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由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正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这一重大转变对我国商学教育体系带来的深远影响及启示。
202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呈现出一种相对疲软的状态。虽然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尚可，但到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步伐有所放缓。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经济，但到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增速再次出现下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有多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由于疫情的影响，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承受了较大的压力。
其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在某些行业中实施了专项整治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对企业家的信心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使得国家安全成为国内外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并未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自2024年9月末起，政府已连续发布多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虽然市场还在猜测这些政策是否足以应对当前局势，但我个人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展现出了空前的力度，财政政策已实现了重大转向。
2024年10月12日，财政部部长在会议上强调，中央政府目前仍有非常大的举债和提高赤字的空间，这样的表态在过去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此前，我国的财政政策一贯秉持“积极但相对稳健”的基调，要为长期规划留足空间以备必要时的调控。然而，这次政策的风向标已明显转向。
看2024年10月份的高频数据会发现，如社会融资规模、贷款余额增长率、城镇就业失业率、制造业PMI，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被视为贴近经济脉搏的关键指标，皆显露出回暖迹象，较之2024年9月份已有明显的改善。如果这种趋势得以延续，我觉得202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将优于前三个季度。
当然，还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执政方针尚未明朗，其政策方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两件事是比较确定的：一是特朗普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二是他对全球碳减排与绿色转型持否定态度。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宣称，计划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此前更有言论说要对中国产品施加高达60%的关税。届时到底会增加多少，是不确定的，但贸易的壁垒无疑将显著升高，尤其在美国市场非常明显，这将对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表现造成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所以，我们的政策需要继续加大力度，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做强国内需求。这将使我们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具备更强的抵御与缓冲能力，有效化解潜在冲击，这是我们短期内可见且应主动采取的策略调整。然而，更为严峻的考验是中长期的挑战，不仅仅是周期性经济疲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
五年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①（简称“国发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2049”的联合研究项目。顾名思义，这一研究旨在探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相对于过往四十年将会有哪些显著差异。
我们归纳出三大关键转变：
第一，低成本竞争优势渐失，如今我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3万美元，正逼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第二，曾经享受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
第三，全球化市场环境正遭遇挑战，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出台，特别是在我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欧美市场，其投资和技术领域的限制也在不断加剧，类似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频繁出现。
过去，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由于成本较低，我们能够通过模仿和学习来迅速发展，但如今，随着中国的发展水平提高，成本也随之上升，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劳动力的供给也不再持续增长，我们必须从依赖低成本优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能否实现创新？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当然能创新。我们从1978年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今天接近高收入经济水平，这些都是通过创新取得的成就。但创新的过程相对简单，更多的是学习。我们曾经跟随亚洲四小龙学习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但随着我们日益接近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我们需要学习和创新的东西也越来越接近时代前沿——但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却逐渐减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②）专注于研究国家创新能力，他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第一，人才和研发经费；第二，这些投入对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开放程度、知识储备以及民营企业活力等因素。
尽管我国拥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并在某些领域如人工智能等已接近世界前沿，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第二，但我们并不清楚与榜首之间的差距到底多大，这种差距是逐渐拉近还是在不断扩大？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加以解决，才能保证持续的增长。所以，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能否持续，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增长。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例子，比如“新三样”③。
2023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时，邀请我和几位学者共进午餐。她提到，许多美国的意见领袖都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衰退，形势岌岌可危。2024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来访北大国发院时则表示，中国在“新三样”尤其是电动车领域的大规模发展，抢占了美国的市场份额。这两种观点都不够准确。前者认为我们没有创新能力，中国的发展没有机会；后者却觉得我们势不可挡，会夺走他们的饭碗。我认为，真相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
创新驱动增长的课题，对于商学教育具有很大启示。其中的核心课题就是，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
最近，我见到了德国央行的前行长，他告诉我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此前，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很成功，制造业中有许多百年企业经营得很好，然而，现在德国的职业学校中，有80%-90%的学生都是外国籍，本国的年轻人却不愿去这些学校。我问他，那些本国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做什么？他说，他们更愿意去创业公司，而不是去大公司或政府部门。
这引起了我的思考。根据智联招聘最近的数据，我国的年轻人毕业后，有40%以上的人想去国有企业，10%以上的人想去政府部门，合计近60%。这让我有些担忧，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启示。过去学会一项手艺就能吃一辈子饭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需要什么技能，我们也需要答案。
北大国发院里有几位同事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早期的研究显示，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主要是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高技能人士也开始面临被替代的风险。这对商学院是个全新课题：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教育方向，以及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哪些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北大国发院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和调整，力求培养出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学生。但是，关键在于学什么？我认为，有三个方向：
第一，学习知识。但知识的种类如此繁多，我们要具体学习哪些知识呢？北大国发院是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一群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们能给学生提供他们的洞见和分析。因此，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除了学习商学的基础知识之外，他们最受益的应该是对社会、经济、政策，甚至是商业运营机制的深刻理解。
第二，掌握学习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一点可能比单纯吸收现成的观点更为重要。因为事物总是在变化，今天的知识明天可能就不再适用，但如果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并拥有良好的分析框架，就可以自己用这些工具去应对新的环境。
第三，学习国发院独特的文化。不久前，我们与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④等创始教授进行了一次交流，讨论国发院的独特文化。最终归纳成了四句话：“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我想表达的是，学生们来到国发院，能够学到我们前辈学者们治学做事的态度，是最关键的。
*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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