地，这里一直是各国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当然，对于所有哲学爱好者来说，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更在于它是康德的家乡。康德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从未迈出城池一步。偏于一隅的柯尼斯堡能留住才华横溢的哲人，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而康德声名远播却能驻守家乡80年不去，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康德生于1724年，那时柯尼斯堡还是东普鲁士的首府，是全普鲁士前四大城市之一，也是普鲁士的国家认同的正源。柯尼斯堡的居民有很大比例的立陶宛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这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都市。也许正因为如此，柯尼斯堡大学比许多内地大学如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和马堡大学等等的规模要大得多。康德的大部分生涯正值腓特烈大帝对启蒙思想宽容接纳的时期，社会和学术环境都相对宽松。因此，康德哲学既得地利，也得天时。康德是马具师的儿子，后来成为教师。马具师和教师在当时的普鲁士都是自由人，和封建贵族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可能就是康德独立人格的来源，也有助于筑就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基石：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康德在十六岁时进入柯尼斯堡大学，这所大学后来因他的名字而熠熠生辉。康德注册的是神学系，但他从未打算成为神学家，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自然神学。大学的藏书为他旺盛的求知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有两本书对年轻的康德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莱布尼兹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正是通过这两本书，康德接受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洗礼，这两者共同促成了他后来的先验哲学。求学期间，康德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从第二年就开始为其他学生提供课后辅导，以辅导报酬来补贴学费。少年老成的康德远离学生常有的胡闹和校园流行的恶习，早早的就有了学者风范。因此还在毕业之前，他就有了许多低年级的追随者–他们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了同样的习性：外表严肃，不苟言笑。
父亲过世后，康德在1748年辍学7年去做家教，履行作为长子对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的责任。他选择家教雇主时运气极佳，从未遭遇过穷家教在上流家庭中常常受到的屈辱。相反，他为之工作过的三个家庭都与他建立了长期联系，一些学生甚至成了他日后的好友。1755年，康德重返柯尼斯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和讲师资格，终于可以开课了。自开课伊始，他就是最受欢迎的讲师，课堂永远是座无虚席。然而，作为编外讲师，学校并不付薪水，他只能靠学生的听课费维持生活。因此，尽管他开了很多课程，生活依然拮据。他有时不得不卖掉一些藏书以维持家用。他总穿着同一件外套，直到穿破。他的朋友要集资为他买一件新的，但他拒绝了。直到几年之后，随着名声渐增，他的经济状况才慢慢好转。
人到中年，康德终于摆脱了窘迫，生活变得富有情趣。这时的他衣着光鲜，喜欢打牌，看戏，听音乐会，还会享受各种不同的消遣。在当地，他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也颇得女性青睐。特别是凯泽林克伯爵家族对他尤为尊重，每次聚会他都坐在女伯爵右上手的尊贵位置上。康德非常尊重这位比他小三岁的女伯爵，把她称为女性的典范。不过他们之间并未发展出任何浪漫的故事。必须承认，康德从来不是“杰出的女性追求者”。对他而言，征服女性并不是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方式。他对婚姻一直保持淡漠态度，甚至曾经有点刻薄地把婚姻描述为不过是两个人“相互使用彼此的性器官”的关系。康德终身未娶的原因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养不起她们。而当我养得起的时候，我不再需要了。”不过，在他46岁的那一年，有朋友曾推测康德可能会很快步入婚姻，但最终他并未迈出那一步—据说他朋友中有两对婚姻因出轨而破裂的事实最终使他对婚姻望而却步。
把康德想象为不解风情甚至对女性反感的书呆子肯定是一个误解。相反，他其实非常享受女性的陪伴，条件是她们不谈哲学。在他早期的著作《论美与崇高的情感》中，康德以优美的笔触论述了女性的特质，他将美丽和柔情赋予女性，正像他将崇高和诗意赋予自然。女性魅力和自然之美，是激发康德感情的两大源泉。
1764年是许多康德研究者很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康德四十岁，他的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将伴随他余生的模式：严格的作息时间，井然有序的研究计划和丰富的社交活动。严格的作息是理性生活的标志。正如康德的挚友格林所说：“我上床睡觉，不是因为我累了，而是因为晚上十点了。我起床不是因为我醒了，而是因为到早上七点了。如果饿了就吃倦了就睡，那和猪又有什么区别呢？”康德的作息大致如下：早上五点起床，先喝一两杯淡茶，同时吸一斗烟。他为自己定下了一天只吸一斗烟的准则，并对自己严格执行这一准则十分骄傲。不过他忘记提到的是，烟斗的个头在逐年变大。接着，他开始写作，直到七点。七点到十一点是授课时间。午饭总是和受邀的朋友共进，那是一天中唯一的进餐。午餐后，他会去散步。散步后去朋友家共度下午。下午的谈话往往从一些政治事件和新闻开始，然后进入严肃深入的讨论，如果争论过于激烈，往往会以玩笑收场。随着这个圈子的朋友都步入老年，下午的讨论往往会被一起打盹儿的时光所取代。他下午七点准时回家，再进行一些简单的阅读或写作，然后休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时柯尼斯堡的居民有根据康德散步回家的时间对表的习惯。人们常说：“现在不可能七点了，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从这儿经过呢。”
康德直到59岁才买了房子，在此以前他一直租房居住，因此有30年时间他都在餐馆用餐。他选的餐馆并不高档，所要求者，不过肉要够熟，面包新鲜，酒水柔顺。他喜欢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起进餐，聊一些琐碎的小事。一旦发现有人在午餐时试图和他讨论严肃的话题，他就会选择离开这家餐馆，另寻他处。这并非对人不敬，而是因为他认为严肃的讨论对消化不利。有了自己的房以后，康德的午餐都由他的仆人兼厨子拉姆佩准备。端上餐桌的通常是煮或炖的肉类，配上土豆和蔬菜。每天都有5到6位客人受邀前来与他共进午餐。聚餐邀请通常要到当天早上才会送出，以便“給客人的随意参加留下余地”。
康德对这种遵循准则的生活方式很满意：“对未来既没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没有惧怕和担忧，因而他的灵魂始终相当宁静。他永远单纯而毫无保留地享受今天，并期待一个同样的明天”。“毫无保留地享受今天，并期待一个同样的明天”，这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人生境界啊！我猜想，康德的学术成就和长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规律的生活和恬澹的心境。这些因素最终凝聚成了他的道德哲学：遵从准则的理性，就是美德。
康德虽然个子瘦小，含胸，身高只有157厘米，但还是颇具魅力：双眼深邃，宛若朗星；他头发金黄，脸色清朗，即使到了晚年，两颊依然红润。相比于他的朋友和同事，康德算是长寿的，也没生过什么大病。然而，他始终因担心患病而焦虑：他总是觉得自己身上可以找到医书上所有病的症状。一个朋友在造访过他后曾写道：康德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排泄物，那种扒拉的动作让人忍俊不禁。但康德不这么认为，他坚信自己的长寿应当归功于这些悉心的自我照料。
康德对自己羸弱身体的担忧，也许是他终身没有离开柯尼斯堡的原因之一，更何况那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实在找不到非得迁居他乡的理由。1778年普鲁士教育部曾计划调他去哈勒大学任职，起薪600塔勒。哈勒在内地，而且康德实际上将成为著名哲学家沃尔夫的继任者，这无疑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但康德拒绝了这一提议。随后教育部把薪水加到800塔勒，并附加皇家会员的资格，康德仍然谢绝了。而他当时在柯尼斯堡的薪水不过区区236塔勒。
康德教授
在柯尼斯堡大学，康德一共开过十几门课。人类史、国家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以及他自身的经验，都是激发他开设讲座和日常生活的源泉。康德最喜欢的课之一是自然地理。虽然从未离开过柯尼斯堡，但凭借着海量的阅读和超强的记忆力，他把地理课讲得精彩绝伦，引人入胜。康德发现了季风和信风的成因，而且因为在地理学上的成就，被彼得堡科学院聘为院士。
人类学是另一门康德喜爱的课程。种族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差别，在他的课堂里都有栩栩如生的刻画。有些分析虽然现在看来谈不上准确，但的确生动有趣，发人深省。他讲伦理学仿佛是在主持一场布道，常常讲得他的学生听众心潮澎湃泪湿眼眶，然后带着解放和新生的感觉离开课堂。
康德讲课有时是有教材的，不过那只是一个参考，他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思路自由发挥。他自己的观点都密密麻麻地写在讲义的空白处，有时竟然超过了正文的篇幅。这种讲课方式生动灵活自不待言，但也有不够系统的毛病，容易受外界打扰。据说有一次康德的课讲得结结巴巴，事后他辩解说那天他的思路总是受到前排正中的一个学生的干扰，因为那个学生的外套掉了一颗纽扣。
1770年3月，康德正式被学校聘为逻辑与形而上学正教授。作为教授，他每周要上24小时课，课业仍然沉重。这其间康德行事低调，潜心学术，十年间只发表了几篇短文，是以被称为 “沉默的十年” 。不过这应该是他学术爆发前的沉寂，因为人们都注意到这时的康德教授有了一些变化：他不再重视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教学开始变得晦涩难懂，以至于 “难懂的哲学家” 名声不胫而走。然而，在这看似不起眼的变化背后，是他思想的激荡交锋–《纯粹理性批判》正在艰难的酝酿之中。
尽管这部著作的思路在康德的讲课期间早已酝酿成熟，但要将其集结成书，其中一些难点确实使康德劳神费力。书稿的篇幅远超他的预料，交稿日期也一推再推。在此期间他不得不搬了一次家，因为邻居一只打鸣的公鸡总是打断他的思路。康德不堪其扰，曾出高价恳请邻居宰了这只鸡，但惨遭拒绝。康德无法对抗这个局面，只好搬出另找住处。多年之后，康德又一次被邻居打扰，这次是被关在邻近监狱里的囚犯们震耳欲聋的祷告声。康德写信向政府官员抱怨，说犯人们大可不必声嘶力竭地叫喊，降低祈祷音量其实不会危害到他们灵魂的救赎。然而抱怨无果，最终他只得把所有窗户都关上，以求得片刻安宁。
经过十年的辛勤努力，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终于出版了。这部作品和后来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一起，被称为“三大批判”，它们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石。《纯粹理性批判》也因此被称为“第一批判”。不过，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轰动。康德本人对于各界的反应深感失望，他期望有所反应的人们保持沉默，而某些一窍不通的家伙却大放厥词，他们宣称，康德宣扬的那套东西他们早就了然于胸，因为贝克莱早就讲过了。
康德的失望还有另外的原因– 他坚信好的哲学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这也促使他撰写了第一批判的“大众风格的精简版”：《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并于1783年出版。在这本书中，康德着重分析了他的哲学与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差异。然而，《导论》看来并没有解决康德哲学的通俗化问题。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所幸康德曾经的学生和后来的密友、柯尼斯堡的宫廷牧师约翰·舒尔茨用两年编写了《“纯粹理性批判”解说》，为大众理解康德哲学打开了大门。短短几年内，康德哲学已经大步迈入了大学的讲堂。关于康德的评介，不再是星星点点的文章，而是连篇累牍的专著了。晦涩的哲学变成了时尚，出现了一批因讲解康德而成名的学者，可以说，德国掀起了一场康德热。康德本人在柯尼斯堡大学也成了一言九鼎的人物，而他的学生渐渐表现出名人的门徒大抵都有的高人一等的派头，甚至有了好斗的名声。在耶拿，捍卫康德的人们，不仅拿起了笔，甚至拿起了枪–据说，两个大学生因为对康德哲学的不同理解起了争执，竟然闹到了不惜决斗的地步。
步入老年的康德显得有些迂腐、固执，并且于金钱方面有点小气。不过总体而言，康德依然是一个充满人性的人。他开朗豁达，才思敏捷，始终保持着诙谐幽默的风格。他讲笑话很有才气，而且一贯在听众的哄堂大笑之中保持不动声色。其中有一个笑话是这样：有一个人在继承了亲戚大笔财产之后思量着为死去的亲戚办一场隆重的葬礼，但同时另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他其实有理由丧事从简。这个理由是：如果他给那些假装悲痛的人更多的钱，会使他们看上去更假。
康德对同代思想大家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每每都有深刻独到的评价。他提到这些思想家时，总带着赞美和敬佩。在哲学史上，理论和实践相悖的大师并不鲜见。叔本华在理论上倡导禁欲，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十分讲究享受；尼采鼓吹超人思想，却在现实中被众人怜悯；海德格尔讲述存在与生命的意义，自己的人生却背负污名。相比之下，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死亡实践了他的哲学信条。虽然康德的生活不如苏格拉底那般戏剧性，但他作为道德家和作为人的形象却始终一致。康德心地纯正，胸襟伟大，性格温和而睿智。这些特质成为了他充满生机的人性和智慧的源泉。
理性和它的回响
康德生活在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当他成为大学讲师时，休谟、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思想大家都还在世。他的形而上学可以视为对休谟的回应，正如他的道德哲学回应了卢梭。而他的这些回应，都是哲学史上的里程碑。
康德的哲学相较于其前辈，犹如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开始将探究的视线转向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康德认为，人都带着一种先天的虚拟的“眼镜”来看世界，这眼镜包括时间空间概念和诸多范畴。自然界只有透过这副眼镜才能向我们展示自己。因此，是人透过这副先天的眼镜把时间空间和规律性赋予了自然现象。所谓事物的时空特性和自然界的规律性，其实是我们整理现象的方式。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由于这副眼镜是先天的、非经验的，康德的知识论又被称为“先验论”。
康德的这副先验的眼镜带来两个有趣的结果：
1）普遍性和规律性：既然所有人的眼镜都一样，我们就可以据此断定我们的经验知识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必像休谟那样陷于怀疑论。
2) 自在之物：既然时间空间诸多范畴只是眼镜，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问一个唯心论断然否定的问题：眼镜之外是什么？康德说眼镜之外是有东西的，称为“自在之物”，因此我们不必像贝克莱那样陷于唯心论。
康德的独特立场是，由于我们没法摘掉眼镜，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在之物的本来面目。于是我们既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又承认它处于我们的理性能力之外，这就是康德著名的现象/自在之物的两分法。不过，现在我们回望康德开辟的这片哲学战场，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火光和硝烟。
本文无意冒昧评估康德的先验哲学，不过我愿意尝试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康德哲学的广泛而深远影响。不消说，这些影响的大小强弱甚至是否存在可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康德通常被视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学派对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的叔本华继承了康德的现象/自在之物的区别，不过分别把它们叫做“表象”和“意志”，并由此发展出了他的唯意志主义。许多学者分析了康德思想对尼采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也可以说，尼采是在对康德的批判当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尼采的批判有些异常激烈，比如他说康德的道德律透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和残忍。对此种论断我深不以为然。
一些哲学家在把康德当作启蒙的旗手的同时，也把他当作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伯林曾称康德的道德哲学使他可以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这一论断是否恰当自然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按照罗蒂的说法，是19世纪“回到康德”的运动，才使“认识论”获得了它今天的“学术尊严”，并使得为科学辩护成为英语世界哲学的任务之一。
进到20世纪，康德的影响力并未稍减。维特根斯坦虽然自成一家，但在他的哲学中，康德的影子随处可见。康德致力于界定理性的边界，维特根斯坦则力图为语言和思想划出界线；康德将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交给信仰，维特根斯坦则主张对“不可说”者保持沉默（当然，请勿把康德的 “不可知” 者和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者混为一谈）。许多研究者发现，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中的“常识”，也被称为“石化的（fossilized）经验命题”，具有康德的先天知识的基本特征和认知功能。
在科学哲学领域，库恩也是康德的思想同路人之一。康德认为我们的经验都受限于人的先天认知架构，库恩则主张我们的经验受制于社会共同体构建的“范式”。尽管康德的认知构架是先天的，库恩的范式是社会建构的，两者都揭示了感觉经验的相对性。
再看政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尔斯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用“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有力地论证了自由民主制度正如康德的道德律一样，是我们理性的选择。尽管康德和罗尔斯对理性的定义并不相同–前者将理性视为行动者的内在能力，而后者将理性视为特定条件下普遍的行为模式–但他们都高度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尊严。
总的说来，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虽然不再坚持康德关于时间、空间各种范畴作为先天知识形式的观点，却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人这个认知主体的不同维度进行了探索，这些维度包括人的潜意识，直觉，意志力，认知背景，语言能力以及社会环境等等 — 它们和康德的先天形式一样，都限定了我们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或方式，也界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为十九和二十世纪对认知主体的哲学研究开了先河。
道德以及诗歌
康德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也许比他的形而上学更为著名。我不相信有任何康德以后的道德哲学家敢于宣称他没有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康德认为，道德不是圣人独有的特质，也不是需要修行才能获得的德行。相反，道德是内在的。道德标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人人皆可洞见，无需向外寻找。道德的核心在于人是否自觉履行心中的道德标准。
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如果他的行为背后有其他目的，例如追求长远经济利益或期待他人赞美，那么这个行为就不能被看成道德行为。只有当一个人把做好事看作自己的义务，并自愿遵循道德律，把做好事本身看作目的时，他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
根据这样一种道德观，人的行动是否道德，其实是他时时刻刻的自由选择。这话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人的自由被剥夺了因而无法自由选择的时候，他的行为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因此，人的自由是道德的先决条件。
鉴于人的自由对于道德的重要性，康德以布道般的热情捍卫着人这个自由的主体。康德的道德律包含一条著名的人性公式：你要这样行动，把人性永远当作目的，而绝不只是当作手段。这就是影响至为深远的康德的人道主义。它宣称人是一种高贵且有尊严的生物，因此永远应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没有任何事物，无论是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还是抽象的多数利益，可以被视为比个人更加高尚，以至于要求个人的献祭。
在我看来，康德的人道主义是最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也是最博大的政治理想。它是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坚定地对抗一切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空想主义、极端宗教教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伯林曾这样评价康德的写作：尽管晦涩难懂，却极少有不准确之处。的确，康德的哲学虽然艰深，却吸引了无数追随者。因为在枯燥的学术语言背后，隐藏着优雅而质朴的思想，哪怕仅仅窥得其中一角，也足以令人深深着迷。南非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杨·斯穆茨年仅30岁时便考虑引退，因为“我喜欢安静地坐着，喜欢给我的桔树浇水，喜欢研读康德的批判哲学 ”。这幅生活画面或许会吸引所有喜欢思考的人们。更令人惊讶的是，康德哲学竟然也与诗人们的气质相契。俄国诗人安德烈·别雷伊充满诗意地写道：“目光凝视着春天的远方：那里是蔚蓝色的穹苍。。。而在我面前却摆着三本《批判》—它们皮面精装。” 在阿里山大·布洛克一首题名“伊曼努尔·康德”的诗中，康德呈现出这样的形象：“眼深无底，一如玻璃，在一只布满皱纹的小手上带着戒指。”诗人威廉·布施在自传中写道：他尽管不懂康德的思想，但康德使他意识到“人的心灵居然有那么多隐秘之处。”读到这些诗人的赞美，你会不禁惊叹，哲学和诗歌各自的抽象之美，怎么竟能都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共鸣？
老者和他最后的日子
尽管康德以严谨的学者形象著称，但他绝非与世隔绝的书斋哲人。相反，在当时专制保守的普鲁士，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派和法国大革命的热忱支持者。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康德向上天祈祷：“主啊，我看到了世界的曙光。” 即便在腓特烈二世政府迅速镇压对法国革命的支持，社会上充斥着对雅各宾党的恐惧时，康德依然毫无保留地在各界人士包括普鲁士高官面前为法国大革命辩护。在这个话题上，老年的康德变得尤其执拗，谁要是发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言论，他便会摆出个人受到冒犯的样子，板着脸断然拒绝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幸运的是，他并未因此遭到政府的追究。
康德对上帝和宗教的态度是冷淡的，他的朋友们经常听到他对祈祷和宗教仪式的不屑。对于康德来说，宗教信仰是个人内在道德需求的反映，不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来实现。他明确主张：“不要把道德建立在信仰上，而要把信仰建立在道德上。” 这一立场在教会保守势力中引发了不满，他们把柯尼斯堡教堂的冷清归因于康德的影响。康德的道德优先于宗教的主张还招致了国王腓特烈二世的不悦。作为专制制度的守护者，普鲁士的书报审查官很快就对康德哲学发难。1794年，康德收到了一封警告信，他被告知：“看到您的哲学如何丑化且贬抑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国王陛下长期以来深感不悦……若您继续违抗，将会面临非常令人不快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解聘、强制无薪退休，甚至流放。康德在十天后回函，表示自己从未对基督教做出过负面评价，并愿以“国王陛下忠诚的子民”的身份承诺，从此不再讲授与宗教有关的课程。
康德的退缩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已年届七十，难以承受流放的艰辛。尽管他在哲学上引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在性格上，他更像谨慎的哥白尼，而非激进的布鲁诺。不过，有人认为康德的承诺带有策略性。他“以国王陛下忠诚子民的身份”作出承诺，暗示这只基于私人立场的让步。当国王去世后，这一约束将自动解除。果然，在1797年国王去世后，康德毫不犹豫地重启了关于宗教的讨论。
总体而言，面对专制的普鲁士当局，康德始终保持谨慎，但并不畏惧。康德的朋友形象地描述他在与国王的对抗中，犹如一个尊贵的老者，即便面对权贵，依旧神情自若。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顽固”时，康德微笑回应：“因为我已经老了，国王陛下。”
从1797年夏天起，由于年事已高和身体虚弱，康德不再授课。同时，他的朋友们也逐渐察觉到他智力衰退的迹象。1799年是一个转折点，康德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他曾对朋友说：“我是一个身体虚弱的老人，您得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看待。” 随后的几年，康德标志性的散步变得越来越短，而且他不得不以老人特有的小碎步来维持平衡。尽管如此，摔倒仍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他的摔倒似乎从未造成严重伤害，有一次在被一位陌生女士扶起后他甚至还设法保持住风度为她送上一朵玫瑰花。不过此后不久，康德终于彻底放弃了散步。从那时起，康德越来越需要人专门照顾：他躺在床上看书却让蜡烛点着了睡帽；人从摇椅上滑落到地板后再也站不起来，等等。而且他开始认不出以前的熟人了。死亡正缓慢却不可阻挡地逼近康德。
1804年2月12日，距他80岁生日不到两个月，康德平静地离世。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在感谢身边的人喂他掺水的酒时说的：“好了（It is good）”。人们一直猜测，他是在说水喝够了，还是说这一生已经足够。中午11点，他的生命彻底终结。守在身旁的人记录道：他死得“极为宁静，没有任何痉挛，没有任何抵抗的迹象，似乎颇为乐意离开。” 而在他的律师看来，“他的死，只是生命的终止，而非自然的暴行。”
早在1799年，康德就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好了安排。他希望在去世后的第三天下葬，并且一切从简，只邀请亲友参加，遗体埋葬于普通公墓。然而，实际的安葬过程却并非如康德所愿。柯尼斯堡那年的二月异常寒冷，冰冻的大地坚硬如铁，墓穴难以挖掘–仿佛大地拒绝接纳这位哲人的遗体。葬礼因此一再推迟，直至十六天后才得以举行。葬礼庄严而隆重，全城的人都来与康德告别。二十四个康德的学生抬着灵柩，缓缓而行，后面跟随着驻防军军官团和几千名本地同胞，队伍蜿蜒。柯尼斯堡所有的教堂都敲响了丧钟，钟声在阴沉的冬日天空中回荡。葬礼上演唱了专门为腓特烈二世逝世所写的清唱剧，以此歌颂像国王一样伟大的哲学家。
讽刺的是，如今康德的名字依然响亮，而又有多少人还记得腓特烈二世其人呢？
属于世界的康德
如今的康德的陵墓坐落在柯尼斯堡大教堂的东北角，它是为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而建。陵墓常年鲜花不断，是新婚夫妇们步出教堂时必定停留的地点，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对康德依然怀有的深深敬意。在教堂院内的墓碑上，刻着一句摘自《实践理性批判》的话，被广泛认为是康德的墓志铭：“有两样东西，我思索得越多越久，心头就充溢以愈见常新常增的景仰与敬畏，那便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段文字简洁而深邃，表达的是康德对宇宙奥秘与人类道德的沉思，却像诗歌一样优美。
2005年，康德的母校被命名为伊曼纽尔康德俄罗斯国立大学，2011年又改名为康德波罗的海联邦大学，成为俄罗斯9所联邦大学之一。这所大学时至今日依然以康德为荣为傲，殊为可敬。这彰显了康德在学术领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
近年来，有传言称加里宁格勒的居民计划将城市名改回柯尼斯堡。虽然此项计划的进展尚不明朗，但此番努力反映出康德与这片土地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显然，对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崇敬之情，早已超越了国家、族裔和意识形态的界线。
对于学界和众多康德爱好者来说，2024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为纪念康德诞辰300周年，德国、俄国、意大利、荷兰以及和世界各地都举行了纪念集会。德国总统和总理在集会上发表了致词。各国学界也通过展览、研讨会、纪念文集、报社社论、电视访谈和记录片等形式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世界为什么仍然需要康德？这是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提出的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康德的星空仍然灿烂于我们头顶，而他的道德律已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