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婚姻很少是出于两情相悦的爱情，更多是门当户对的强强联合。
这一点康生便深受其害，第一任妻子便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产物，他的儿子张子石便是与发妻所生。
参加革命后，康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曹轶欧，二人两情相悦结为伉俪。
众所周知，康生生前从来都是以一个政治投机份子的面貌示人，面厚心黑，善于见风使舵，无耻之尤。
没想到，他的第二任妻子曹轶欧与他相比亦不逞多让，在康生死后，一无职位、二无职级的曹轶欧竟霸占住了部长楼不肯搬走。
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康生是山东人，出生在青岛的他与诸城的江青同属鲁东地区，两地遂相隔百里文化习俗上却是一脉相承，算得上同乡，同乡之谊加上举荐之情为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发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康生本姓张，张家是胶南县本地的大户，家族历来重视教育的传统，为在浓厚的家学氛围和优厚的物质条件下长大的康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学业成绩优秀的同时，康生人情练达、处事老道，处事八面玲珑，靠着一手好字享誉十里八乡。
他生长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之交，国家正是多事之秋，随着年龄的增长，康生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革命的求索远赴上海求学。
离家前，父母为他安排了一桩亲事，康生迎娶了本地大户陈家的女儿过门，成为了他的发妻。
虽同样出身高门大户，妻子却传统守旧的紧，被封建礼教牢牢束缚着，与自己这个受过教育接受过新思想的新时代青年，这段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在二人在生儿育女的家族使命后康生离乡而结束。
那时，上海是中国的金融经济中心，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革命活动暗流涌动，随着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此时的上海也成为了我党的活动中心。
来到上海后，思维敏捷、思想先进的康生亦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投身工人运动之中，与此同时，他邂逅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曹轶欧。
曹轶欧是北平人，出生在城市中产家庭的她自幼生活富足，眼界开阔，从小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她比丈夫要小五岁，虽然年纪小可她参加革命的时间只比康生要晚一年。
她加入我党时，康生已经是个出色的工人运动组织和领导者了，同时康生做地下工作也很有一手，是个杰出的情报工作者。
在丈夫的带动下，曹轶欧成长很快。
此后，夫妻二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对革命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个合格的马列主义学者。
归国后，曹轶欧由于深厚的革命履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很受中央的器重，在党校工作期间，职位一路扶摇直上。
建国后，她的职位随着也丈夫的权力水涨船高，随着国内“左倾”主义思想的日益膨胀，投机份子康生夫妇在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中看到了自己“上位”的机会。
60年代末，“四人帮”当道，因康生与江青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投机分子康生可谓风头无两，文革期间，他们为虎作伥，作恶多端。
曹轶欧和康生沆瀣一气，滥用公器参与“斗倒”了刘、邓在内的众多领导人的政治事件之中，期间她因自己的妹妹自杀事件，这件本无关他人自寻短见的小事，却被她“小题大做”，掀起了一场牵连数十人的政治大案。
随着70年代末丈夫的去世，“四人帮”集团的倒台，曹轶欧亦受到人民公正的审判。
介于她曾经的革命功绩，她被开除了一切公职，勒令退休，组织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给了她优厚的待遇。
然而，曹轶欧却拿着鸡毛当令箭，占住部长大楼不愿搬走，直到住到自己去世，退休这十几年来仍执着于为自己“平反”而四处奔走，对当年的错误执迷不悟不肯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