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9-20日，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主办、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承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与汉语语音史专题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济南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同就民族古文字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古代民族文字拼写的汉语语音研究、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古代民族语与汉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借用汉字构件创制民族古文字时反映的汉语方音研究、民族古文字文献中记载的汉语使用情况和运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成果解读民族古文字文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研讨会开幕式由天津大学施向东教授主持，天津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刘俊卿、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吕静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孙伯君研究员分别致辞。
刘俊卿处长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要重视发展具有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我国卷帙浩繁、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正是这样一批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要利用民族古文字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另一方面利用汉语语音史知识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文献，二者之间的关联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吕静书记强调此次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天大实践”，来自民族古文字与汉语语音史两大领域专家的交流与互动，必将促进两种冷门“绝学”学科的交叉发展。
孙伯君副会长强调，中国历史上汉语的发展总是与民族语的接触相伴而行。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他们所说的“不咋精确”的汉语会成为天下通衢的强势“官话”，或某一区域的强势方言。而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灭亡，这种带有“番式”变读的汉语也会在汉语中“沉积”下来，构成现代方言文、白异读的各种层次。因此，要利用好民族古文字研究汉语语音史，利用汉语语音史知识辅助解读民族古文字文献，促进汉语、民族语及相关古文字等多学科交流互鉴，进一步加强冷门“绝学”语言文字的研究。
此次研讨会按照议题分为5个专场，第一个是夏-汉对音研究专场，第二个是民族接触和汉语方音史研究专场，第三个是梵、回鹘、蒙、满-汉对音研究专场，第四个是八思巴字汉语研究专场，第五个是云端论坛与藏汉对音研究专场。
夏-汉对音研究专场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作了题为《西夏语长短元音质疑》的报告，对龚煌城先生曾提出的西夏语长短元音的区别提出了质疑，他运用《佛顶尊胜陀罗尼》中梵夏对音材料、《三代相照文集》的诗歌押韵材料、《择要常传同训杂字》中的通假材料来证明西夏语没有长元音的对立，随后提出了西夏语构拟方案的诸多建议，如取消长短元音的区别、打破同一韵摄内各韵的界限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古时期汉语入声字与民族语接触的变读》的报告，重点讲解了中古时期入声字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中古汉语入声字尤其是咸山摄在西夏语中的变读，运用诸多例子表明咸山摄入声字丢掉塞音韵尾后均读为阴声韵，且屑、叶、薛、月、乏、黠、曷韵的主元音均为-a。除此之外，她还介绍了汉语入声字在契丹语、女真语、回鹘语等语言中变读的例子。
宁夏大学段玉泉研究员作了题为《西夏字书训释中的汉语词》的报告。西夏字书中有几部字书的解释中都用到了汉语词，这些汉语词大多都有明确的标识，《文海宝韵》中共出现了五种不同的标识，不同汉语标识体现出这些汉语词的不同层次，主要有汉语借词与汉语音译词（或者说汉语词注音)，另外还标注出了大量的汉姓用字。与《文海宝韵》不同的是，《同音》丁种本背注、《同音文海宝韵合编》的汉语词数量大增，这些词几乎都是汉语音译词，且多是《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中所收录的日常概念词语的音译，似乎是在《文海宝韵》等解释基础上增补的内容。汉语词进入西夏字书用以解释西夏字词，反映了西夏中后期民族之间的交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汉语词日益增加的情况。
民族接触和汉语方音史研究专场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高永安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古代语言研究史现象谈》的报告，对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些特异现象如语言要素研究的阶段性、汉语结构与汉语研究结构的一致性、语言与语言研究节奏相应、汉字的关键作用和经学的主导作用等做出了梳理。
河南师范大学孙志波副教授作了题为《〈龙胜伶人记音〉：一份早期伶话记音材料》的报告。《龙胜伶人记音》为《西南边民土语记音》中的一份字表，后者是一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档案，调查时间大约在1928-1943年之间，调查对象涵盖了苗、瑶、怒、民家（白族支系）、啦马（白族支系）等多种语言。该字表笔迹分蓝色、黑色，记有国际音标，较为完整记录了发音人的信息、语言的通行范围等。孙志波考证该表为葛毅卿记音。“伶人”分布于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20世纪50年代划归为苗族。
天津师范大学任文博讲师作了题为《〈声韵同然集〉与杨选杞的反切改良》的报告。任文博指出杨选杞受《西儒耳目资》的启发，形成了自身的反切改良思想。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形式上，贯穿《声韵同然集》编纂始终。具体手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化、固定反切用字；二是设置可以旋转、便于拼合读音的盘图。
南开大学刘春陶副教授作了题为《海南军话的接触演化类型》的报告。海南军话于明代传入，其性质可以归入官话方言，现代海南军话主要分布于西部沿海，与海南闽粤方言和侗台语都有接触。刘春陶指出军话的接触变异在声母方面有内爆音的产生和知庄章结构的调整适应，韵母方面流摄元音低化及对效摄的影响以及曾梗摄元音低化对宕江摄的影响等，并对音变分类标准进行了探讨，即是否造成了音类变化、是否有标记性音值（指的是音值特异，语言接触中，母语者往往习惯用自己语言中已有的音值去对应接触语言的新音值）以及是否有音变链等。
梵、回鹘、蒙、满-汉对音研究专场方面。安徽师范大学储泰松教授作了题为《北朝文献所见“河北”方音特征及其实质》的报告，从“河北”的含义、文献记载的“河北”语言状况、文献所见相关语音现象及早期“汉儿言语”的语音特点等进行了研究。“河北”地区一直存在少数民族与汉人错杂而居的现象，汉语是该区域的权威语言，此外匈奴语、鲜卑语、突厥语、柔然语等多种语言也有使用。他指出了文献所见一些汉语借词，涉及端组、来纽与喻四、章组、章组与精组、牙喉音与唇音见组与晓匣、见系与喻四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建强副教授作了题为《从梵语的语句重音看汉语的声调》的报告。他指出，俞敏先生曾发明了利用梵语的重音规则和汉语调类的对应关系来研究汉语调值的方法，刘广和、施向东先生曾证明唐代北方存在调值对立的两大方言区。但在词典中能够确定重音位置的梵语词不是特别丰富。和声母、韵母研究相比，声调研究的材料相对薄弱，梵文咒语多数是特定格式的语句，其语法形式是判断重音位置的重要线索，据此能发现一批汉语声调研究的新材料。
中央民族大学陈云聪博士作了题为《回鹘-汉对音的学科建设与未来展望》的报告，对回鹘-汉对音的研究背景、对音材料、研究路径等进行了介绍和展望，认为回鹘汉对音研究的发展，使得古代西北方音研究连点成面，由浅入深，明代译音反映了明代早期的官话特征，为明代汉语官话性质等问题可以提供材料，可以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语言学证据，如涉及突厥语族音译词的人名、地名等。同时，回鹘-汉对音存在诸多不足，如材料未全面整理、字母转写体例混乱、词典缺位、音译词判断标准模糊、对音体例不够成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王润柯博士作了题为《〈蒙古秘史〉中的“哈”》的报告，关注《蒙古秘史》中“哈”对应蒙古语音节ha的现象。《五音集韵》根据《广韵》《集韵》的情况收的“哈”，而《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韵书却未收“哈”字。王润柯梳理了《蒙古秘史》所体现的蒙-汉语音对应关系，确定《蒙古秘史》中“哈”的音读范围，结合《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中的情况、汉语语音演变的规律与现代方言的情况，认为承自《集韵》的音读呼合切、胡臘切可以对应《蒙古秘史》中蒙古语音节ha。
江苏师范大学王为民教授作了题为《〈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对满文第六元音的规范及相关问题》的报告，通过全面梳理满汉对音规范文献《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十二字头的对音条例，明确其中标注的“平声读”和“入声读”与汉语平、入声性质相同，对音汉字平、入两分的目的是规范满文中的第六元音ū，说明满文第六元音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说好第六元音ū是发标准满语的关键，也是满汉对音规范化的关键。该文献中的“入声”是一种无入声韵尾但发音短促的音调，是一种人为规范的、读书音中的入声，由此推知与之对音的第六元音ū作为满语中的入声韵，应是受蒙古语影响，具有发音比其他元音短促的语音特点。
八思巴字汉语研究专场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冯蒸教授作了题为《从〈蒙古字韵〉标音看〈切韵指掌图〉与〈四声等子〉三、四等韵的区别》的报告，认为《切韵》音系的三、四等到了反映宋代时音的《切韵指掌图》与《四声等子》时期，原来的三、四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新三等”和“新四等”，这种新三、四等的音值区别，可以从其与《蒙古字韵》的对应分类的标音中得到证明。
济南大学宋洪民教授作了题为《语言接触视域下元杂剧中的四字格状态形容词与〈蒙古字韵〉合、匣分立的语音关系》的报告，指出元杂剧中的四字格状态形容词所呈现出同一声母下洪细分韵的语音格局，这与蒙古语中与阴阳元音相关的语音和谐存在同构契合，同时，元代蒙-汉语言接触背景下，蒙古语的辅音和谐与洪细分韵的语音格局相互促动，引发了《蒙古字韵》合、匣分立的语音格局。
南开大学倪博洋副教授作了题为《〈蒙古字韵〉音系性质》的报告，认为《蒙古字韵》当时有其他诸多材料整合在“八思巴字”这一拼音形式下，但背后记录的可能是零碎、松散且不同系属的多个方言音系。倪博洋主张《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未坚持一字一音原则，并利用学界涉及较少的材料（朝鲜汉字音）来观察音类之间的差异，认为《蒙古字韵》的方言基础是汴洛雅音，与慧琳《一切经音义》和邵雍《声音唱和图》等所记载的中古晚期雅音体系一脉相承。
天津大学陈鑫海讲师作了题为《再论近代汉语知、章、庄、日在八思巴字汉语中的音值》的报告，认为八思巴字的知照声母应该统一拟定为[tʂ]组，而这一组音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步变为卷舌音，而是按照知二庄和知三章两步走，而[i]变为[ʅ]也是两步，这样一来，八思巴字汉语知庄章音变共有四步，第一步是知二庄读为[tʂ],第二步是知二庄（主要是庄三）后面的[i]先变为[ʅ]，第三步知三章变读为为[tʂ]，和知二庄完全合并，第四步为知三章后面的[i]接着变为[ʅ]。陈鑫海通过八思巴日母的藏文来源，认为八思巴字日母当为擦音[ʑ]。
北京大学张渭毅长聘副教授作了题为《〈蒙古字韵〉和八思巴字汉语研究的新进展与新突破——陈鑫海博士相关研究述评》，通过介绍陈鑫海博士的成果，报告了八思巴字汉语和《蒙古字韵》研究的新进展，并强调坚持从“拼音方案”角度对八思巴字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云端论坛与藏汉对音研究专场方面。天津大学施向东教授作了题为《关于古藏文字母的思考》的报告。藏文是借鉴梵文字母创制的，近年来众多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施向东认为藏文来源于梵文系统是没有疑问的。藏文表现的藏语音系不同于梵文表现的梵语音系，文字的差异很好地表现了音系的差异。藏文表现出的藏语音系与汉语古音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藏文透露出了藏语音系的历史发展，音系研究藏文字母表对汉语古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语言大学冯胜利教授作了题为《“复合韵律词”的生成机制与藏语“四音格”的再分析》的报告，基于汉语韵律词的定义，讨论两个韵律词的组合单位“复合韵律词”的节律属性和派生机制，提出语义独立和节律模式是鉴定汉语“四字格（或四言/音格）”的标准。汉语四字格有自己的固定的节律凸显模式，因此必须从节律音系学运作原理、机制和规则上考量汉语（包括藏缅语）四音格之所以如此构造或生成的历时与共时的原因，从而将其“本体结构”与它们的“语用功能”区别开来。
南开大学意西微萨·阿错教授作了题为《〈蒙古字韵〉八思巴字“清浊颠倒”问题》的报告，通过梳理同时期汉、藏等语言的基本音系面貌和《蒙古字韵》相应现象，认为《蒙古字韵》“清浊颠倒”并不是清浊颠倒，而是声调匹配的问题。《蒙古字韵》记载的古浊辅音声母已经清化，用“清浊”八思巴字母记录的实际是汉语声调高低的对立，而非“清浊对立”，即八思巴字浊辅音字母标记元代汉字低调类（阴调），清辅音字母标记汉字高调类（阳调）。而八思巴所在后藏地区藏语方言相应的声调性质是八思巴字“清浊”辅音代表相应的高低调类的重要佐证。
宁夏大学彭向前研究员作了题为《西夏服饰“吊敦背”考》的报告，“吊敦背”见载于《东京梦华录》《三朝北盟汇编》等，以往对此的解释不尽准确。从“背”与西夏文“靴”的声韵关系考证，“背”可作“靴”解。“吊敦背”就是史籍上的“吊墩靴”，由“吊敦”发展而来，盖吊墩与靴连属，兼备吊墩与靴二者功用。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湖辽墓壁画上的一种连裤靴，即是对“吊敦背”的具体描绘。这种裤腿与靴口相接，形制独特的一经出现便以其简洁、方便、合体而深受各民族喜欢并迅速流传开来，同时代的西夏、辽、金、宋地皆有穿用。
青海民族大学昂色拉加副教授作了题为《古藏文反写i元音》的报告，提出古藏文文献中具有与如今通行的规范书面藏语不同的五个元音符号，且广泛使用反写i元音。尽管关于三次“厘定”的历史文献中并不见明确取消这一符号的记载，但事实是后弘期之后，书面藏语中的反写i元音符号基本消失，因此其被学界看作是古藏文文献突出的、标志性的特征之一。
天津大学白晨副教授作了题为《汉语四字格韵律的语音学特征研究》，提取汉语四字格词语的语音声学特征，利用定性与定量的语音学实验设计，分析汉语四字格词语存在着特定的韵律结构，在声学特征上也表现出独特的语音模式。与此同时，通过比较两种不同词语性质的四字格结构，发现汉语四字格结构虽然存在相同的韵律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反映为静止的声学特征，而是表现为按照韵律结构与词语性质、声学特征进行不断调节的一种动态韵律模式。
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首先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同时赞扬了与会诸位学者秉持科学精神，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严谨的分析，为学界做出了很好的表率。聂先生强调，发现材料和对材料进行精准阐释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因为材料代表着语言事实，学术研究与语言事实相辅相成。他指出在已有语言学材料充分研究的背景下，语言学家需要寻找更多材料，借用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汉语通语和方言是很好的出路和方向。
本次研讨会对中国民族古文字与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充分讨论，诸多学者利用中国民族古文字进行研究，高度关注夏-汉对音、藏-汉对音、蒙-汉对音、八思巴-汉对音、回鹘-汉对音等与汉语语音史相关研究领域。搜集材料的眼界要放宽，并对之进行精审分析的治学精神，始终贯穿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视角多维、涉猎广泛、讨论激烈，对推动中国民族古文文献与汉语语音史研究学者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大学 孙森
摄影：天津大学中文系 周子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