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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为1928年至1930年初的“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争参与方众多，涉及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的论争，左翼与梁实秋的论争，等等。本书每章围绕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深入细致地探讨了“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方面。作者一方面重视域外资源对论争的影响，重点发掘了日本福本主义与新写实主义、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美国辛克莱的艺术宣传论与新人文主义等如何介入论争；另一方面重视史料的发掘与考辨，通过分析相关文本，还原了丰富的历史面貌和心灵轨迹，对“革命文学”论争进行了动态呈现，揭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如何在论争中完成初步的理论建构，收获广泛的认同，从而在文坛迅速崛起。

“革命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此次论争参与方众多，并涉及诸多理论资源。在本书中，作者凭借其优秀的理论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对论争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史料为基础，作者细致地观察了论争各方近乎即时的细微思想与情感变化，有所依凭而不过度阐发，同时重视域外理论资源对论争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如何在论争中完成初步的理论建构。全书文字明白晓畅，史料扎实，逻辑缜密。

作者简介

四、主要概念界说与体例说明

1. 主要概念界说

主要发生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之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严格来讲，所争并非“革命文学”，而是“无产阶级文学”；只不过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本就属于“革命文学”，且“革命文学”在大革命时期广泛流行，已为各方习用，而“无产阶级”一词又具政治敏感性，所以“革命文学”的提法仍然普遍为各方采用。处于“革命文学”论争之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其主体当然是以后期创造社率先系统提倡，太阳社其后积极呼应的一种文学类型，当时也被称作“普罗文学”，或“普罗列搭利亚文学”（“搭”亦常写作“塔”）。它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核心要素，和在大革命时期普遍诉诸人性共感因素的“革命文学”，已然有了质的不同。与此相应的是，革命也跃升至了阶级斗争的阶段。正因此，将这场论争称之为“‘革命文学’论争”，其实并不准确。那么，“‘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最早注意到“革命文学”论争之价值，并有意识地辑录相关史料的学者为李何林。1929年4月，论争尚未结束，他便选编论争文献47篇，取名《中国文艺论战》，同年10月由中国书店出版。此书之成，显然受到1925年出版的任国桢辑译《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启发。“序言”起首即云：“虽然不能像苏联，对于文艺问题曾经党之最高机关召集全国大会讨论过，而且确定了党之一贯的文艺政策；但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文艺界也曾起了一场颇剧烈的论争。”¹这部资料集，以语丝派、创造社、《小说月报》《新月》《现代文化》等社团或刊物为单元，分为5辑。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未给“论战”精确命名，但将论争文献总括为“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两类²，也算为以后的命名做了铺垫。王哲甫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便把该次论争称为“革命文学之论战”³。

1939年李何林又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该书第二编对“革命文学”论争各方观点做了全面介绍。创造社、鲁迅和茅盾、语丝派、新月派的观点，都以专章呈现。该书政治观点更加鲜明，斥新月派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⁴，并将创造社、鲁迅等与新月派的论战，视为敌我之争。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论争，则被明确界定为“内讧”：“创造社太阳社在一九二八年与鲁迅茅盾的论争，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该有的内讧，以致忽略了对于真正敌人的斗争。”⁵虽然该书反复强调此一部分论争的“内讧”性质，但也并未将创造社、鲁迅等与新月派的论争排除出整体论争的范畴之外。论争之全体，被作者涵盖在“革命文学问题”的范围之内，但在正面论述时，亦未给其命名。不过在“序”中，李何林有“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论争”的表述⁶。此时的李何林，显然尚未想到更精确的名称。若使用“革命文学”，则难以准确描述作为论争核心要素的“无产阶级”问题；若使用“无产阶级文学”，似乎又与当时普遍流行的“革命文学”的称呼不太匹配。但大概还是因为“革命文学”的表述实在太过深入人心，在行文至第三编、论述主题已离开“革命文学”论争时，李何林使用了“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表述⁷。此一表述，全书仅出现一次，大概是“‘革命文学’论争”的最早现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中，“革命文学”论争的主体已然被限定为“内部”论争。

李何林1951年所作《“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一文，采取了相似的逻辑，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鲁迅之间的论争是“革命的文学阵营里面的内战”⁸。但该文亦未使用“‘革命文学’论争”的概念，而使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斗争”的提法，对鲁迅和茅盾的斗争，对新月派的斗争，都被涵盖其中⁹。

在新中国初期陆续编撰的文学史中，该次论争的名称虽仍未固定，但已大致趋同，论争之核心被普遍界定为“革命文学”。显然，文学史教学尤其需要对文学现象的命名。王瑶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到：“在文学领域，经过了一九二八——二九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一九三〇年三月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¹⁰不过该著并未对“革命文学的论争”的范围做清晰界定。丁易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则明确使用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概念。在该书中，此次论争大体上已经排除了与新月派的论争，因而“其性质是革命文学内部的思想斗争”¹¹。 刘绶松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则明确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的论争，称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而将与新月派等团体的论争，作为对敌斗争与之区隔了开来¹²。其后的文学史叙事，直到“文革”爆发，与此均大同小异。“革命文学”论争被界定为“内部”论争的认知模式，基本确定了下来。但相关文学史著，并不会给该次论争过多关注与过高评价，大多认为该次论争为“左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主要是“左联”的功绩。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学界努力为被抹黑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翻案，“革命文学”论争才获得重点关注，“‘革命文学’论争”的提法也才完全固定了下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成《“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一书，凡71万字，1981年出版，为相关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该书之“前言”，表达了对林彪与“四人帮”混淆“革命文学”论争中“两类矛盾”的愤慨¹³。此一表述所针对的，当然是“文革”期间，创造社、太阳社等与鲁迅的矛盾被当成了敌我矛盾，许多人为此饱受摧残。基于此一翻案平反的动机，“革命文学”论争当然也更适合“在革命文艺界内部”进行界定¹⁴。所以，左翼与新月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论争文献，都被该书作为“附录”而收入，以突显真正的敌人之所在。但好在毕竟收入了此类文献，且该书所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编目》，大体也兼收并蓄，为打开全面的“革命文学”论争视野，提供了极大便利。不过受制于“内部”论争思维，该资料集对于“敌方”文献，失收便颇多。

时过境迁，相关限制已然不再必要；而“‘革命文学’论争”一词，即便字面上不够精确，也早已约定俗成，无另立名目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本书完全承袭“‘革命文学’论争”的提法，但对其将取最广义的理解，把文坛各方自1927年底至1930年上半年，所有关于革命文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全部涵盖在内。本书之研究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在研究的思维与视野上，将对“革命文学”论争持开放的认知态度。

另有必要说明的两个概念，是“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文学派”。“革命文学家”是鲁迅喜欢使用的概念，1928年1月之前他主要用来指称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文学家，1928年2月之后，基本上只用来指称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文学家。但在鲁迅的使用中，该词饱含贬义色彩。据2005年版《鲁迅全集》，鲁迅一共使用了62次“革命文学家”（含3次引述他人文字时出现、2次引用自己文章时复现、4次信函中出现），时间跨越1927至1933年，基本上全具负面涵义，可确定讽刺创造社和太阳社者近50次，其中绝大多数是讽刺的创造社。本书在论述时，不排斥使用“革命文学家”，但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使用；在表述“革命文学家”群体时，则采用“革命文学派”的称呼。“革命文学派”一词，鲁迅与茅盾应该都未用过，早期文学史家也很少使用。王丰园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大概是文学史著中最早使用该概念者。该书一共使用了两次“革命文学派”，指称以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为核心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群体，涵义基本等同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即出现的“革命文学家们”¹⁵。刘大杰1936年也在一篇悼念鲁迅的文章中使用了一次相同涵义的“革命文学派”概念¹⁶。蔡仪195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则多次使用了“‘革命文学’派”（有时“革命文学”亦不加引号）的表述，涵义亦无不同；对于鲁迅与茅盾方面，蔡仪使用的概念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派”¹⁷。后者显然未能流行开来，而“革命文学派”则在1980年代之后，获得较为普遍的使用。本书使用“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文学派”概念，指称以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为核心的，与中共组织有密切关联，多数也是党员的文学家。为便于行文，本书对于鲁迅、茅盾等虽非党员或脱离了党组织，但立场倾向中共的作家，以及革命文学派，以“左翼”统称之¹⁸。

本书书名使用了“阶级文学理论”一词，而未使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乃是基于如下考量：一、“阶级文学理论”，顾名思义，指的是以阶级问题为论述核心的文学理论。据此定义，则不管是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语境下，该词基本上不存在产生歧义的可能，指的当然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二、本书详细讨论了文坛对“无产阶级文学”之“无产阶级”属性的辩难，若使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表述，则难免遭受同样的质问：它是否真的就已经是“无产阶级”的所属物？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在论述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一词，但在书名中采用涵义更广泛、表意更精准、形式更简练的“阶级文学理论”。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作为本书重要研究对象的创造社，学界公认可分作三期，本书为行文便利，一般把前、中期统称作前期；同样为本书重要研究对象的太阳社与我们社，二者关系目前学界尚未清晰厘定，本书在一般情况下仍袭惯例，将我们社成员并入太阳社中进行论述。

2. 体例说明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为“论争”，尤其注意观察论争各方近乎即时的细微思想与情感变化，这决定了本书只能以原始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所以书中引述的文献，基本为初刊本，除非寻获未得，一般不从作家文集或各种资料集中转引。但因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所录文本与初刊本一般差别极小，且为学界普遍使用，为便于学界查考，本书在多数情况下会在尽量考核对比的前提下据该全集进行引用，并对值得注意的差别加注说明；对《鲁迅全集》的注释失误，亦予顺带指出。

本书引文尽量保持资料的原始形态，若非确定的错误，不做改动，若有改动，则加校勘符号（个别地方加注说明）。其中改错字符号为［］，补缺字符号为〈〉，删衍字符号为「」。若引文中存在类似符号且可能导致误解，则加注说明。

本书所征引的文献中，许多书名与篇名未加书名号，本书均予加上，引号形式的书名号则改为今日通行的书名号，均不再标注。较为细微的标点符号错误，本书予以直接改正，不再标注。本书作者所加省略号，与引文中原有省略号未作区分，但若因此可能导致对引文有意义的理解偏差，则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本书注释中的图书文献，第一次出现列出全部版权信息，其后只列基本信息。征引次数较多的图书的版权信息，可至书末之“参考文献”中查阅。

编辑｜王琳棋

审核｜楼煦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